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恐惧的政治操控使托尼愤怒，不是苦恼、失望或沮丧，而是真正的愤怒。
编者的话：这是托尼．朱特（Tony Judt）与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长谈，在前者生命最后阶段进行。二人同是西方学界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家，长谈的内容则是20世纪欧洲历史和政治。2012年，这场对话被结集成书《思虑20世纪》，其主题涵盖了纳粹大屠杀、犹太复国运动及欧美社会规划⋯⋯这里转载的文章是朱特太太 Jennifer Homans 所写，三辉图书编辑潘梦琦翻译。我们经译者与三辉图书授权编修转载此文，译者说：“在读完朱特夫人的这篇文章后，我才知道《思虑20世纪》的成书过程远比我想像得艰难。在生命逐渐流逝的日子里，这本书对朱特的意义越发重要。这是留给家人的记忆，也是他留给世界的礼物。”而我们于此，则期冀这份礼物被更多人收下。
托尼．朱特：最后的胜利（节选）
文 / Jennifer Homans 译 / Annie 潘梦琦
一
我嫁给了托尼．朱特。当他面临 ALS（也称卢．格里克症，即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病痛困扰时，我们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生活。从2008年他被诊断出患病到2010年去世，在这长达两年的痛苦折磨中，托尼克服了所有困难写下三本书。在《沉疴遍地》（Ill Fares the Land）和《记忆小屋》（The Memory Chalet）之后，最后这本《思虑20世纪》是在他和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话基础上完成的。在确诊后不久，托尼就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工作；短短数月内他已四肢瘫痪，不得不使用呼吸机，但他依然勤奋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他和蒂姆终于完成这本书。这本书伴随他整个疾病过程，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也是他死亡的一部分。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出版时间：2016年2月
出版社：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
作者：[美] Tony Judt / [美] Timothy Snyde
译者：苏光恩
本书记录了20世纪思想史，以托尼对犹太理想主义和犹太人在欧洲遭遇的反思为开端，以他对美国政治在后冷战世界的失败的惊人描述为结尾。我们也能勉强把本书看做一部精神自传，说“勉强”是因为托尼几乎不以第一人称写作，本书所有自传性内容都是后来插入的——几乎是不情愿地——因为那些观念、历史、政治和伦理困境才是他生活的中心。
这本书伴随他整个疾病过程，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也是他死亡的一部分。
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没有个人色彩。对托尼来说，观念是某种情感，是他可以感知和在意的，就像大多数人在乎悲伤或爱之类的情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这可以追溯到托尼的生命开端——甚至在生命开始之前：他的名字“托尼”取自他父亲的表妹托妮（Toni），年轻的托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惨遭杀害。长大后，他父亲将自己对左翼政治和东欧历史的热爱传给了托尼，他非常珍惜的13岁生日礼物就是以撒．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传（又译“先知三部曲”，包括《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对他来说，观念以及对历史解释的需要根深蒂固，贯穿着他的过去和这本《思虑20世纪》。
在托尼所有的著作中，我觉得需要对这本书做些解释——背景介绍或场景描述，因为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太灰暗了，正是这种灰暗造就了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我对《思虑20世纪》有一些话要说，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相信这也是托尼希望他的读者知道的。
当托尼被诊断患有ALS时，他知道他很快就会死去。在所有医生告诉他之前，他已清楚知道；即使当我们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他对此依然深信不疑。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因为疾病每天都在他身上扩散：手掌、手臂、腿，甚至呼吸的速度也不受他的控制。这段日子令人精疲力尽，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生每天都带来坏消息，难以承受的结果接踵而至，这一切混杂着困惑、决心、怒气、悲伤、绝望和爱。
二
《思虑20世纪》一直存在托尼的脑海中。在他刚刚生病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20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所以当他的同事和朋友，同为历史学家的蒂莫西．斯奈德向他提出系列对话的主意，他很自然地把那本计划中的书变成了和蒂姆合著的《思虑20世纪》。
连续几月，蒂姆带着他的录音笔，每周来到我们家和托尼坐在客厅里谈话；他们会不知疲倦、没有间断地长谈两个小时。托尼不会提前准备，也不会做笔记。我们对自己最相信的事物往往记得最清楚，托尼对事实和历史的记忆尤其清晰。我经常在厨房听他们的交谈，每次都为托尼的广博和宏大的视角而震惊，尤其当他谈到世纪之交纷繁错杂的政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起源和战后右翼民主政治的命运时。我对托尼的渊博和自如的控制力习以为常；而现在，他毫无障碍，畅所欲言。
这是一次知识的洪流，所有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和所有他所知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蒂姆坚持认为托尼不止是在“说”20世纪，更是把他自己放在这个时代背景里。比如说，他们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犹太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给予这场运动在整个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是托尼第一次感到失望的政治寄托，他再一次回顾了他曾对犹太复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深深的热忱，而他这段年轻时的经历（在他加入基布兹[Kibbut，希伯来语，意指“聚集”，后引伸为集体社区。]并主动成为“六日战争”的志愿翻译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觉醒，使得他“得以辨认其他人身上同样存在的狂热、短视和狭隘的排外主义”。这段经历也让他在描述和分析20世纪意识形态的灾难时多了一些历史的同情。
连续几月，蒂姆带着他的录音笔，每周来到我们家和托尼坐在客厅里谈话；他们会不知疲倦、没有间断地长谈两个小时。托尼不会提前准备，也不会做笔记。我们对自己最相信的事物往往记得最清楚，托尼对事实和历史的记忆尤其清晰。
对托尼来说，完成这本书的动机（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克服朝夕相伴的不适和绝望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阐明思想史。蒂姆深知这一点，当他们的谈话进入状态的时候，托尼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生病的、脆弱的和痛苦的托尼，不能自如地吃饭、涂写甚至呼吸，他的身体饱受瘫痪的苦痛；当他和蒂姆谈话时，竭尽各种形式的交流，在精神世界中寻回一些慰藉和欣喜。这其中有蒂姆的功劳，他的严谨，他的知识深度，以及他如新教徒般的品德，在各个方面激发托尼做到最好。
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代，思想意味着一切。托尼对思想的关注超过了任何事物，甚至超过了对朋友——以及某种意义上对他自己的关注。他真的相信，思想远比他自己更重要。他无法不朽，但思想可以。所以，当托尼病得越来越重，这本书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他花了点时间回顾旧作，比如他在2003年写的一篇关于以色列一国解决方案（a one-state solution in Israel）的文章，又比如他坚持认为当代政治专家误解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英国政治哲学及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观点，忽略了当时奥地利处于两次战争之间的历史背景，这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即“奥地利的经验……被升华成了一种经济理论”并且“不仅影响了芝加哥经济学派，也影响了当代美国有关公共决策的讨论。”
三
正如他所说，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人们承认自己无法预言遥远的未来，但当下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许不知道十年后的自己会变得如何，但多数人知道自己今天在做什么。对托尼来说，这一切突然颠倒了。未来——甚至是不久之后的未来——变得无比清晰：他将不久于人世。然而，现在却变得不可预知。今天他的手臂还能动吗？他还能呼吸吗？
托尼脑内的计时器，这种令人不安的“红移现象”（译者注：红移现象，最初是针对机械波而言的，即一个相对于观察者运动着的物体离得越远发出的声音越浑厚，相反离得越近发出的声音越尖细。）也改变了托尼的政治观点。所有事情都变得紧急起来，当下是他唯一能指望的。他的写作变得更加激进，我和他都认为《沉疴遍地》里关于美国经济增长不平等的论述，关于社会民主原则被普遍践踏的观点，以及其他论述，使这本书称得上他个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思所著）。而在《思虑20世纪》中，托尼对正义的思考更加超前。本书涵盖了一些其他东西，正义、不平等、好的政治等等，这些一直是托尼思考的基石。现在又多了一些别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加私人也更具情感色彩：耻辱、羞愧、恐惧、怒气；但同时它们又塑造了托尼以及他的思想，它们不仅是情感，也是政治理念。
耻辱是其中最重要的。在他和其他ALS患者接触时，这种情感最为强烈。这其中许多人比托尼年轻，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医保，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需要实际的社会和医疗服务。耻辱是一种糟糕的情绪，但同时也是——或者说应该被视为——一种丑陋的社会现实。他的文章〈夜〉（译者注：本文收录于《记忆小屋》）中写道的这种“无法被假释的监禁”部分是为了这些新朋友所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思虑20世纪》——托尼尽力攀登的高峰——的终点，为了我们能够“思考社会”——使人们不再仅仅考量社会政策的财政效益。但这并非残障人士或特殊利益者的政治，这是共同的责任以及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义务。
本书涵盖了一些其他东西，正义、不平等、好的政治等等，这些一直是托尼思考的基石。现在又多了一些别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加私人也更具情感色彩：耻辱、羞愧、恐惧、怒气；但同时它们又塑造了托尼以及他的思想，它们不仅是情感，也是政治理念。
当他快要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疾病已蔓延全身，由于呼吸道问题和注射吗啡，托尼能清醒思考的时间有限而无法预知。疾病对托尼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同样痛苦的还有他脆弱的自尊心，一旦发生了任何让他对世界更加忧虑的事情，他几乎难以承受，随时可能离去。
就拿他在这本书最后对我们时代——“恐惧的时代”——的讨论来说。对失业的恐惧，对失去养老金的恐惧，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对可能出现投下炸弹的陌生人的恐惧——政府无法再掌控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对此深感恐惧。这种恐惧不能让我们变成一个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的孤立团体，这样一切都会失控。我想美国人深知这种无能力为的恐惧，当他们意识到曾经远离恐怖主义的人身安全不再时，恐惧感被加强了。
对恐惧的政治操控使托尼愤怒，不是苦恼、失望或沮丧，而是真正的愤怒。恐惧是一种终极的情绪，托尼一直与之相随：恐惧自己无助地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恐惧呼吸机突然失灵（如果真的发生了，在那之后还是会恐惧再次发生）；恐惧被陌生人把导管塞进鼻子和喉咙（他一直希望是我来做这件事，即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想法不理性但可以理解）；以及对死亡的长久的、无法忽视的恐惧。在托尼看来，对恐惧的政治利用，就像9．11事件一样，是最严重的道德滥用。
四
面对社会不公，托尼一直是一个坦率的批评者，如今他对此更是零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折中解决方案的零容忍——折中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对政治欺骗和在智识上的不诚实的零容忍。某种意义上，他保留着孩童般的智慧：为什么人们没有更生气呢？当然一些人确实发起反抗，托尼没能看到“阿拉伯之春”或“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原本是他最有兴趣研究的问题。
这些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公共知识份子”，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他不喜欢这个词语，在他看来，这恰好证明了试图在学院和公共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的学者的失败。这种划分意味着知识份子对原则的背弃（trahison des clercs），托尼后半生的职业生涯都试图通过清晰的授课、思考和写作来弥补这一裂痕。托尼一直在孤军奋战，而他关于如何成为一名知识份子的思考就根植于这种孤独感中：远离知识份子群体，坚守原则，不加入任何组织或派别，同时独立地衡量某个事件或问题，实事求是，而不是根据任何宏大的蓝图（他支持对波士尼亚的干预，但反对出兵伊拉克）。
这种没有位置感和自我意识的写作，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托尼做到了。公众——托尼所面对公众——出现在他的写作中，说来有些矛盾，事实上公众成了他不得不保持独立和思考的“场所”。
事实上，疾病给托尼带来的最大折磨是他不能再保持孤身一人了。当他口述《思虑20世纪》时，他失去了他的学生、他的教室、他的书桌、他的书本，他不能再到处旅行或散步。换言之，他失去了那些帮助他厘清思绪的地方。也许其中最严重的是，他失去了阵地：他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弱，对生命的实际存在感到疲惫不堪。写作包含了身体的动作——通过笔、纸、键盘——将思想传达到页面；写作是有韵律、感觉、姿势和节奏的，这是一种身体的搏动。但是托尼已经失去了写作能力，或者说被严重削弱了，这种迷失感原始而深切。
如果没有疾病，一切又会如何？这种没有位置感和自我意识的写作，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托尼做到了。公众——托尼所面对公众——出现在他的写作中，说来有些矛盾，事实上公众成了他不得不保持独立和思考的“场所”。他确实在公众场合中“自言自语”，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通过邮件、采访、博客等电子形式不断回响，继以评估它们的影响。他借此融入这些场所，指导这些人们。“他们”成为他的学生和同事，这些陌生人向他施以援手，不是通过赞美，而是通过争论。
这很重要，因为公众构成了他的写作场所，也是他重要的交锋物件——这才是他最终的对手。让疾病、命运、身躯、过去和未来都见鬼去吧。托尼可以让对话一直进行下去，不断增加论辩的难度；他面对的公众会回击——当你在战斗时，你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介入（Engagé），他需要让对话进行下去，这就是为何他坚持完成《思虑20世纪》的理由，这本书是战斗的一部分，从他对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知识份子的猛烈批评，到他充满先见之明地捍卫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他有着士兵般的纪律，即时他在战斗时处境险恶，他依然坚持下去，说出那些必须说的话，精炼和打磨每一个字。这才是他唯一认可的公共知识份子。
英文原文于2012年3月22日刊在《纽约书评》，题为 Tony Judt: A Final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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