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下仍无新事，外卖背后的中国劳工困境

早上9：30，沃增成身著“蜂鸟配送”招牌的蓝色棉袄和蓝色头盔，来到上海浦东的一个美食城门口集合，与他的11位工友一起高喊四句口号：“对客户态度友好，不推托敷衍，不损害客户利益，不可主观揣测。”喊完之后，他们分别骑上电动车，开始自己一天的孤独的“战斗”。

3月的上海依然寒冷，沃增成习惯性的踡缩著身体，佝偻著背，说话有浓重的乡音。他来自河南，年届30岁已在上海已经打了七八年工，皮肤黝黑、粗糙，脸上的褶子是长期日晒雨淋的印证。

沃增成此前在工地上做水泥工，随著网络叫餐平台在中国大陆的火热发展，一大批像他这样的外来民工也投身这个行业，成为了外卖送餐员。

送外卖时间相对自由，收入也相对较高。外卖平台还为这些外卖员设置了一个好听的职业名：“骑手”。“春节回去，我跟我儿子说爸爸在大城市里做骑手，小孩听了可带劲了，”沃增成笑著说。

用手机应用程序叫外卖是中国大陆近几年新兴互联网行业中新的商业模式，并且极大地改变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从前的餐馆要自己安排人手上门送外卖不同，有了第三方的外卖团队后，相当于每家餐馆都有了配送外卖的能力。

白领们不用在街上纠结选哪家餐厅，无需烦躁地排队与等待，不必凑一起选同一家餐厅。大家只要拿起手机，在 APP 上各选各的，就好像在淘宝上购物一样。

这个商业模式也迅速获得了资本的青睐，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6年，大陆网络叫餐平台的市场规模从634.8亿元增长到了1808.7亿元。（注：文中金额如无特殊说明均指人民币）。

2015年，抢占外卖市场的大战拉开序幕。和 UBER（优步）在大陆的命运相似，海外品牌节节败退。2016年，来自德国的品牌“外卖超人”率先“缴械投降”，宣布退出中国。其母公司 Delivery Hero 的中国区董事长刘凯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中国最大的三家外卖平台‘饿了么’、‘美团外卖’、‘百度外卖’，作为我们钦佩的同行，其总估值已经超过 90 亿美元，超过了全球最大的三家外卖平台 Delivery Hero、GrubHub、JustEat 三家之和，这还没有计算中国市场中其他的参与者。”

2016年，外卖市场进一步重新洗牌，BAT（百度、阿里、腾讯） 完成了对“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外卖”的布局，合计占据了大陆85%以上的外卖市场份额。以饿了么为例，截止到2016年3月，已经占据大陆260个城市、日均订单200万、用户数4000万。

为了彻底布局各大城市，完善外卖服务，外卖行业不断在招兵买马，沃增成这样的外卖员大军是必须扩充再扩充的人力资源。目前，外卖平台通过自营+代理（第三方配送公司）+众包（个人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搭建出一个个遍布各大城市的送餐物流系统。

但作为系统中最基本也是最底层环节的外卖员来说，他们的劳工保障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拿著智能手机、骑著电动车风驰在大都市街巷的他们，仍不过是一群吃青春饭的外来务工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明天在何方。

高额罚款：一单投诉等于白送143个外卖

沃增成每天早上喊的四句口号，是“饿了么”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客户至上”。从工地上辞职加入外卖行业后，沃增成很真诚、很努力地实践著口号的理念。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每周有一到两次值晚班到夜里12点，一个月休息1、2天。

但实际上，沃增成并不属于“饿了么”的真正员工。目前几大外卖平台的直营员工人数远远不够几千万点餐者在同一高峰时间点餐所需要的人力。外卖平台为此补充进了第三方物流公司，增加配送人力。沃增成所在的“蜂鸟配送”就是为“饿了么”服务的第三方公司。

除了第三方公司，外卖平台还发挥了共享经济的最突出优势，甚至一些个人也都可以成为“骑手”，在手机上接单，取餐，给用户送餐。

由于外卖行业需要在最短的时间跑马圈地，攻下更多城市才能形成未来的垄断市场，达到资本市场期望的规模经济。而获取客户的最快方式是补贴和服务。

服务质量首先就体现在计时送达上。第三方配送公司会在手机应用程序里派订单，接到单的第一秒，倒计时开始了。手机程序的页面左上角是30分钟倒计时，沃增成说，一年前还是60分钟。但外卖行业的竞争实力体现在速度上，速度越快，服务越好。于是一小时被压缩成45分钟，现在是30分钟。“刚开始的时候，捧著手机像捧著定时炸弹，觉得太刺激了”。

不能按时送达怎么办？罚款！由于外卖平台对加盟的第三方配送公司和众多的众包兼职员工鞭长莫及，只能“以罚代管”。

“没看到过明文规定的罚款条目和金额，都是站长口头说的”。沃增成和工友吴冲一起回顾了下罚款名目，超时10分钟罚款5元，20分钟10元，依此类退；汤洒出来，罚款100；没有戴头盔，被公司监管人员拍到，罚款500；食物未送到，按“提前送达”，罚款1000；和客户发生口角，罚款50，等等。

吴冲是内蒙古人，之前一直在老家打工，2016年来到上海加入了外卖员队伍。他记得自己刚送外卖的时候，眼看要迟到了，在手机 APP 上按了“送达”键，被客户发现后投诉，被扣了1000元，“相当于白送了143个外卖！”吴冲称，他每送一单外卖的提成仅为7元。

吴冲还记得有次送一杯40元的咖啡，配了一杯冰块。路上咖啡洒了，他自己重新买了一份赔给客户：“我到现在都很郁闷，花了40元，买了一杯冰。”

一个骑手的日常：风雨无阻，人体吸霾机，马路杀手或被杀

李亮亮是山西人，在北京打工，做骑手一年多，是第三方配送公司“达达”的员工，不属于“饿了么”直营，没有底薪和劳务合同。外卖火了之后，他从老家拉出来五六个人一起干。在北三环外租了一间每月1500元的一居室地下室，一间4个人住，房费平摊。

“写字楼是最痛苦的，十几层二十几层往上爬，坐电梯根本来不及，”李亮亮说。今年1月，一段秒拍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一个“饿了么”的员工因为被困在电梯里，导致送餐迟到，焦急大哭。最后“饿了么”公司解释，因为他手上有五六个外卖，而电梯层层停，在电梯里耗费了20多分钟，心急如焚。

李亮亮经历过送完一餐下楼，整个保温箱里的食物都被偷走了，他几乎呆在那里。从此，他无论送多少餐，跑多少楼梯，都提著所有的包裹上上下下。

天冷、雾霾、下雨、下雪。这是外卖订单最多的时候，但也是外卖员面临自然环境状况最恶劣的时刻。让李亮亮记忆犹新的还是北京2016年六七月时的雨季。“外面下大雨，雨水顺著头盔流到雨衣里，衣服里面就是下小雨”。路上积水，深的地方只好推车走。下雪天，地上还打滑，摔跤常有的事儿，“哪个送外卖的没摔过跤，人倒了，但车不能倒”。

“有雾霾，叫外卖！”这甚至成了外卖平台的广告语。外卖员为此自嘲是“人体吸霾机”，“雾霾怕什么，以前工地上干活，雾霾不照样开工吗？没这么娇气，”李亮亮说，6、7年前雾霾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咳嗽了一个月，现在完全适应了，就是北京天气干燥，跑两天嘴唇就裂开了。

为了赶时间，外卖员骑电动车只能用“不要命”来形容。有一次逆向行驶，李亮亮撞上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把出租车前盖撞凹了。李亮亮自己先躺倒在地。这是这一行的“潜规则”，李亮亮称之为“窍门”。“我没有多大事，擦破皮而已，躺倒也不是想讹人家，但是我们也怕开车的讹我们，我们开两轮的哪赔得起开四轮的嘛？”

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关键词“外卖、交通事故”，可以检索到763,000个结果。

2015年4月，一个高中生被“饿了么”的外卖员撞伤，最后法院认定送餐员抢时间，和行人相撞。饿了么赔偿15.7万元。

2017年1月2日，上海一名外卖送餐员因涉嫌闯红灯被撞身亡。

“你就站在十字路口看一天，不知道多少个送外卖的会摔跤，”吴冲自称，看到红灯能闯则闯，路上要是堵了就上行人道。行人道要是人多了，就上机动车道。在上海，被交警抓到违反交通事故，一次罚款20元，这显然阻吓不到骑手们。“很多时候，一边闯红灯，一只手扶著把手，一边打电话跟客户道歉要迟到了，最容易出事。”

一位工作一年的美团外卖的骑手信息里显示，累计行驶9581公里，准时率92.74%，平均配送34分钟。这将近一万公里的里程，长度超过了从北京到英国的直线距离。而电动车一般行驶的速度是40公里/小时，骑手们经常开到60公里/小时。

被劳动法遗忘的“物流人员”

高额的罚款、艰苦的工作，但外卖员仍是很多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青睐的职业。“一样是农民工，这份工作的工资可以达到八千到一万”。李亮亮颇为满意，尽管没有签过合约，没有社保。

甚至大量的快递员也纷纷跳槽进入外卖行业。快递一般派件每单收取1到1.5元，收件在每单4元左右，一天可以送一两百个件。除了一些大型的快递公司，如顺丰或外资的物流公司，很多快递员的待遇其实十分微薄，工作辛苦，工作时间长。而目前外卖行业还处在烧钱扩张阶段，即使是第三方配送公司的外卖，也有每单7元的提成。而且每天除了午餐和晚餐两个高峰时间，其他时间外卖快递员们也可以休息。

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加入了这个互联网催生的行业，但这仍然是一个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工种，一个吃青春饭的行当。多位采访者向端传媒记者表示，他们并没想过未来做什么，只要眼下先赚两年钱。

外卖平台抓住了务工者的心态，通过外包公司节省了搭建庞大物流团队的成本和时间，也顺势推诿了几十万外卖大军的社保责任。香港劳工通讯研究员 Keegan Elmer 告诉端传媒记者，在外卖、快递这些这种新经济模式下，通过一层层外包，把社保问题变得复杂。

以“饿了么”为例，2014年初，公司只有200多名员工，覆盖范围也只有全国的20个重点城市。如今，“饿了么”拥有一个超过20万人的配送团队。而当中仅有数千人是直属员工。

在大多数第三方配送公司中，外卖员并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不签合同，意味著没有劳动法的保护，更谈不上劳动者应该有的五险一金。薪酬结构中，不包含底薪，仅以每单获取配送费提成作为酬劳。

吴冲告诉端传媒记者，“一开始说试用半个月就签合同，现在半年都过去了。还说要买意外险，到现在也没买。”记者问：“你知道公司要帮你缴纳工伤险吗？”他一脸困惑：“啥是工伤险？”

在中国大陆，工伤险属于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险种之一。而意外险属于商业险，可买可不买。如果雇主不和劳动者签合约，也就逃掉了一系列强制的社会保险，对于送外卖这样的高风险来说，工伤险是最后一道经济保障。

2016年5月北京交通大学、阿里研究院和菜鸟网络联合发布《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从事社会化电商物流行业的有203.3万人，大概是5年前的3.4倍，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快递员和外卖员，而当中大多数并未缴纳社会保险。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级劳动保障研究所的研究员告诉端传媒记者，劳动关系属于特殊的民事关系，如果劳资双方中有一方并未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异议，国家的监管部门并不会强力介入。

而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如果企业和个人不签合约，那工资里就不会扣除这些税收和社保金。“事实上，劳动者和企业雇主都有这些默契。劳动者认为自己不会享受这些社保，也不想缴纳，”该专家说。

新型劳资关系：没有集体，何来协商？

“原本在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有很多博弈的空间，”上述劳动法专家表示，在大陆，集体谈判称为集体协商，在双方实力均衡的情况下，工人代表可以和资方进行谈判，比如：工时、社保、待遇和工作条件。

但和数千人聚集的工厂不同，无论是外卖、还是快递行业，新的业态让这些打工者分散在中国城市里大大小小的物流网点中，他们形不成集体，互不相识，流动性高，更没有工人代表。

沃增成所在的网点，外卖员一共12人，面对一个有20万配送员的大公司，他们甚至不知道要怎么去争取权益。

2017年春节前，外来务工的人一般都提早返乡过年，这让外卖平台非常犯难，在公司内部把这场春节看成是一决成败的“攻防战”。

为了留住骑手们，沃增成所在的“蜂鸟配送”答应提成从每单7元上升到16元。但还是很多人选择提前回老家，外卖人少活多，大量外卖超时送达。但春节回来，站长被换，不但没有给每单16元，而且每个超时的外卖都倒扣钱。“大家和老板吵，最后不赔钱了，但是承诺的每单16元，因为换了一个站长，也不了了之，”沃增成气愤地说。

沃增成、吴冲、李亮亮不会清楚整个外卖市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这个风头正劲的行业对他们的意义仅仅是，“反正都是农民工，现在这个挣得多一点，以后也不好说，”李亮亮告诉端传媒记者。

一旁送快递的小哥则搭嘴到，“我看你们外卖的红利也快过去了。”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