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燕：从“小姐”走向“妇女党主席”（下）

本文上篇已于2017年5月15日刊出，点击此处可阅。

叶海燕的疯狂投入为她吸引来了几个“贵人”（以下均为化名）：网友金葛，帮她租下一个工作室，更新了电脑设备，还时不时资助她的生活费，帮助她度过了最青黄不接的2007年；湖北省疾控中心的飞哥，建议她从艾滋病的角度关注性工作者，协助她第一次办了防爱滋街头宣传活动；武汉同性恋组织的于老师，将她推荐给2008年刚刚进入武汉的“中盖项目”办公室，叶海燕随后以“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的名义，申请到了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预防检测项目资金。（注：“中盖项目”为中国官方与盖茨基金会合作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往往与地方疾控中心合作资助草根防爱滋组织。）

由此，过去独自在网络世界中横冲直撞的“流氓燕”，终于摸到了草根参与社会议题最“正规”的道路—— NGO。

对适应性极强、曾经做过公司文秘的叶海燕来说，NGO 的项目文书和工作规范完全难不倒她，而从事 NGO 带来的与权利意识、性别理念、国际交流机会，以及与国内的学者和官员的合作机会，则无疑为她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某程度上，这是一个专业精英的世界，叶海燕说，它给自己带来两项最重要的“震撼教育”：第一，性工作是工作；第二，民主是可行而且必须的。

“我们性工作者姐妹”

“性工作是工作”，来自于一次全球性学会议上，香港老牌性工作者权利组织“紫藤”的负责人严月莲问她：你愿意去做“小姐”吗？叶海燕当场蒙了，她回答“不愿意”，理由是性工作在中国并不是“好的工作”，伴随着屈辱和危险。然而严月莲步步紧逼，认为叶海燕骨子里看不起性工作，“那你怎么去做性工作者的维权？”

叶海燕承认在这之前她的想法是要“解救”性工作者，但这次“压力对话”引发了她的反思：“我改正了自己的想法，去学习做 NGO 的姿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不是去帮助别人、当救世主，而是自己也获得成长。”

叶海燕说，“我经历过几个性工作者，我确实也没有能力帮助她们‘脱离苦海’。”她现在认为，如果社会一时解决不了底层妇女面临的生活压力和不平等，更应该尊重性工作者的选择，尽量让她们避免在工作中受到伤害，性工作是一种工作，也应该受到保护。“很多变化都是从2009年开始的”，叶海燕至今在表达中都注意使用“我们性工作者姐妹”的称呼，“我不想把自己跟她们区分开。”

为了真正与性工作者建立联结，叶海燕特地到性工作场所帮忙收钱，了解职业性工作者的生活；她甚至兼职接客，让自己真正成为性工作者中的一员；她还将自己每次接客的故事写成博客，希望更多人“看见”社会暗角里的真实故事。

她的所为震撼了公众，许多人诘问她：“叶海燕你这样做让你女儿以后怎么见人？”叶海燕回答：“我过去之所以不再做‘小姐’，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考虑孩子，担心以后别人会把污名强加给孩子。可是后来我不介意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也应该接受‘性工作是工作’的观点，她不能像别人一样保持落后的观念。我相信孩子会有自己的分辨。”

至于“民主是可行而且必须的”，则来自于叶海燕在“中国艾滋病联席会议”的经验。

在2005到2010年中国防爱滋国际资助最丰裕的时期，同性恋、性工作者、感染者、成瘾者的关注机构，都借由看似“和谐”的“防爱滋”名义正式成立，中国的草根防爱滋组织一时如雨后春笋冒起，联席会议则是由所有防爱滋组织派代表建立的一个合作互动机制，最盛时期有超过170个组织参与。

“进了这个联席会议就学到了很多民主运作的方法，每年有一次年会，年会的选举都是非常民主的，有竞选演讲、投票，各个组织也为自己拉票。”叶海燕曾在联席会议中当选轮值主席和理事，这给她带来了许多民主程序的实操经验，“比如选举、开会、主持，这些训练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我以前就是自己的表达欲望特别强，可是到了联席会议之后，这些缺点就慢慢减少了，因为我知道了对于弱势群体或者少数人来说，他们的发言是非常重要的。”

在社群组成多样、观点立场各异、利益关系复杂的联席会议中，叶海燕见证也参与过许多博弈，包括联手让中国艾滋病 NGO 领域最资深的“大佬”落选理事会，她认为这些经历让她比许多普通网友甚至知识分子都更了解民主的实际面貌和价值。“民主的环境里面是会产生弊端，其实我们都见识过了，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选择民主的原因。”叶海燕说，“在这种制度下生活才会有机会，起码有讨论和博弈的空间。”

草根 NGO 的“正规”盲巷

然而，在艾滋病 NGO 圈子中摸爬滚打的几年，也让叶海燕深深地体会到这条“正规”道路存在的严重问题。

首先是草根组织工作者在 NGO 资源链条中的弱势和被剥削。叶海燕拿到的项目资助并未包括人员工资，而仅仅覆盖活动经费如差旅费、场地费等，这在小型项目资助中极为常见。在“做项目”的几年里，叶海燕和女儿的生活费主要来自网友的捐助和朋友的借款。

更可怕的是，项目资金“先垫后报”几成惯例，叶海燕常常是一年工作的项目资助到第二年才拿到。“这种制度真的特别坏，本身我们都是很穷的，你要我们去哪里去借钱？”叶海燕记得最窘迫时身上只剩下两块五毛钱，只得求室友请自己吃饭，她最多时因项目欠朋友四万多元，“我从来没有欠过这么多钱。”

如果说物质上的匮乏还能靠理想支撑，防爱滋 NGO 行业在工作中的自我设限，则更让叶海燕感觉到“这不是我想干的事”。

“即使我们把项目工作做得很好，性工作者都有了防卫意识，可是她自身的脆弱性导致她没办法去保护自己，比如安全套会被作为扫黄证据、用安全套客源就会减少。”叶海燕说起自己在防爱滋工作中的反思，“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性工作者要有权利，而不是我们单纯去发个安全套、检测一下艾滋病，所以我希望倡导性工作合法化。在性工作团体里面，可能我的声音显得有点极端。”

除了“性工作合法化”的诉求前卫，叶海燕还十分看不惯大部分防爱滋机构对抗争的避之不及。她曾在一次大型会议中公开质疑其他主流防爱滋工作者：为什么爱滋感染者在北京上访的时候，你们不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不去了解他们的诉求？当时是2011年初，叶海燕已陪伴艾滋病人在北京上访数月，她对着会议的主席台发问：“你们这样是不是很无耻？”

行动上的孤独、物质上的窘迫，加上武汉警方不断逼迁，女儿无人照料，叶海燕感到自己的 NGO 之路已经山穷水尽。她花光仅有的钱，只好向上访的感染者们告别：“我再也不能陪你们走下去了。”她答应武汉警方离开湖北，带着女儿去往广西，警察一路把她们送到火车站。

“十元店”里的田野调查

兜兜转转11年，叶海燕回到了当初做“小姐”的广西小城博白，依然一无所有。

“刚回到广西的时候，我就说要跟女儿好好过日子。我该做的、我该还的债，我已经还够了，我已经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了，”叶海燕说，“实际上身上还有一些债务，但债主都不找我要，我就心里想，我已经用社会工作来偿还给他们了。”

然而“好好过日子”并不容易，叶海燕想开家淘宝店，但新店进账远不足支撑母女的生活。加上不少网友鼓励她多年事业不要一气放弃，表示愿意资助她的工资，叶海燕也有些“路径依赖”，就又申请了个性工作者防爱滋项目，“浮萍工作室”由此而来。

“这是最后一次了”，叶海燕想，她决定既要“痛改前非”，也要按照自己真正认可的方式工作。她将财务交由工作人员打理，发誓不再为项目贴一分钱；她认为城市和中高档场所的“小姐”们脆弱性相对较低，因此将服务对象锁定为县乡底层性工作者；她对工作室同事做风险提醒时强调，工作室的存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认可的事做下去——2012年初遭到热议的“卧底十元店”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因一次偶然机会听说工作室对面就是“十元店”，里面工作的“小姐”都不戴套，叶海燕萌生了去“卧底”的想法。真正进店时，她其实“有点懵”，叶海燕一边在微博发出“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性服务”的直播贴，一边带上录音设备，好在遇到警察扫黄时证明自己并未出价，但到了店里才发现，最需要的纸巾和安全套忘了带。“我进去前还想，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做。”叶海燕坦言，她拒绝了最开始的好几个客人，才克服了心理障碍“营业”，“在里面完全不做很奇怪，遇到比较年轻干净的就做了第一个。”

微博直播“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似是惊世骇俗，但叶海燕早已习惯在网络上播报自己的各种行动，她本以为这一次只是会比平时多一些围观者，不曾想此举会让她再次网络“爆红”。7年过去，叶海燕惊讶地发现普通网友的性观念还是与自己距离太远太远。

伴随“翻红”，各路媒体采访纷来沓至，有记者直接问叶海燕是不是想出名炒作，她将计就计，坦诚相告：“我是很需要名的。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有名的人就会更有影响力，所以名利是必须的，权利也是必须的。”在网络红尘中打滚多年，她已经非常熟悉“吸睛”需要什么样的话语。

事实上叶海燕在“十元店”里只待了两天半，但这短暂的时光让她最直接深入地了解底层职业性工作者的生活，“像大片一样，”叶海燕至今谈起仍感震撼。

第一天，三四层楼里住着一两百个“小姐”，中间旋着一条楼梯，人人倚在上面聊天招客，男人逐个门口瞄瞄，问一句，多少钱，做不做；有“小姐”在唱歌，“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有顾客提着3块多钱的一碗粉送给“小姐”，说“怕你没有吃早餐”，“小姐”就很甜蜜地把他迎进屋……但“歌舞升平”的景象会瞬间被打破，一个老头子认为“小姐”偷了钱，把她暴打一顿，楼里的其他人却像没事人；两个“小姐”为“能不能生出儿子”发生口角，一个“小姐”拿起一块搬砖就把另一个的手掌拍断；底层的残酷忍不住露出它的冰山一角。

第二天就遇上了“钓鱼执法”，一个“小姐”在屋内洗头不接客，来人进屋就堵住门报警，这个当天准备回家的小姐就被抓走罚了3000元辛苦存下的钱，其他“小姐”都说，抓得这么准一定有人“点水”（注：给警察通风报信）。叶海燕自己也遇到一个客人，进门就把安全套扔地上，完事又在床上不起来，她马上意识到可能是钓鱼的，先下手为强说自己录了音，没有要价也没收钱，不怕他报警，对方才悻悻离开。

第三天，“小姐”们担心有更多“钓鱼”上门，纷纷离开，前两天生机勃勃的“十元店”顿时门庭冷落，叶海燕拍了几张照片就也离开了。“这两天半就是一部完整的电影， 高潮到结束。我没想到的会有这么丰富的情节，也觉得很奇怪，但这可能这就是她们平时的生活，可是对我来说太戏剧化了，”她感慨道。

叶海燕两天半的“田野调查”通过微博直播引起了公共舆论的广泛关注，也为她招来了麻烦，那段时间“浮萍工作室”几次被砸掉招牌，还有一次一伙人冲进屋推倒桌椅台柜。“博白想把我赶走，”叶海燕说，当地警察极少正规执法，人们不分体制内外普遍用朴素的暴力处理冲突，“可能是因为卧底事暴露了当地小姐的存在，他们觉得没面子，还可能，他们想去坑小姐的钱，可能也担心我在这里盯住，觉得不方便。”但她并没有服输搬走，风头过去后似乎又相安无事。

“开房找我”的代价

已是“网红”体质的叶海燕2013年又做了一件更轰动的事。

当年夏天，海南万宁“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一时引发舆论激愤，但随着热点更迭以及维权律师被排除出该案，一直关注此事的叶海燕意识到案件很可能又将不了了之。她决心做点什么：5月28日，她在涉事小学门口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并拍照上传网络。这个黑色幽默之举爆炸式地引发网友效仿，当晚的微博被男女网友同一标语以及举着剪刀、锤子等各种道具的照片刷屏。

作为线上抗议，“开房找我”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动员，但同时也将叶海燕的小小工作室卷入灭顶之灾。

5月30日上午，叶海燕刚从海南回到博白，她的女儿中午放学也刚回到家。有人敲门，叶海燕一开门，有两三个女人的走进来就说：“你为什么把我的相片发到网上去？”叶海燕莫名其妙，争执几句就要求她们出去，这时又冲进来七八个人，门口也围了一圈。

叶海燕明白这是来闹事的，她拿起手机将情况发到微博，屋里的人就冲上来抢她的手机，“几个人冲过来都被我掰住手指，我把他手指都快要掰断了。”情况越来越失控，叶海燕的女儿在屋里害怕得缩在一边，“我宝宝她一个人在里面好怕，没办法，我就拿菜刀过来，说‘你们给我出去’，”叶海燕回忆说，“他们说我砍人其实都没有砍到，只是拿菜刀去吓他们，他们不走，我就往一个人背上砍了一下，当时衣服都没有破，根本就不可能是10厘米的伤口，地上刀上一滴血没有。”来人退出门外后，就报警指叶海燕持刀砍人，叶海燕随即被带走拘留。

博白警方当天即发网络公告指叶海燕砍伤三名妇女，又有人发长微博指自己的亲友去找叶海燕理论被砍伤，并贴出“伤口”缝针照片。网友很快发现缝针下的“伤口”并没有破皮，而只是红色的印痕。

被带到派出所后，警方曾提出让叶海燕给500块钱“私了”，“我就一分钱不给，我说你直接关了我，”叶海燕说，“我就知道越关对我越有利，我知道怎么把他们陷入被动的局面。”果然，多名律师和各地维权人士奔赴博白看望叶海燕，微博上也有大批网友参与声援活动，知名女权学者、纪录片导演艾晓明更裸上身拍照抗议“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

拘留13天后，叶海燕获释，“出来看到好多普通人出来声援我，当时我都哭了。看到艾老师那个样子，我也是很难受，当时心里就已经明白，我应该做什么了，”叶海燕说，“我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只做点公益，回报自己所得的一点恩惠就算了，还是必须真正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人士来尽自己的责任。”

叶海燕被广西彻底驱逐，想落脚广东也被大量警力驱赶，最终她只能返回老家湖北阳逻。“低调”了近两年，才得以搬到北京郊区的宋庄落户。

“开房找我”之后，叶海燕似乎没多少大动作，但她坦言自己开始有意识地与访民、公知、民运分子等各个民间圈子打交道，“希望我们尽快地联合起来，我内心是有一些目标的。”

叶海燕持续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写文章，对各种时政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时发表关于性别议题的泼辣观点，逐渐建立了为数不小的稳定读者群。对于各个民间圈子的理念分歧，叶海燕往往采取和事佬和插科打诨的态度，但她也有自己的理念底线：“第一个是，民主是我们必然追求的道路，这一点是不允许去模糊的；第二是关于人权和普世价值，应该关注和推广；然后性工作方面，是最基本的，对性工作方面的每一个错误观念我都要去纠正。”

叶海燕的时政文字经常是“卖乖”的、嬉笑怒骂的、反讽的，比如在维权人士独立参选受打压时，她会写文章要求共产党处罚破坏选举的公职人员，并公开号召大家“再给共产党一次机会”。“很多方面我会用官方比较能接受的语言方式去说我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必须的策略，要不然我很多声音都发不出去。”但叶海燕也表示，在博白被拘后，她对公益推动体制转变已不抱希望，也有过“拼死决裂”的想法。

有人觉得她“卖乖”以保存空间的行为是无意义和幼稚的，学者艾晓明则说：“叶海燕的文字是任何一个中产阶级淑女的写不出来的，她的生存之道也充满底层人民的智慧，好或不好，都是一个极为独特的样本。”

本文上篇已于2017年5月15日刊出，点击此处可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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