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科技代价》：你手上的电子产品，一捏都有毒、汗、血

《科技代价》（Death By Design）是美国女导演韦苏（Sue Williams）的第六部纪录片，聚焦产品迅速普及生活、并引起一股股消费热潮的中美电子产业，其生产和废弃回收过程中，人与环境如何受害至死亡——而且就像电影英文名说的那样，这种死亡是人为预设的（by design），而非因为疏忽或失控。

3月22日，这部2016年成片的73分钟电影在香港大学放映，韦苏出席了影后座谈会。

韦苏与中国渊源甚深，她的祖母是生于中国的白俄罗斯人，母亲是在中国长大的英国人，从30年前开始拍摄纪录片，韦苏的镜头就一直对准中国。

上世纪80年代末，韦苏拍出了第一部作品《革命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讲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建政的中国革命历史；之后是聚焦1949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毛泽东时代》（The Mao Years），和1976年到1997年的《生在红旗下》（Born Under The Red Guard）。1998年到2001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启动3年国企改革计划，搅动了整个中国社会，韦苏将镜头对准了10个中国人在这三年大潮下跨世纪的命运。这部作品就是《赤字中国》（China In The Red）。

时隔十年，韦苏找到的新题材关于中国，又不止中国。

2011年，韦苏认识了马军。马军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的创办人，2006年向公众发布他领头绘制的中国首个“水污染地图”。2010年，IPE 发布首份《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其中点名28家企业的供应商有污染或者违规排放。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回应了 IPE 发出的信函，除了苹果。以保密为由，苹果拒绝提供供应链、供应商相关的信息。

韦苏本来想拍一部关于马军的纪录片。然而随著对国际电子产业流动的了解深入，她发现“中国的生态环境到了什么地步？有三亿居民没有纯净的水源，如今60%的地下水已经不适合饮用”，“当涉及公共健康的时候，你不能说：这是公司文化，公司规定我们不能讨论。然后就闭口不提。”

之后，韦苏驱车前往美国硅谷，前往中国，抽丝剥茧地“发现这个产业的秘密”——在酷炫的科技产品“升级消费”的另一端，是吞噬工人健康、乃至生命的工厂，是大量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废物，是落后的废物回收造成的空气、水源、土壤和人体污染，是汗，是血。

硅谷之凶：防护措施是为了保护产品，而不是工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半导体产业开始在硅谷蓬勃发展。纪绿片中的当地居民说：“这些公司觉得它们能选择在这里落脚是居民的荣幸。”

但实际上，“半导体产业使用大量有毒的原料制造成品。但是那时的防护措施，是为了设计保护产品而不是保护工人的”。 一位曾经于 IBM 在圣何塞（San Jose，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城市）工厂工作的女性员工，在没有被通知及没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时长期暴露在氧化铅中——她生下的孩子患有天生的成长障碍，成年之后智力水平却依然停留在3到4岁，时时刻刻需要她陪护。

在IBM的内部资料“员工死亡原因名单”中，因癌症而死者达到3.3万人。“脑癌，淋巴癌，皮肤癌”的发病率异乎寻常地高。为这名女工起诉 IBM 的辩护律师表示：法院认为这份名单可能会干扰判断，于是决定不采用为证据，即使这在她看来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虽然多位前员工起诉 IBM 的案件均以败诉告终，但是律师认为，“终归是有用的，因为自这些官司后，IBM 开始积极地与前员工达成庭外和解。”

然而当韦苏问到案件和解的具体细节时，律师只说“关于这个，我什么都不能透露。”

韦苏追问：“保密协议也是达成庭外和解的条件之一吗？”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事情解决了，就是这样，”律师重申。

暴烈代工：坠楼的一瞬，他们脱离流水线的绝望

在太平洋对岸，中国大陆各地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工厂里，工人们面对的潜在致命伤害比癌症短促暴烈得多，其中最为震动世人的是在厂区内自杀，其中大部分是坠楼。

作为苹果最大的代工厂，市场庞大的需求在富士康意味著长时间重复的劳动。在3月22日的影后座谈会上，韦苏说：“一个人不能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7天，日复一日地干重复的活，你的身体受不了，就这么简单。”

不仅是身体，在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中，员工有严格的等级，级别高的员工可以辱骂级别低的员工，叫做“吊”。在这个体系中，自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疲劳和收入，也因为心理压力，自信心，自我尊严和对未来希望的丧失。

2010年是最为惊人的一年，1月到11月，大陆多地富士康工厂至少发生了14宗员工坠楼事件，有疑因过劳，有疑因情困，更多至今没有找到原因。

田玉是这14名员工之一。她在深圳富士康的宿舍楼跃下的时候，才17岁。

那天是2010年3月17日，田玉入职的第37天，在前36天里，要上工的日子，她每天重复2880次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有无损坏。她没有结识到任何老乡，也消费不起深圳的繁华：一个多月没领到工资卡的田玉在厂区几个办公室被“踢皮球”，最终身无分文地步行14公里回宿舍。第二天，她从宿舍楼四楼一跃而下，没有死，但三条脊柱和四处髋骨骨折，同时左腰部以下瘫痪，直到2011年年底，240天康复治疗结束，她才做到穿上截瘫步行器，一次可走100多米。

“当时就是很绝望，”韦苏的镜头里，田玉用这样7个字总结自己跳楼的原因。

“那现在对以后有什么打算吗？”采访者问。

“没有，就这样吧，”田玉用手转著轮椅离开了。

“就给了点人道主义赔偿，人道主义…呵，不说了，不说了…” 田玉的父亲还是没能掩盖他眼角的一点湿润。富士康给了田家18万人民币，并在2010年10月将田家父女送回了湖北老家。政府为了防止田家与外界媒体接触，一度对他们进行了监控。

“这些工厂塑造了一代年轻人，”映后，一位观众这么评价。每天，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劳动力在庞大的厂区门口排著队，等著上工。十几二十岁，他们就在工厂里学会一门高度细分和专业化的技术——然后重复。这些技术在别的地方没有任何用处。最终，他们成为了流水线上微不足道、而且可以被随时替换的一小部分。“当他们超过三十岁时，也许会被年轻人替换掉，这是一个悲剧。他们失去了未来。”

物欲焰火：工厂爆炸后，沸腾的是“迟出货、要涨价”

如果庞大需求导致的重复劳动只是日常，新货浪潮带来的需求高峰则可能带来更加大规模的杀伤——不只是个人的替换，而是工人作为一整个群体，在产量与安全的天平上被忽视。

2011年5月20日，成都富士康工厂 iPad2 生产线的抛光车间，发生铝粉爆炸事故，当时 iPad2 面世才2个月多，市场疯抢到断货。全力赶工的抛光车间里，铝粉尘聚集在空气导管中，被电开关引爆，可怕的大爆炸在雨天夺走了至少4名工人的生命，18人重伤。画面里，伤员被抬上救护车，黑烟仍在不断往外冒，工厂外黑压压一片年轻工人拥挤著，一时不知去向何方。

爆炸发生当天，苹果公司发表声明，称对悲剧深表哀伤，正与富士康紧密合作查明原因。而韦苏在纪录片中采访的一位专家指出，在研发和销售的那样高收益的产业链上下游，苹果“对自己的供应链有严格的控制。不能把责任全推卸到代工厂的头上。根源还是在于他们对代工厂提出的要求。”

发生爆炸的成都富士康，2010年10月才投产，之后半年内就完成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iPad 生产线的组装，2011年的产量计划翻倍到4000万，到2013年，更要到1亿台。170万平方米的厂房全部建成投产之后，全球三分之二的 iPad 都将在这里生产。到2013年10月，苹果宣布，自 iPad 问世以来，累计售出了超过1.7亿台，之后两年，又卖出了1.43亿台。

苹果为成都的事故成立了调查组。然而，2011年12月，上海一家为 iPad 外壳进行加工的工厂又发生铝粉爆燃，61名工人受伤送院。而每一次爆炸之后，事故调查的详细报告都石沉大海，工人的后续人生乏人问津，而 iPad 推迟出货和要价更高的消息却沸沸扬扬。

污染转移：在美国不可能做的事，在中国都可以做了

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越来越多承担电子产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的村镇，当地的土壤、水源、空气和居民，也越来越多地承担电子废物的污染和毒害。

1980年末，美国国会通过《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俗称“超级基金法”（Superfund），公司须为造成环境污染的土地承担无限期追溯的责任。硅谷成为了超级基金法规管范围内，有毒物质浓度最高的地方，美国环保署在硅谷指定29处需运用该法处理污染的土地。

韦苏的纪录片显示，这些工厂想到了一个天才的办法来处理有毒的废弃物：把废弃污染物装在铁桶里，统统埋到硅谷的地下。然而他们这么聪明，却没想到那些废弃物有腐蚀性，早已经腐蚀了容器，渗透进了这里的土地和地下水。

虽然这些公司已经投入巨款治理被污染的土地， 然而要基本清除土地中的有毒及污染物，需要漫长的过程。“不是几年，甚至不是几十年，需要几百年，”韦苏在纪录片中说道。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瑞士巴塞尔开会，通过了《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0年3月22日，中国在公约上签字，1992年5月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2000年，中国禁止电子废物进口贸易。但对电子产品的庞大需求、废物进出口及回收规管不完善、环境和工人权益保护弱，使得欧美电子废物源源不绝地——多以非法方式——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多国，进入那里的土壤、河流和人体。

“这些跨国企业在决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韦苏在纪录片中说，“而事实确实如此，通过产业转移，他们躲过了环境治理的成本。突然之间，在美国不可能去做的事，在中国都可以做了。”

分层受害：在中国烧垃圾，还是会在美国吸入重金属

撑著小船在流经中国深圳和东莞的茅洲河上，河水已被污染得浑浊且泛绿。一个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韦苏，周围的工厂都将废水直接排入河内。“环保局来采样检查，他们就往排水管道里倒自来水，被采回去的就是自来水了，”他又说，“他们若是被发现，只需要交罚款，可是我们工作人员却要承担责任。”

不仅如此，马军提到，在中国，污染排放的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有的时候交的罚款比安装污水处理系统的费用还低，有的企业甚至宁愿一直交罚款也不处理废弃物。”纪录片里，一个来到深圳寻找代工厂的外国人，走访多家，有时被遮掩谢绝，有时看见地上泄漏的硫酸，最终才找到一家废弃物处理符合其要求的工厂。

在廉价、落后的回收厂内，缺乏知识、技术和监管的回收方法引致更加触目惊心的结果。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场，工人用极其原始的方法提取电子垃圾里尚有价值的晶片，比如用火烤、用强酸溶解……这对当地空气、水和土壤造成巨大污染。

“不到这里，我真的难以想像他们直接大量焚烧电子产品，”一位儿童医生驱车前往贵屿后，为当地儿童采血检测，发现所有儿童的血铅均严重超标，“铅是没有一个安全值的。”

对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而言，将垃圾和污染扔到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可能减少了直接的环境负担，但不代表从此一了百了，完全置身事外。早在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的修正案就禁止汽油含铅，但那之后，加州的大气仍能被检测出铅。经分析，这些含铅的大气几天前正在亚洲上空。

韦苏说：“就像影片末尾提到的，重金属就是重金属。你可以在吃喝时摄入它，可以在呼吸时吸入它，但重金属仍然存在，它们不会消失。你可以在中国烧掉那些垃圾，但是你依然会在美国吸入重金属。”

强导更替：“坏了就修”对抗“坏了就扔”

将流水线上的工人吞没的庞大需求也罢，将废弃场地的生态环境毁掉的巨量废物也罢，都离不开重要的源头，消费和浪费。

“而苹果的产品是不能拆卸的，他们在传达‘坏了就直接换一个新的，不需要维修’的意识，” IFixit 的两个年轻创始人说到，“而我们想要顾客也能轻松地维修自己的电子产品。” IFixit 正如其名（I Fix It，我来修），售卖组合好的工具包以及简要的说明，让顾客可以自己动手拆卸和维修电子产品，以期延长电子产品的使用期限。

在美国，已经有组织专门负责收集电子废品并进行专业拆分及回收。在一个整洁的库房内，几个工作人员使用特殊工具将电脑、手机的不同部位拆分开来，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手机是我的闹钟，我总是忍不住去看手机，我用越来越多的 APP …事实上我也（对电子产品）上瘾了。一放下手机，世界都开始旋转，”韦苏在影后座谈上承认，“但是事实上有不少人在做这方面的创新，比如爱尔兰有一个工作室，研发了木质外壳的电脑。你可以更换或升级其中的零部件，比如摄像头或者音响。事实上有人在对应（一次性的电子产品）做很棒的设计和创新，唯一的问题就是推广和宣传。”

韦苏说：“我还是挺乐观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更多地将这些东西展示出来，人们就会更明白电子产品背后的代价……如果没有人发声，政府就更不能听见。”

“这才是我想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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