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称“Comrade”，誓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美国青年在想什么

“欢迎参加我们的每月例会，下面我再请几位同志发言！”我竖起了耳朵，不敢相信居然在美国首都听到了“Comrade（同志）”这个称呼。说话的中年男子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华盛顿分会会长，留着中长黑发、络腮胡，长得还有几分像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是全美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有超过100个地方分会。我环顾四周，当天出席华盛顿例会的“同志们”约有80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多是学生或服务业、教育、非营利组织员工，七成是2、30岁的白人男性。会议过程中，坐在木制长椅上的同志们传递着一个零食罐改装的捐赠罐，放钱的洞口边打趣地标上了“公平贸易认证”几个字。马克思主义主张无神论，例会场地却是基督教新教贵格会（Quakers）教堂，碍于场地费用，必须按时散会离去。

不少“同志”佩戴红玫瑰胸针——红玫瑰是二战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组织常用的标志。DSA会徽就由一朵红玫瑰和一双握住的手组成。有人认为玫瑰代表热诚、热血，有的说它沿用了代表反抗、起义的红色，而柔美的花朵形象与流血暴力的革命区分开来。

DSA目前约有19000名会员，人数在一年内增长了近四倍，达到1982年成立起的最高纪录，新会员大多是受到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启迪的年轻人。盖洛普调查显示，69%的美国千禧一代（一说“1981年到2000年出生”，也有说是“1984-1995”年间出生的一代）愿意投票给社会主义者总统候选人，他们父辈一代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相同意见。

“赫然发现，我们是‘生活品质不保证能比父辈好’的第一代美国人。”

27岁的Ryan Mosgrove告诉端传媒，他是DSA的动员组织者之一。高中辍学、曾在餐馆当侍应生的Ryan有不少同事是硕士甚至博士毕业生，却找不到收入更好的工作，揹负高昂学贷，担心付了房租就付不起医保，“我们的经济显然出了问题，而且收入分配方式偏帮富人，工薪阶层无法受益”。他成长于佛罗里达州一个财务并不宽裕的工薪家庭，一度需要领食品券维生，观察到社区中不乏其他勤奋工作却捉襟见肘的工薪家庭。父母是共和党支持者，Ryan却在晚餐桌边的家庭政治辩论中成长为社会主义者。

他15岁就开始参与社运，曾是美国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Social Alternative的一员。Social Alternative认同桑德斯的大量政见，但不满他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转而为绿党候选人Jill Stein背书，扶持“能代表99%”的第三党崛起。Ryan相信桑德斯若当选，会改变民主党被公司利益把持的现状，在去年转投DSA。更在特朗普当选后，决意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了DSA的员工。

去年六月加入DSA的Austin Kendall记得，他参加的第一场例会只有12人出席。随着大选推进，来开会的同志越来越多，特朗普当选后，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我们都觉得，资本主义只为富人服务，而新总统更会让社会不均雪上加霜，是时候站出来做点事、对抗特朗普政府了。”

26岁的Austin生于苏联解体的1991年，平日在工会组织工作，业余时间义务负责DSA华盛顿分会经济正义委员会的工作。除了这个委员会，DSA还设有族裔正义、女权主义、气候变化及环境正义等委员会。

Austin自述在2008年金融风暴时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不能永续。2011年，数以万计的美国年轻人走上街头 “占领华尔街”，发出了抗议不公平政治经济体制的怒吼，奏响了大选中以桑德斯为首的社会主义运动前奏。桑德斯败选，社会主义运动并未随即退散，反而受特朗普上台刺激，成长为不容忽视的一股“赤潮”。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共产党、社会主义行动等政党，但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不同，始终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社会学者Werner Sombert在1906年发表著作《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试图解释这一原因。其中一个理由是，当年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对优越，在民主社会中有一定地位，容易安于现状，忙于追求美国梦。“在烤牛肉和苹果派面前，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他写道。

但如今，美国的现实情况，与Sombert时代恰好相反，经济衰退的现实和预期，加上人们对现行分配制度只奖励富人的不满，促生了数以百万计的桑德斯支持者，包括不少自诩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刚刚或即将投身社会的年轻人，对现状和未来的观感最为消极。

皮尤（Pew）中心的研究发现，越年轻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一词越有好感。18至29岁、即冷战结束时未出生或非常年幼的美国人中，43%对社会主义有好印象，只有14%的65岁以上美国人有同感，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明显代际差异。Austin成长在政治风气偏左的华盛顿近郊，父母都倾向民主党，“听到我自称社会主义者，我爸妈大概会翻白眼吧。”Austin笑说。

对美国千禧一代来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污名，与流血革命、独裁专制、计划经济无关，而是实行市场经济，但资源分配较平均、社会福利网精细的北欧模式。

在他们心目中，社会主义不是苏联与古巴，而是丹麦、瑞典、挪威与芬兰。

“社会主义是为人民、为需求而制造商品，而不是为了利润。”这是Austin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工人有更好的待遇和更大的话语权，不需被迫售卖劳动力。他曾在丹麦寄宿家庭生活半年，在他看来，丹麦人看起来比美国人更开心。 “他们家庭第一，工作第二，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抽烟，但因为有全民医保，说不定会比我长寿得多！”

“桑德斯的年轻支持者们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只是喜欢免费的东西，而不想如何维持供应。委内瑞拉的药品是免费，但你去当地医院看看，还有药可取吗？”二月在华盛顿近郊举行的全美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保守派人士在研讨会上引用的多是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批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有过于浪漫的想像，应该买张单程票到古巴去吃吃苦。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去年的调查发现，

美国千禧一代中，42%的人没听说过毛泽东，分别有40%和33%不知格瓦拉和列宁是何许人物；三分之一的人错认为小布什比斯大林杀害的人数多，引发千禧一代盲目崇拜社会主义的质疑。

Austin坦言，没怎么读过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对武装革命史兴趣缺缺。说起社会主义，不会马上想到苏联，“那是极权主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也没几个人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吧？”Ryan辩称，只要社会中有推动有社会主义色彩政策改革的共识，就不必拘泥于理论知识。他不喜欢分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等名词的区别。“我会留给学术界来界定这些名词。加入DSA不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纯度测试。”

温和社会主义

DSA是包容各种政治观点的大帐篷（big-tent）组织，会员中有共产主义者，也有左翼民主党人。“在美国历史上，‘社会主义’这个词首次出现在政治改革的议程中。我们需要DSA这样的模式去串联各种人。”Ryan说。它不是一个政党，更像是一个扎根于社区的社团组织。会员的共识是支持民主、反对一党专制，希望推动促进劳工权利、医保、环保、族裔和性别平等、更平等的资源分配等政策。Austin与Ryan们不向往一夜揭竿而起冲进白宫、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希望逐步推动带有社会主义公平色彩的政策。

或许是因为观察到新会员的惊恐神色，例会中一位发言者澄清说：“大家不要被‘同志’这个称呼吓到，这里人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不相同，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接受任何他们不认同的理念。”

他们心怀改革美国资本主义的目标，但要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与陷入委内瑞拉式的困境，或是如何在美国应用难以复制的北欧模式，DSA的年轻同志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但他们毫无犹豫地判断，2016年大选后持续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步，要迈在地方政治上：为支持完善社会福利政策的地方候选人拉票、搜集签名为餐饮从业员争取最低工资、组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到极右翼“白人至上”组织办公室前抗议、开展介绍社会主义的公开演讲⋯⋯革命也许永不会降临，但特朗普添了不少社会主义者邻居。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