读者来函：与裴敏欣教授商榷

裴敏欣教授是政治学大师亨廷顿的弟子，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研究既有坚定的价值关怀，又有深刻的穿透力，因此基本上看到他的文章，我都会认真阅读。

最近端传媒发布了一篇张洁平对裴敏欣教授的专访，仔细看完后，发现其中有些表述我不太认同，因此写出来和裴教授商榷，也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对政治秩序的判断

裴教授提出一个“后天安门秩序”的概念（这个概念他在其他文章里也阐释过），认为其特征是精英利益共享，集体领导（分权），裴认为2012年是中国政治走向的强势拐点，直接终结了延续了20年的“后天安门秩序”。

对49年中共建政后不同阶段的划分，大部分学者都以所谓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所谓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以政治极权、计划经济、严密社会控制等等为特征，后30年则以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和政治控制软化等为表层特征。这种社会阶段划分已经成为流行智慧，塑造了大部分人对中共政体演变的理解。

裴教授突出“后天安门秩序”或许能起到强化那个悲剧事件警示意义的效果，但从分类学意义而言，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自由化的确也开启了一个新进程，社会更加多元化，但这些变化和80年相比，似乎并没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都是同一个方向上的演变而已。而关键的是，从政治结构而言，从可疑的双峰政治到同样可疑的寡头共治，其封闭性和压制性基本是一脉相承，其权力合法性也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基础。因此这种新的社会阶段划分，总显得有些任意，缺乏严谨。

实际上，即使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前后30年之分也是有争议的，官方就声称前后30的一致性，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听起来有些荒诞，有些残忍，但却显示了政治权力的底色。

裴教授提到2012年领导人换届终结了这种秩序，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确立了个人领导权威，并以反腐败、高官落马、富豪自危、政治高压等显性症状来表征新秩序的特征。

如何理解2012年以来延续至今的政治秩序，如何给其定性描述，的确有不少困难和分歧。我们既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视觉障碍，又有黑箱政治特有的信息障碍，因此很多判断彼此冲突，大相径庭，但又都能找到佐证的现象。

在现象纷繁复杂难以辨识的情境里，我倾向于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做分析和判断。在一个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经济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官僚体系和政治精英结构化矛盾越来越显著的政治情境里，权威形成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名义上的权力符号要变成实实在在的权威，需要经历一个个领域的成功撕杀，这需要主导者有相匹配的人格、视野、策略和对趋势的迎合。目前来看，这些特质都是模糊不清或者根本就是缺失的。而从人事格局、政策议程、象征塑造等视角来看，主导者或许有先机，但远远没有把先机转化为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地步。拟议中的新一届大会或许是一个契机，又或许是一次原地踏步？我的态度是，我不知道。

体制走向长期停滞？

在其他文章里，裴教授明确提到，从社会经济现状和全球比较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亨廷顿所定义的“转型区”，具备政治转型的客观条件，但政治精英主动转型的主观意愿不够。

裴教授说，前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先例表明，后极权政权的政治改革有巨大的革命性风险，其重要原因是这类政权的沉重历史包袱。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一风险，因此他们坚决不开政改这一口子。现在的“不完全改革”对中共来说是最适应的，既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又掌握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这样的不完全改革对执政精英来说最美好。

因此裴教授认为，长期来看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对于崩溃的可能性，裴教授认为严肃学者从来不讲崩溃，崩溃是不可预测的。

我认为裴教授的分析框架过于狭窄。首先，裴教授把影响政治变革的精英局限在执政集团，不过对应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绩，中国的精英群体也有多重面相，有不同的构成来源。我的朋友星河有篇文章“极权语境下的精英”，就对不同类型的精英有过辨析。就通常而言的经济精英、社会精英，他们对政治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他们对基本权利是敏感的，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是困惑的，他们未必会介入直接的、有风险的政治举动，但他们的策略性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对既有政治结构的侵蚀，长期积蓄的动能可能给体制带来巨大压力。

另外，抗争型精英虽然在资源和影响力方面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的空间，但他们长期的存续，以及颇具道德感召力的象征性行动，只要和特定的契机结合，就可以成为主导性力量之一。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如果看不到这股潜藏的力量，那无疑是偏狭的，也不符合亨廷顿对各个国家转型过程中政治竞争性力量的长期关注的传统。

裴教授对他说的长期停滞并没有给出更确切的定义，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这是一种低水平可以持续的均衡，这是一种十分单调的论断。要打破这种单调的结论，只要引入经济周期和社会治理危机等分析视角，就会发现长期停滞只是一种人为的想像。

中国经济活动虽然受到权力操控，但其周期性症状越来越明显，每次经济危机其实都逼迫体制进行应急操作。以2008年这次周期性危机来看，官方以天量投资，承担起巨额债务为代价，2013年以后，则是靠流动性泛滥，继续吹大房地产泡沫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产，但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是有天花板的，通货膨胀、汇率危机、债务危机这些交互影响的经济周期性因素正在冲击着绩效合法性的根基，危机不可能总是被化解，总有一场足够大的危机会成为体制不可承受之重，因此中国未来并不存在某种想像中的“长期停滞状态”。

而社会治理危机通常来说都是局域的、小规模的，对体制的冲击或许不会那么激烈和直接，但类似一系列事件都会强化社会不满心理，而社会心理的积蓄总会达到某个阈值（临界值）——或许我们早已达到那个阈值，只是需要某次象征性的可复制行动，就能重设现实政治图景。过去若干年，在这些领域我有过一些表述，虽然和现实发展都存在落差，但这些落差往往也就是一步之遥。

裴教授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行为模式也有过论述，官僚体系有其惯性，本身是很难被驯服的，官僚体系的运作有其特定逻辑，并不是通过政治压力就可以重新改造的，过去若干年很多观察者有同感的是，权力精英和官僚体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是被消解了，而是更深刻了，这种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任何停滞都是暂时的表象。

郭文贵对体制“没影响”？

除了这些基于分析框架不同而在表述和结论上有所不同的部分，我发现裴教授这篇专访文章中，对郭文贵和肖建华两个富豪所引发的后续冲击波的判断也值得探究。

对肖建华以及其背后政经脉络，我所知有限，基本上都是道听途说，因此无意评论其后果。对郭文贵，则毕竟看过他的视频，留意到了境内一些相关方的反应，因此我不同意裴教授的“没影响”的判断。作为论据，裴说，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都会有影响，那说明这个政治体制出大问题了。

这个体制当然是有大问题的，它的运行早已失范，反应经常歇斯底里。郭文贵那些言辞和指控，夸张离奇之处当然明显，但正如托马斯定理所言，“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人认为那是真的，很多人乐意很多人认为那是真的。

更重要的是，郭文贵风暴冲击之处，本来可能就是权力结构的某些软肋，既能刺激官僚体系的离心力，也能强化权力精英本来就存在的裂痕。海航近期对其股权疑问作出的一系列应对举动，就说明郭文贵旋风冲击力已经内化，成为失范体制内游移的诅咒。当然，面对体制的刚性防御，我无意特别期待郭导致的后果，但他煽动的翅膀，已经很有蝴蝶效应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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