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和平爭議之後：三種地圖、兩岸紅線與我們的一個地球

2017年7月5日，綠色和平總部辦公室發佈 "Analysis: How cutting China’s coal overcapacity could help tackle its water woes"（中國煤電產能過剩與水資源壓力研究報告），報告中的中國地圖，將台灣納入中國領土範圍，結果在台灣引發巨大爭議。短短一週之內，綠色和平臉書專頁收到超過三千個「一星」負評與大量的「退款」要求，身陷地圖風暴。

在這次爭議中，不少綠色和平的支持者提出「環保無國界」，認為在全球跨境污染下，毋須再分國界。不過，環保與國界的關係，一向層次複雜，並非一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可以概括，若以「環境運動中的地圖」而論，起碼就可以辨識出三種以上的不同尺度。

三種地圖：見國不是國、見國是國、見國又不是國

第一種地圖的看法，以自然的「生態圈」而非人為的「行政區」作為繪製地圖的準繩。過去在環保運動中，討論台灣北部的核一、核二廠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時，便有行動者主張以「萬金石」（萬里、金山、石門）生態圈的概念取代「新北市（舊台北縣）」行政區劃，或許更接近「環保無國界」的理念，卻又不完全相同。

但是，當環境運動將各國政府推上談判桌、簽下國際協定（例如《巴黎氣候協定》）後，國界便成了國家責任的邊界，在國境之內，是各國政府必須對此負起責任的區域。對於許多鄰近大洋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堅守國界更是捍衛自家海洋資源的依據、與跨國漁業公司的談判籌碼。

在此之外，在大國國境之內存在區域發展不均現象，若將「國界」內部視為均質的鐵板一塊，也與現實不符。一名資深環保工作者舉例，「如果要談中國的減碳責任，東南沿海與西北區域的責任會一樣嗎？這時候只談國家，或許又不太現實。」除了這三種看法之外，地圖的尺度與範疇仍有可能根據問題意識的不同，而有完全迥異的「畫線」方式。

不過，按照這標準而言，本次綠色和平所犯下的「誤植」，並不僅止於「將台灣納入中國地圖」而已。實際上，兩岸政府在碳排放與水資源利用上有截然不同法規制度，即便以「環保歸環保、政治歸政治」的原則進行檢視，這張地圖也過不了「環保」尺度這一關，從事實上就缺乏將台灣納入中國領域的基礎。

一名外籍資深主管透露，他過去曾以「地圖保留台灣、但不畫出國界線」，「地圖保留台灣、但資料部分將台灣拉白」的方式求全，每逢地圖或照片出現兩岸國旗時，亦會刻意選擇隱匿、迴避，就是希望在兩岸緊張的政治氣氛中，能夠維持中立。

在本次的燃煤電廠與基線水壓力分布圖引起爭議之前，綠色和平曾在2017年1月發佈了問題意識相當類似的地圖，以「東亞（含東北亞）」為範疇，探討區域內的燃煤電廠數量與致死率。在7月5日的燃煤報告引起爭議後，綠色和平也緊急重製地圖，將中國的周邊鄰國全都拉入圖內，試圖平息台灣民眾的怒火。這種平息爭議的方式，並非由綠色和平首次獨創。

過往國際NGO在面對兩岸爭議時，便常以這種「拉鄰國進來攪和」的方式打安全牌，一名外籍資深主管透露，他過去曾以「地圖保留台灣、但不畫出國界線」，「地圖保留台灣、但資料部分將台灣拉白」的方式求全，每逢地圖或照片出現兩岸國旗時，亦會刻意選擇隱匿、迴避，就是希望在兩岸緊張的政治氣氛中，能夠維持中立。

「坦白講，其他國家的人，有時候根本不在意你的地圖，生活在東亞的人，很多人在意其他區域的國界爭議嗎？歐洲人或許沒興趣搞懂台灣跟中國的爭吵點，亞洲人難道都搞得清楚全世界的國界爭議嗎？」

然而，這是所有全球性國際組織都必須練習面對的地緣政治難題，在local與global的對撞之間，雷區並不只出現在台灣海峽。前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行政與區域發展總監、現居香港的馮家強便舉例：「我必須與同事反覆解釋，為何在韓國發佈的新聞稿為何必須同時寫上East Sea/Sea of Japan？那釣魚台列嶼或尖閣諸島呢？再遠一點，還有以色列與黎巴嫩、以至其他中東地區的關係呢？這是所有國際組織都必須練習面對的難題。」

而這些在各自區域裏近乎禁忌的話題，離了當地，其他地區的人往往是一無所知、也毫不在意。「坦白講，其他國家的人，有時候根本不在意你的地圖，生活在東亞的人，很多人在意其他區域的國界爭議嗎？歐洲人或許沒興趣搞懂台灣跟中國的爭吵點，亞洲人難道都搞得清楚全世界的國界爭議嗎？」曾在另一國際組織工作的主管如是說。

以本次引爆爭議的地圖為例，綠色和平所做的其實僅是將「中國燃煤電廠分佈圖」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RI）製作的「基準水壓力」地圖套疊，真正將「台灣納入中國一部分」的元兇，歸根究柢是總部位於美國的世界資源研究所，綠色和平也未敏感地採取許多國際組織曾使用的「拉鄰國」、「留白」手法處理台灣地圖，才會惹出事端。

學習留在中國：NGO的江湖十二字訣

在中國做NGO，得有12字訣：上下其手、裏應外合、弄假成真。

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後，隨之而來的各種污染與環境問題，也讓各個國際環保NGO多半仍希望進入中國駐點、從當地尋找解決問題的契機；既是如此，各組織亦都在學習如何留在中國。

一名曾在中國擔任志願者的環團成員回憶，曾有中國NGO工作者告訴他，「在中國做NGO，得有12字訣：上下其手、裏應外合、弄假成真。」

上下其手，是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許多領域關係緊張，有時甚至堪比台灣的朝野兩黨對抗，環保行動者在其中，可以向中央舉報地方、有時可以選擇與亟需合作夥伴的地方政府同行；裏應外合，不難理解，便是與公門內有心改革的基層官僚合作，推動政策前進；弄假成真，即是在政府宣示宏大目標時，歡喜認真地響應，「就算政府原本還沒打算做真的，也可以推到變成真的。」

一名中國環保人士回憶，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喊出「綠色奧運」原則，對環保標準的追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在當時的環保團體眼中「看來特別進步！」但在奧運落幕後，爆發全球金融風暴，中國亦不能倖免於經濟衰退，開始對污染企業開後門、亮綠燈，對於不了解中國的人來說，會相當摸不著頭緒，「政府的思維不難懂，就是要追求穩定，不能讓社會亂，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個環保NGO在中國可以做到什麼地步，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與台灣傾向國會遊說、打打談談，甚至直球對決的社運文化相比，在中國推動社會改革更像一種博弈，如何在賽局裏爭取對環境比較友善的機會、找到符合當下政治主旋律的倡議路徑，針對個案去做，是NGO的每日課題，「大家習慣了不找麻煩，但爭取做事空間。」一名資深工作者如此說。在習近平上台後，對境外或本土NGO不算友善，而各機構負責人都選擇更加小心，「我不會說是全面倒退，應該說風向變了，我們要找到紅線在哪、能努力的方向在哪。」

若將眼光轉到另外一面，在「新紅線」之外，中國民間的各種環保行動仍然迂迴前進。老牌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不但在過去兩年發起了31起環境公益訴訟，在體制內促進企業整頓改進、受害居民求償，也在2017年正式接受了環保部委託，對《水污染防治法》與《土壤污染防治法》進行立法研究並提交建議；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自2015年即開始提倡的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行動亦有斬獲，種種跡象顯示，過往多在末端進行污染監督、舉報的環境運動，開始慢慢轉向，可以在風險預防階段施力。也有許多人把精力投向自然教育/環境教育。中國的自然教育機構從2010年到2016年成長了將近七倍，「呈現井噴式增長」。一名曾在南方從事環境運動、現在專注於自然教育的年輕工作者說，從新中產階級對孩子的期盼出發，「改變下一代」，是他現在最主要的願望。

問問台灣：要不要參與全球NGO議程？要不要影響中國？

所有國際NGO組織都必須練習處理國際爭端、地緣爭議的政治基本功，表面看來，這與台灣本土無關。但這恰恰是台灣被孤立的例證。資深工作者分析，台灣受限於國際處境，在全球NGO的議程中長期缺席，「當然還是有很多機會參加，但你不知道全世界今年到底有多少的NGO排定的議程，台灣對國際NGO的多樣性，還有國際很多會議，NGO扮演的角色，我們是沒有想像的。」如此，在全球氣候政治與全新治理格局下，台灣環境運動又該怎麼思考自己和國際議程的互動關係？「不先思考這個問題，就很難思考我們對待這些國際NGO的方式。」

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曲折悲哀或迂迴前進，表面看來，也與台灣本土無關。但真的無關嗎？2016年底，台灣環保署長李應元曾在高雄公開表示，當地污染源分別來自「移動、固定與境外」各佔三分之一，其中，「境外污染源」直指中國，中國環保運動的命運，牽動台灣人每日呼吸的空氣、雨水和潮汐；而逐年變化的全球氣候政治，同樣也會影響「本土」的環境議程。

地圖的畫法仍算小事，一場爭議之後，令很多環境實務工作者憂慮的大問題才剛剛浮現：台灣的民間社會，要如何在兩岸關係的現狀中找到定位？又如何在本土之外，於全球民間社會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位長期在兩岸做環境議題的台灣資深工作者感慨：「胡錦濤相對比較開放的時代，有吳介民提出第三種中國想像，許多台灣民團也以此作為定位的想像，但這終究鑲嵌在大政治脈絡中。當習近平上台、政策緊縮，兩岸政府逐漸進入對峙，民間是不是真的也順著情緒走上堅壁清野的對峙？如果要，那代價是什麼？如果不要，那要做什麼準備？」

（特約撰稿人李映昕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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