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不可能和狱警结婚”

中国有多少狱警？2012年，司法部长吴爱英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国有30万狱警，164万在囚犯人，超过司法部要求的警囚比例18%（每100名犯人，要配备18名狱警），此后数年，官方未有公布更新数据。2015年末，中央电视台一档法制节目的狱警专题介绍，真正在一线的狱警不到5%，不及18%的三分之一。

警力不足让狱警工作十分具有压力。中国司法警官学院教授夏宗素曾撰文指出，4个监狱642名的狱警调查显示，78.6%的受访狱警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其中超过三成人每天工作12小时或以上。加上要时刻防范犯人自残、自杀、斗殴、越狱等突发情况，狱警这个职业，可谓神秘而高风险。

做狱警难，那么做长期聚少离多，还要分担压力，守护两人关系和家庭的狱警伴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一位广西狱警的妻子和端传媒分享了她的故事。本文根据这位妻子的自述整理。

二十几岁，在与世隔绝的环境工作，心里的世界能有多大?

和陈进打过第一次照面之后，我很清楚，我不喜欢他。

1997年冬一个下午，经家中四姐一位老友的介绍，我和陈进约定在一家茶庄里见面。端坐在桌子两边的木条凳上，23岁的他身着一件泛灰的衬衫，皱皱巴巴的，摆出一副军人般得严肃坐姿，露出难以遮掩的刻板。25岁的我套着一件米色的高领毛衣，抹着红唇，大波浪的卷发与肩齐平，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打扮。

那时，陈进在广西柳州下辖的鹿寨英山监狱里做监狱管理实习生，平时除了一些案头工作，与犯人接触甚少，偶尔会到劳改场看管犯人劳作。鹿寨英山监狱1968年设立，交通闭塞，四面环山，禁锢着数千名重刑犯。我在毗邻柳州的桂林下属的一个县城，是当地电信局的一名业务人员，我一直想找一个开朗的伴侣。

在茶桌上不难看出，陈进这个人老实巴交，不善言辞还神色严肃。那次相亲，他完全冷场，一问一答的对话让我觉得他对我也没多大兴趣，但我并不在意，也许他就这样一个呆板的人吧。可就在相亲即将结束的时候，陈进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本巴掌大的电话簿，双手郑重地递给我说，“你有BP机（传呼机）吗？留个BP机（号码）给我吧，方便以后联系。”他咧开嘴，补了一个故作的笑容。我抑制着对他表现突然转变的惊讶，出于礼貌，把自己的联络方式给了他。

在刚开始交往的一年里，因为我俩工作地点相隔太远，他休假又太少，我们见面次数寥寥。监狱里对狱警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他工作时需要长期呆在监狱里，除了到岗看管犯人劳动改造，还要备勤，就是不用正式到岗工作也不得离开监狱，要随时准备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大规模的犯人闹事冲突，或个别犯人自残和自杀。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在一个严肃、紧张、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工作，他心里的世界能有多大？

坦白说，在恋爱阶段，我没太考虑狱警这个职业在他性格上的投射。我感觉他的工作环境单纯、内容单一，起码为人正直，没那么“社会化”，对我这样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这排除了很多择偶上的不利因素，比如不稳定的工作，善于社交而衍生的过分圆滑。但封闭的监狱系统也使得陈进在人情世故上，有一种低于他实际年龄好几岁的单纯，我觉得这种“单纯”不是什么好事。

比如，他说话耿直，和家里的长辈交谈，有点像给上级领导做报告。在我们的恋爱关系中，这种“单纯”不经意地闪入闪出，让我觉得在和他恋爱的三年里，完全没感觉到小说里的那种浪漫。但当时我在择偶上没有太过全面的考虑，家人催促得很急，我就觉得这人靠谱、稳定就足够了，这或许是我们七零后在择偶上最看重的。于是在2000年，我们结婚了。

办结婚手续那天，犯人越狱了

因为职业特殊性，在监狱系统里的人，往往也会找系统里的人结婚，我们的结合是例外。狱警工作有较高的保密要求，除了和同事交流，陈进在日常生活中对工作守口如瓶。起初，出于对陈进的尊重，我不会主动探听他工作上的事。对于他工作的一切，我所知的即是我所见的。而陈进的职业不时给我出奇的体验，譬如我们准备结婚手续的那天。

2000年11月28日，我俩来到他在柳州的单位办理婚前手续。手续办完后，陈进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三个犯人越狱了”，上级召集陈进火速上岗，加入狱警队伍，开始地毯式追踪。陈进单手紧握电话，语速急速，我站在一旁，心惊肉跳。电话挂断后，陈进转头对我说：“明天你先回去，我这几天要追逃犯。”

第二天，我从他单位出来准备乘车回家，车窗外，所有路口都被警察封锁了，来往的车辆和人员要逐一排查，警车上闪烁着的红蓝灯亮得刺眼，每一个警察的脸上都释放着紧张和恐惧，好像大难临头一样。如果不认识陈进，我想我很难有这样的经历。

结婚之后，我们继续做了七年的“双城异地夫妻”，直至2007年，监狱迁址到桂林。但桂林的监狱也地处偏远，只有一个15分钟一班的公交与外界连通，因为我在县里上班，同居会更加奔波，于是变成了“同城异地”。

2008前后，我开始察觉到陈进出现了严重的情绪化，性格变得暴躁，我们时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而且在争吵中，他会习惯性地朝更坏的方向去想，但他的种种假设往往都是脱离现实、毫无根据的。他暴怒起来就发了狂一样地大吼大叫，谁也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最后愤然收场。恋爱时的陈进从不抽烟，这5年他却染上了烟瘾，心情急躁起来，成根成根地抽，就好像谁都理解不了他的苦。

但我可以理解，这是他发泄工作压力的一种方式。

狱警与阶下囚只在一线之间

狱警的作息让陈进的身心承受着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在实行轮班制的监狱里，早上6点半必须到岗；值夜班时，一整夜要时刻保持清醒；监狱里，在密密麻麻的监控器下，没人敢掉以轻心，就算是备警也不能放松，必须时刻准备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我从陈进同事的妻子文蔼铃那听过，狱警工作中极有难度的，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文蔼铃是狱警系统里的人，长期住在监狱职工宿舍。她告诉我，这种“思想改造”犹如两军对垒的一场战略博弈，犯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狱警要去理解犯人的心理，再尝试说服犯人改变。作为妻子，我们担心的是，长期浸染在这种环境，自己丈夫的思想会不会受影响？

此外，监狱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整个片区的警铃会铛铛作响，召唤狱警出动，下牢房镇压闹事的犯人。我肯定会担心镇压时丈夫是否会受到伤害，尤其是当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时。尽管今天监狱应急预案越来越完善，突发冲突很难再发酵扩大，狱警被攻击的机率也不大，但他们一旦被伤害，后果都是难以预计的。而且，如果因狱警疏忽而造成的重大工作失误，如罪犯逃跑、自杀等，狱警就会被以“玩忽职守”定罪，狱警与阶下囚只在一线之间。

这样长期下来，谁受得了？陈进在狱警系统工作了近20年，至今还没混到个中队长，这个心结，他打不开。但纪律部队里的人，有命令就要服从。我想，如果不是这样的压力和作息，陈进不至于40出头，头发就已经灰白，右半边脸有时还不自觉地抽搐，看着令人心疼。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陈进长期改造罪犯，他在家里面对别人的反驳时，总想表现出一种强硬的震慑力。大约2010年，女儿上小学四年级，一旦生活中出现一些小问题，譬如考试偶然失误，他就会厉声呵斥，严厉程度超乎我的想像，我在猜，他心里预设的对象是不是犯人。他不允许女儿反驳，有点“你一定要听我的”的意思，所以女儿小时候和他并不亲密，在他面前甚至胆怯，连撒娇都不会，这不是一种良性的父女关系。

作为母亲，我只能尽力去调和，尝试用“爸爸是为你好”的陈腔滥调安慰，但长此以往，这种调解开始失灵，女儿的抵抗反而更加激烈，常常让我担心她身心成长受影响。

但这几年，陈进表现出的细致也超乎我的想像，譬如女儿走进青春期，他竟然主动告诉我要教导女儿如何正常看待身体发育，作为妈妈，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女儿上了初中后住校，他一休假就抽时间去学校看女儿，为女儿备好饭菜，陪女儿一起吃。周末女儿补课频繁，他为此拿出十几年的积蓄买车，减轻女儿的舟车劳顿。

婚后的16年里，因为陈进工作地点太过偏远，我在县城上班，我们长期分居，聚少离多，我想这就是一个狱警的“系统外”妻子必须经历的。这么多年一起走过，我对他的职业从抱怨变成了习惯，他本性纯良，只是积累了太多的压力，脾性才会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但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一定不会选择狱警作为伴侣，因为年轻时的我，既不了解狱警这份职业，也高估了自己对他职业中那些不确定性的抵抗力。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进、文蔼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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