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科技代價》：你手上的電子產品，一捏都有毒、汗、血

《科技代價》（Death By Design）是美國女導演韋蘇（Sue Williams）的第六部紀錄片，聚焦產品迅速普及生活、並引起一股股消費熱潮的中美電子產業，其生產和廢棄回收過程中，人與環境如何受害至死亡——而且就像電影英文名說的那樣，這種死亡是人為預設的（by design），而非因為疏忽或失控。

3月22日，這部2016年成片的73分鐘電影在香港大學放映，韋蘇出席了影後座談會。

韋蘇與中國淵源甚深，她的祖母是生於中國的白俄羅斯人，母親是在中國長大的英國人，從30年前開始拍攝紀錄片，韋蘇的鏡頭就一直對準中國。

上世紀80年代末，韋蘇拍出了第一部作品《革命中國》（China in Revolution），講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建政的中國革命歷史；之後是聚焦1949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毛澤東時代》（The Mao Years），和1976年到1997年的《生在紅旗下》（Born Under The Red Guard）。1998年到2001年，時任總理朱鎔基啟動3年國企改革計劃，攪動了整個中國社會，韋蘇將鏡頭對準了10個中國人在這三年大潮下跨世紀的命運。這部作品就是《赤字中國》（China In The Red）。

時隔十年，韋蘇找到的新題材關於中國，又不止中國。

2011年，韋蘇認識了馬軍。馬軍是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IPE）的創辦人，2006年向公眾發布他領頭繪製的中國首個「水污染地圖」。2010年，IPE 發布首份《IT行業重金屬污染》調研報告，其中點名28家企業的供應商有污染或者違規排放。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回應了 IPE 發出的信函，除了蘋果。以保密為由，蘋果拒絕提供供應鏈、供應商相關的資訊。

韋蘇本來想拍一部關於馬軍的紀錄片。然而隨著對國際電子產業流動的了解深入，她發現「中國的生態環境到了什麼地步？有三億居民沒有純淨的水源，如今60%的地下水已經不適合飲用」，「當涉及公共健康的時候，你不能說：這是公司文化，公司規定我們不能討論。然後就閉口不提。」

之後，韋蘇驅車前往美國硅谷，前往中國，抽絲剝繭地「發現這個產業的秘密」——在酷炫的科技產品「升級消費」的另一端，是吞噬工人健康、乃至生命的工廠，是大量被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電子廢物，是落後的廢物回收造成的空氣、水源、土壤和人體污染，是汗，是血。

硅谷之兇：防護措施是為了保護產品，而不是工人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半導體產業開始在硅谷蓬勃發展。紀綠片中的當地居民說：「這些公司覺得它們能選擇在這裏落腳是居民的榮幸。」

但實際上，「半導體產業使用大量有毒的原料製造成品。但是那時的防護措施，是為了設計保護產品而不是保護工人的」。 一位曾經於 IBM 在聖何塞（San Jose，加州舊金山灣區南部城市）工廠工作的女性員工，在沒有被通知及沒有效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工作時長期暴露在氧化鉛中——她生下的孩子患有天生的成長障礙，成年之後智力水平卻依然停留在3到4歲，時時刻刻需要她陪護。

在IBM的內部資料「員工死亡原因名單」中，因癌症而死者達到3.3萬人。「腦癌，淋巴癌，皮膚癌」的發病率異乎尋常地高。為這名女工起訴 IBM 的辯護律師表示：法院認為這份名單可能會干擾判斷，於是決定不採用為證據，即使這在她看來已經是「再明顯不過的證明」。雖然多位前員工起訴 IBM 的案件均以敗訴告終，但是律師認為，「終歸是有用的，因為自這些官司後，IBM 開始積極地與前員工達成庭外和解。」

然而當韋蘇問到案件和解的具體細節時，律師只說「關於這個，我什麼都不能透露。」

韋蘇追問：「保密協議也是達成庭外和解的條件之一嗎？」

「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我只能說，事情解決了，就是這樣，」律師重申。

暴烈代工：墜樓的一瞬，他們脱離流水線的絕望

在太平洋對岸，中國大陸各地為蘋果代工的富士康工廠裏，工人們面對的潛在致命傷害比癌症短促暴烈得多，其中最為震動世人的是在廠區內自殺，其中大部分是墜樓。

作為蘋果最大的代工廠，市場龐大的需求在富士康意味著長時間重複的勞動。在3月22日的影後座談會上，韋蘇說：「一個人不能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週工作6、7天，日復一日地幹重複的活，你的身體受不了，就這麼簡單。」

不僅是身體，在富士康的企業文化中，員工有嚴格的等級，級別高的員工可以辱罵級別低的員工，叫做「吊」。在這個體系中，自殺的原因不僅是因為疲勞和收入，也因為心理壓力，自信心，自我尊嚴和對未來希望的喪失。

2010年是最為驚人的一年，1月到11月，大陸多地富士康工廠至少發生了14宗員工墜樓事件，有疑因過勞，有疑因情困，更多至今沒有找到原因。

田玉是這14名員工之一。她在深圳富士康的宿舍樓躍下的時候，才17歲。

那天是2010年3月17日，田玉入職的第37天，在前36天裏，要上工的日子，她每天重複2880次同一個動作：查看產品屏幕有無損壞。她沒有結識到任何老鄉，也消費不起深圳的繁華：一個多月沒領到工資卡的田玉在廠區幾個辦公室被「踢皮球」，最終身無分文地步行14公里回宿舍。第二天，她從宿舍樓四樓一躍而下，沒有死，但三條脊柱和四處髖骨骨折，同時左腰部以下癱瘓，直到2011年年底，240天康復治療結束，她才做到穿上截癱步行器，一次可走100多米。

「當時就是很絕望，」韋蘇的鏡頭裏，田玉用這樣7個字總結自己跳樓的原因。

「那現在對以後有什麼打算嗎？」採訪者問。

「沒有，就這樣吧，」田玉用手轉著輪椅離開了。

「就給了點人道主義賠償，人道主義...呵，不說了，不說了…」 田玉的父親還是沒能掩蓋他眼角的一點濕潤。富士康給了田家18萬人民幣，並在2010年10月將田家父女送回了湖北老家。政府為了防止田家與外界媒體接觸，一度對他們進行了監控。

「這些工廠塑造了一代年輕人，」映後，一位觀眾這麼評價。每天，數以百萬計的年輕勞動力在龐大的廠區門口排著隊，等著上工。十幾二十歲，他們就在工廠裏學會一門高度細分和專業化的技術——然後重複。這些技術在別的地方沒有任何用處。最終，他們成為了流水線上微不足道、而且可以被隨時替換的一小部分。「當他們超過三十歲時，也許會被年輕人替換掉，這是一個悲劇。他們失去了未來。」

物慾焰火：工廠爆炸後，沸騰的是「遲出貨、要漲價」

如果龐大需求導致的重複勞動只是日常，新貨浪潮帶來的需求高峰則可能帶來更加大規模的殺傷——不只是個人的替換，而是工人作為一整個群體，在產量與安全的天平上被忽視。

2011年5月20日，成都富士康工廠 iPad2 生產線的拋光車間，發生鋁粉爆炸事故，當時 iPad2 面世才2個月多，市場瘋搶到斷貨。全力趕工的拋光車間裏，鋁粉塵聚集在空氣導管中，被電開關引爆，可怕的大爆炸在雨天奪走了至少4名工人的生命，18人重傷。畫面裏，傷員被抬上救護車，黑煙仍在不斷往外冒，工廠外黑壓壓一片年輕工人擁擠著，一時不知去向何方。

爆炸發生當天，蘋果公司發表聲明，稱對悲劇深表哀傷，正與富士康緊密合作查明原因。而韋蘇在紀錄片中採訪的一位專家指出，在研發和銷售的那樣高收益的產業鏈上下游，蘋果「對自己的供應鏈有嚴格的控制。不能把責任全推卸到代工廠的頭上。根源還是在於他們對代工廠提出的要求。」

發生爆炸的成都富士康，2010年10月才投產，之後半年內就完成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iPad 生產線的組裝，2011年的產量計劃翻倍到4000萬，到2013年，更要到1億台。170萬平方米的廠房全部建成投產之後，全球三分之二的 iPad 都將在這裏生產。到2013年10月，蘋果宣布，自 iPad 問世以來，累計售出了超過1.7億台，之後兩年，又賣出了1.43億台。

蘋果為成都的事故成立了調查組。然而，2011年12月，上海一家為 iPad 外殼進行加工的工廠又發生鋁粉爆燃，61名工人受傷送院。而每一次爆炸之後，事故調查的詳細報告都石沉大海，工人的後續人生乏人問津，而 iPad 推遲出貨和要價更高的消息卻沸沸揚揚。

污染轉移：在美國不可能做的事，在中國都可以做了

除了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越來越多承擔電子產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的村鎮，當地的土壤、水源、空氣和居民，也越來越多地承擔電子廢物的污染和毒害。

1980年末，美國國會通過《綜合環境反應補償與責任法》，俗稱「超級基金法」（Superfund），公司須為造成環境污染的土地承擔無限期追溯的責任。硅谷成為了超級基金法規管範圍內，有毒物質濃度最高的地方，美國環保署在硅谷指定29處需運用該法處理污染的土地。

韋蘇的紀錄片顯示，這些工廠想到了一個天才的辦法來處理有毒的廢棄物：把廢棄污染物裝在鐵桶裏，統統埋到硅谷的地下。然而他們這麼聰明，卻沒想到那些廢棄物有腐蝕性，早已經腐蝕了容器，滲透進了這裏的土地和地下水。

雖然這些公司已經投入鉅款治理被污染的土地， 然而要基本清除土地中的有毒及污染物，需要漫長的過程。「不是幾年，甚至不是幾十年，需要幾百年，」韋蘇在紀錄片中說道。

198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瑞士巴塞爾開會，通過了《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1990年3月22日，中國在公約上簽字，1992年5月公約在中國正式生效。2000年，中國禁止電子廢物進口貿易。但對電子產品的龐大需求、廢物進出口及回收規管不完善、環境和工人權益保護弱，使得歐美電子廢物源源不絕地——多以非法方式——進入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多國，進入那裏的土壤、河流和人體。

「這些跨國企業在決定將產業轉移到中國來的時候，就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韋蘇在紀錄片中說，「而事實確實如此，通過產業轉移，他們躲過了環境治理的成本。突然之間，在美國不可能去做的事，在中國都可以做了。」

分層受害：在中國燒垃圾，還是會在美國吸入重金屬

撐著小船在流經中國深圳和東莞的茅洲河上，河水已被污染得渾濁且泛綠。一個環保局的工作人員告訴韋蘇，周圍的工廠都將廢水直接排入河內。「環保局來採樣檢查，他們就往排水管道裏倒自來水，被採回去的就是自來水了，」他又說，「他們若是被發現，只需要交罰款，可是我們工作人員卻要承擔責任。」

不僅如此，馬軍提到，在中國，污染排放的違法成本低於守法成本。「有的時候交的罰款比安裝污水處理系統的費用還低，有的企業甚至寧願一直交罰款也不處理廢棄物。」紀錄片裏，一個來到深圳尋找代工廠的外國人，走訪多家，有時被遮掩謝絕，有時看見地上洩漏的硫酸，最終才找到一家廢棄物處理符合其要求的工廠。

在廉價、落後的回收廠內，缺乏知識、技術和監管的回收方法引致更加觸目驚心的結果。在中國廣東省汕頭市貴嶼鎮，有全球最大的電子垃圾處理場，工人用極其原始的方法提取電子垃圾裏尚有價值的晶片，比如用火烤、用強酸溶解……這對當地空氣、水和土壤造成巨大污染。

「不到這裏，我真的難以想像他們直接大量焚燒電子產品，」一位兒童醫生驅車前往貴嶼後，為當地兒童採血檢測，發現所有兒童的血鉛均嚴重超標，「鉛是沒有一個安全值的。」

對於發達國家發達地區而言，將垃圾和污染扔到發展中國家的落後地區，可能減少了直接的環境負擔，但不代表從此一了百了，完全置身事外。早在1990年，美國《清潔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的修正案就禁止汽油含鉛，但那之後，加州的大氣仍能被檢測出鉛。經分析，這些含鉛的大氣幾天前正在亞洲上空。

韋蘇說：「就像影片末尾提到的，重金屬就是重金屬。你可以在吃喝時攝入它，可以在呼吸時吸入它，但重金屬仍然存在，它們不會消失。你可以在中國燒掉那些垃圾，但是你依然會在美國吸入重金屬。」

強導更替：「壞了就修」對抗「壞了就扔」

將流水線上的工人吞沒的龐大需求也罷，將廢棄場地的生態環境毀掉的巨量廢物也罷，都離不開重要的源頭，消費和浪費。

「而蘋果的產品是不能拆卸的，他們在傳達『壞了就直接換一個新的，不需要維修』的意識，」 IFixit 的兩個年輕創始人說到，「而我們想要顧客也能輕鬆地維修自己的電子產品。」IFixit 正如其名（I Fix It，我來修），售賣組合好的工具包以及簡要的說明，讓顧客可以自己動手拆卸和維修電子產品，以期延長電子產品的使用期限。

在美國，已經有組織專門負責收集電子廢品並進行專業拆分及回收。在一個整潔的庫房內，幾個工作人員使用特殊工具將電腦、手機的不同部位拆分開來，分類放在不同的箱子裏。

「其實在這一點上，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手機是我的鬧鐘，我總是忍不住去看手機，我用越來越多的 APP ...事實上我也（對電子產品）上癮了。一放下手機，世界都開始旋轉，」韋蘇在影後座談上承認，「但是事實上有不少人在做這方面的創新，比如愛爾蘭有一個工作室，研發了木質外殼的電腦。你可以更換或升級其中的零部件，比如攝像頭或者音響。事實上有人在對應（一次性的電子產品）做很棒的設計和創新，唯一的問題就是推廣和宣傳。」

韋蘇說：「我還是挺樂觀的。我覺得如果我們更多地將這些東西展示出來，人們就會更明白電子產品背後的代價……如果沒有人發聲，政府就更不能聽見。」

「這才是我想說的：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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