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争议之后：三种地图、两岸红线与我们的一个地球

2017年7月5日，绿色和平总部办公室发布 "Analysis: How cutting China’s coal overcapacity could help tackle its water woes"（中国煤电产能过剩与水资源压力研究报告），报告中的中国地图，将台湾纳入中国领土范围，结果在台湾引发巨大争议。短短一周之内，绿色和平脸书专页收到超过三千个“一星”负评与大量的“退款”要求，身陷地图风暴。

在这次争议中，不少绿色和平的支持者提出“环保无国界”，认为在全球跨境污染下，毋须再分国界。不过，环保与国界的关系，一向层次复杂，并非一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可以概括，若以“环境运动中的地图”而论，起码就可以辨识出三种以上的不同尺度。

三种地图：见国不是国、见国是国、见国又不是国

第一种地图的看法，以自然的“生态圈”而非人为的“行政区”作为绘制地图的准绳。过去在环保运动中，讨论台湾北部的核一、核二厂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时，便有行动者主张以“万金石”（万里、金山、石门）生态圈的概念取代“新北市（旧台北县）”行政区划，或许更接近“环保无国界”的理念，却又不完全相同。

但是，当环境运动将各国政府推上谈判桌、签下国际协定（例如《巴黎气候协定》）后，国界便成了国家责任的边界，在国境之内，是各国政府必须对此负起责任的区域。对于许多邻近大洋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坚守国界更是捍卫自家海洋资源的依据、与跨国渔业公司的谈判筹码。

在此之外，在大国国境之内存在区域发展不均现象，若将“国界”内部视为均质的铁板一块，也与现实不符。一名资深环保工作者举例，“如果要谈中国的减碳责任，东南沿海与西北区域的责任会一样吗？这时候只谈国家，或许又不太现实。”除了这三种看法之外，地图的尺度与范畴仍有可能根据问题意识的不同，而有完全迥异的“画线”方式。

不过，按照这标准而言，本次绿色和平所犯下的“误植”，并不仅止于“将台湾纳入中国地图”而已。实际上，两岸政府在碳排放与水资源利用上有截然不同法规制度，即便以“环保归环保、政治归政治”的原则进行检视，这张地图也过不了“环保”尺度这一关，从事实上就缺乏将台湾纳入中国领域的基础。

一名外籍资深主管透露，他过去曾以“地图保留台湾、但不画出国界线”，“地图保留台湾、但资料部分将台湾拉白”的方式求全，每逢地图或照片出现两岸国旗时，亦会刻意选择隐匿、回避，就是希望在两岸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能够维持中立。

在本次的燃煤电厂与基线水压力分布图引起争议之前，绿色和平曾在2017年1月发布了问题意识相当类似的地图，以“东亚（含东北亚）”为范畴，探讨区域内的燃煤电厂数量与致死率。在7月5日的燃煤报告引起争议后，绿色和平也紧急重制地图，将中国的周边邻国全都拉入图内，试图平息台湾民众的怒火。这种平息争议的方式，并非由绿色和平首次独创。

过往国际NGO在面对两岸争议时，便常以这种“拉邻国进来搅和”的方式打安全牌，一名外籍资深主管透露，他过去曾以“地图保留台湾、但不画出国界线”，“地图保留台湾、但资料部分将台湾拉白”的方式求全，每逢地图或照片出现两岸国旗时，亦会刻意选择隐匿、回避，就是希望在两岸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能够维持中立。

“坦白讲，其他国家的人，有时候根本不在意你的地图，生活在东亚的人，很多人在意其他区域的国界争议吗？欧洲人或许没兴趣搞懂台湾跟中国的争吵点，亚洲人难道都搞得清楚全世界的国界争议吗？”

然而，这是所有全球性国际组织都必须练习面对的地缘政治难题，在local与global的对撞之间，雷区并不只出现在台湾海峡。前绿色和平东亚分部行政与区域发展总监、现居香港的冯家强便举例：“我必须与同事反覆解释，为何在韩国发布的新闻稿为何必须同时写上East Sea/Sea of Japan？那钓鱼台列屿或尖阁诸岛呢？再远一点，还有以色列与黎巴嫩、以至其他中东地区的关系呢？这是所有国际组织都必须练习面对的难题。”

而这些在各自区域里近乎禁忌的话题，离了当地，其他地区的人往往是一无所知、也毫不在意。“坦白讲，其他国家的人，有时候根本不在意你的地图，生活在东亚的人，很多人在意其他区域的国界争议吗？欧洲人或许没兴趣搞懂台湾跟中国的争吵点，亚洲人难道都搞得清楚全世界的国界争议吗？”曾在另一国际组织工作的主管如是说。

以本次引爆争议的地图为例，绿色和平所做的其实仅是将“中国燃煤电厂分布图”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制作的“基准水压力”地图套叠，真正将“台湾纳入中国一部分”的元凶，归根究柢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世界资源研究所，绿色和平也未敏感地采取许多国际组织曾使用的“拉邻国”、“留白”手法处理台湾地图，才会惹出事端。

学习留在中国：NGO的江湖十二字诀

在中国做NGO，得有12字诀：上下其手、里应外合、弄假成真。

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后，随之而来的各种污染与环境问题，也让各个国际环保NGO多半仍希望进入中国驻点、从当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既是如此，各组织亦都在学习如何留在中国。

一名曾在中国担任志愿者的环团成员回忆，曾有中国NGO工作者告诉他，“在中国做NGO，得有12字诀：上下其手、里应外合、弄假成真。”

上下其手，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许多领域关系紧张，有时甚至堪比台湾的朝野两党对抗，环保行动者在其中，可以向中央举报地方、有时可以选择与亟需合作伙伴的地方政府同行；里应外合，不难理解，便是与公门内有心改革的基层官僚合作，推动政策前进；弄假成真，即是在政府宣示宏大目标时，欢喜认真地响应，“就算政府原本还没打算做真的，也可以推到变成真的。”

一名中国环保人士回忆，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喊出“绿色奥运”原则，对环保标准的追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当时的环保团体眼中“看来特别进步！”但在奥运落幕后，爆发全球金融风暴，中国亦不能幸免于经济衰退，开始对污染企业开后门、亮绿灯，对于不了解中国的人来说，会相当摸不着头绪，“政府的思维不难懂，就是要追求稳定，不能让社会乱，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个环保NGO在中国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与台湾倾向国会游说、打打谈谈，甚至直球对决的社运文化相比，在中国推动社会改革更像一种博弈，如何在赛局里争取对环境比较友善的机会、找到符合当下政治主旋律的倡议路径，针对个案去做，是NGO的每日课题，“大家习惯了不找麻烦，但争取做事空间。”一名资深工作者如此说。在习近平上台后，对境外或本土NGO不算友善，而各机构负责人都选择更加小心，“我不会说是全面倒退，应该说风向变了，我们要找到红线在哪、能努力的方向在哪。”

若将眼光转到另外一面，在“新红线”之外，中国民间的各种环保行动仍然迂回前进。老牌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不但在过去两年发起了31起环境公益诉讼，在体制内促进企业整顿改进、受害居民求偿，也在2017年正式接受了环保部委托，对《水污染防治法》与《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立法研究并提交建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2015年即开始提倡的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行动亦有斩获，种种迹象显示，过往多在末端进行污染监督、举报的环境运动，开始慢慢转向，可以在风险预防阶段施力。也有许多人把精力投向自然教育/环境教育。中国的自然教育机构从2010年到2016年成长了将近七倍，“呈现井喷式增长”。一名曾在南方从事环境运动、现在专注于自然教育的年轻工作者说，从新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期盼出发，“改变下一代”，是他现在最主要的愿望。

问问台湾：要不要参与全球NGO议程？要不要影响中国？

所有国际NGO组织都必须练习处理国际争端、地缘争议的政治基本功，表面看来，这与台湾本土无关。但这恰恰是台湾被孤立的例证。资深工作者分析，台湾受限于国际处境，在全球NGO的议程中长期缺席，“当然还是有很多机会参加，但你不知道全世界今年到底有多少的NGO排定的议程，台湾对国际NGO的多样性，还有国际很多会议，NGO扮演的角色，我们是没有想像的。”如此，在全球气候政治与全新治理格局下，台湾环境运动又该怎么思考自己和国际议程的互动关系？“不先思考这个问题，就很难思考我们对待这些国际NGO的方式。”

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曲折悲哀或迂回前进，表面看来，也与台湾本土无关。但真的无关吗？2016年底，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曾在高雄公开表示，当地污染源分别来自“移动、固定与境外”各占三分之一，其中，“境外污染源”直指中国，中国环保运动的命运，牵动台湾人每日呼吸的空气、雨水和潮汐；而逐年变化的全球气候政治，同样也会影响“本土”的环境议程。

地图的画法仍算小事，一场争议之后，令很多环境实务工作者忧虑的大问题才刚刚浮现：台湾的民间社会，要如何在两岸关系的现状中找到定位？又如何在本土之外，于全球民间社会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位长期在两岸做环境议题的台湾资深工作者感慨：“胡锦涛相对比较开放的时代，有吴介民提出第三种中国想像，许多台湾民团也以此作为定位的想像，但这终究镶嵌在大政治脉络中。当习近平上台、政策紧缩，两岸政府逐渐进入对峙，民间是不是真的也顺着情绪走上坚壁清野的对峙？如果要，那代价是什么？如果不要，那要做什么准备？”

（特约撰稿人李映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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