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记者、警察、律师，持续21年的洗冤之战（一）

2016年6月，最高法宣布将重审聂案之后，端传媒记者来到了下聂村聂家，近距离观察和记录了聂家洗冤的“最后一役”，被聂树斌一案深刻改变的家庭和人生。从12月6日——最高法决定重审聂案半年——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日刊载聂家这21年漫漫洗冤路的特写报导。

石家庄市正西的山脚下，河北鹿泉市下聂村，一间不起眼的红砖民房。

21年来，在这屋子里进进出出的人，没有人逃得开聂树斌的影子。他是家中独子，腼腆，口吃，备受父母和姐姐的关爱，死的时候，只有22岁。

他是被枪决的，罪名是“强奸杀人”。家人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甚至到现在都无法确切知道，他究竟是死于1995年春天，还是1996年深冬。

阴影笼罩了这个家庭，全村人都用聂树斌的名字吓唬自己家的小孩。

直到10年后，2005年，记者马云龙在报导邻省河南的另一宗命案时，发现犯人交代的罪案里，包括了当年令聂树斌被判死刑的这一宗。《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一篇调查报导，揭开了冤案的盖子，也点燃了聂家的希望。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找到真凶的警官郑成月，记者马云龙，还有律师李树亭，由此开始了洗冤之路。真凶已认罪，为冤杀翻案能有多难？谁也没想到，这条路竟走了整整11年，接力协助的律师至少有8人，追踪报导的记者换了三代。

2016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对聂树斌案提起再审后的第二天， 这条路上的核心团队再度聚集在聂家的客厅，他们知道，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了“最后一役”。

主人位上坐着马云龙，所有人都叫他“马总”。他胡子拉碴，声音低沉，一件墨绿色摄影马甲，冷静地指挥布局，有着与72岁年龄不相称的充沛精力。

聂家女主人张焕枝坐在客厅中间的小圆桌旁，招呼来来去去的客人，“喝水喝水”。她73岁了，黑脸，短发，身子微胖，神情疲倦，但腰板总努力挺着。

矮木桌上堆着记者们带来的西瓜，摆开几个瓷碗，盛满白开水。桌旁还坐着律师李树亭。他方脸光头，河北普通话轻轻缓缓。他刚陪张焕枝从法院赶回来。从2005年接下这案子，他已经数不清，自己去了多少趟各级、各省的法院。

前广平县公安副局长郑成月像一阵风，带着两个人走进来。一个是年轻记者，一个是老访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围绕着聂案，最常聚在一起的两群人。

所有的人都起身寒暄“郑局好”，郑成月一屁股坐下了。

他圆脸，肚子很大，习惯用眼角扫视人，眼神警觉。落座的片刻，他又用眼角扫了一下屋里的人，拿起一块西瓜啃了一口，哇的一声，哭了。

随后的这一个下午和晚上，郑成月哭了四五回。一个大男人的呜呜哭声，牵起了整个屋子里人们的委屈和回忆。

11年来，这个团队寻找真相，穷尽所有司法程序，在每一个关键环节上死咬不放、克服障碍，要给被河北政法系统“冤杀”的聂树斌讨回公道。在这条洗冤之路上，郑成月从公安局长变成整个河北公检法的“对头”，马云龙被从全中国的媒体除名，李树亭几次陷入深度抑郁，张焕枝从无知的农妇变成目光坚定，满口法言法语的女战士。

终于到了最后一役，他们既振奋，又紧张。张焕枝说，等“树斌的案子平反那天”，要和马云龙、郑成月去村子里的大槐树底下合张影。但过了一会儿，又对着“马总”和李树亭嘀咕起来：你说高院这次会不会再次说，就是聂树斌杀的？ 当初那么就给人杀了，现在真的会给我们翻回来了？

等待太久，执拗的人们终于给聂树斌一家洗刷了清白，虽然伤害已经永远无法抚平。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的聂树斌案，做出再审终审判决：推翻1995年3月15日和4月25日，由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对聂树斌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一审和终审死刑判决，判处聂树斌无罪。

与儿子的最后一面：他有话要说

儿子死了整整21年，这21年的过往，和有关21岁儿子生前的一切，张焕枝讲了无数次。很多细节已经忘了，有的却终生不忘。

出生于1974年的聂树斌是家中独子，初中毕业，在与石家庄毗邻的鹿泉市的一所校办工厂做焊工，老爹聂学生在石家庄联碱厂工作，姐姐是当地乡村学校的老师，妈妈耕种二亩地。在20岁之前，他的生活算得上顺利。唯一的烦恼是，因有严重口吃，聂树斌性格自卑，从没谈过恋爱，见到陌生人和女人会害羞，几乎没有朋友。但是家人宠着他。1994年，姐姐聂淑慧给他买了一辆蓝色山地单车，这是村里的第一辆时髦车，谁也没想到，不久的日后，它给聂树斌招来致命横祸。

1994年9月23日，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的几名警察来到聂家， 张焕枝才知道前一晚没回家的聂树斌被抓了。警察拿出一张照片问张焕枝，这是你家的吗？照片上显示一件女式上衣，没有血迹。张焕枝在迷惑中否认了。警察随后又来搜查了三次，拿走一个日记本，他们说聂树斌因有作案嫌疑被逮捕了。什么案子？什么嫌疑？惊慌的家人询问详情，警方没有透露更多。

几天之后，一张逮捕证送到聂家，上书“聂树斌因犯有强奸、 故意杀人罪行，于10月9日执行逮捕”。聂树斌的父亲，在工友们眼中老实至极的聂学生发了疯，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 拒不签字。 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张焕枝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1995年3月12日， 只有两分钟。

“他背对着门，我喊了一声 ‘树斌’，他原本双手捂着脸大哭呢，放下手，看见是我，猛一下不哭了，只叫了一声妈。他旁边有四个法警。我推门想往里走，还没走到他那里，法警就把我推出来了。”

那天，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聂树斌抢劫杀人案，因“涉及隐私”，作为被告家属的张焕枝也不让进。在法院门口马路上等着的时候，她看到两个法警把儿子从警车上押进了法院。一个多小时后开完庭，在主审法官康平和法庭指定律师张景和的陪同下，她在法庭后面的一个小屋中看见了聂树斌。

张焕枝老远就听见儿子在大声哭。“他背对着门，我喊了一声 ‘树斌’，他原本双手捂着脸大哭呢，放下手，看见是我，猛一下不哭了，只叫了一声妈。他旁边有四个法警。我推门想往里走，还没走到他那里，法警就把我推出来了。”

二十多年来，她向媒体无数次回忆起这段细节。她说，总觉得儿子有话要说，但是聂树斌口吃，啥也说不出来。

事后张焕枝得知儿子在法庭上 “承认了罪行”。张景和律师说证据不足，无人证、物证，只有聂树斌的口供，他做的是有罪辩护。

4月28日，聂学生去看守所送衣服，看门人随意说了一句，别送了，你儿子昨天就被枪毙了。

聂学生脑袋发蒙骑车回家，告诉躺在床上的妻子，儿子已经被枪毙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咋会不通知我们家属就秘密枪毙了呢？”

他们甚至不知道，法院枪毙人是应该要有判决书和通知的。

被害人康菊花家的处境也同样惨淡，女儿被杀，康家申请的6万元经济赔偿，聂家拿不出来，聂学生一个月工资仅27元，东凑西凑2000元给康家送去了。3天后，聂家从火化场领回聂树斌的骨灰。

“满眼的娃娃，哪一个是我的儿啊！”

1997年，有人来给聂家介绍阴亲，一个比树斌小6岁的女娃，死于白血病。张焕枝想让儿子 “死了也能成一个家”，就接了这门亲，给了女方家长两千元彩礼，一起吃了一顿饭。但两家人并不走动。聂树斌的坟头低矮，里面埋着他和阴婚妻子的骨灰。但现在回头想，亲友们已经不敢确认，那是不是聂树斌本人的骨灰。

接下来的很多年，出了强奸杀人犯的聂家小院，成了全村人教育孩子必然会举的反面典型。

“再不听话，也像聂树斌一样被枪毙了去！” 走在下聂村的巷子里，聂学生不止一次听乡亲在家呵斥娃传来的怒吼，一声声震着他耳膜，老汉擦把泪，装作听不见，脊梁骨却挺不起来。

也有亲友主动上门。聂学生快退休了，他在石家庄联碱厂算有稳定工作，原本儿子可以去接班，现如今，聂树斌被枪毙，顶替名额被空出来，成了被众人眼热的肥缺。远亲近友排着队来说，希望聂家让出名额，给自己家的孩子。聂学生死顶着，没松过口。

厂里车间里安排聂学生带学徒，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淘气爱玩不听话。每天下班回来，聂学生都跟老伴哭：“满眼的娃娃，哪一个是我的儿啊！”

在崩溃边缘，聂学生两次吞药自杀，都被救下，没死成但是落下了残疾：偏瘫，拖着棍子才能行走，生活却几乎不能自理。熟识他的人说，聂学生性格发生很大变化，经常瞬间爆发狂躁症状。直到今天，他每月从厂里领的退休工资，是家里唯一稳定的收入。

聂家人就这样臊眉耷眼地熬了十年，直到《河南商报》的记者上门，给聂家带来一个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天上掉下来个“真凶”

2005年1月末，《河南商报》发布了一则不起眼的新闻：《河北‘摧花狂魔’荥阳落网》，说一名潜逃多年的嫌犯王书金，春节大排查中在河南被抓获。在联合审讯中，他痛快交代了自己曾经在河北强奸多名杀害4名女性。

写这篇稿的记者楚阳还了解到，河南河北两地的公安发现这事很棘手：因为有个年轻人作为其中一起凶案的凶手，十年前就被河北法院宣判死刑处决了。他将这个还未能查证的信息，告诉当时以顾问身份主持总编辑工作的马云龙。

一案两凶！直觉告诉马云龙，这是千载难逢的大新闻。“我一直希望找一些案子，让我说我一直想说的话”。他说，在中国冤杀的案件若得昭雪，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真凶浮现，一是死人回家。

当时已经60岁出头的马云龙，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文革末期，他曾因为“恶毒攻击”国家领导人，当做现行反革命被捕，关押期间，“四人帮”倒台，以“未决死囚”的身份，马云龙在看守所里呆了四年半。恢复自由后，辗转做了几份工，直至加入报业，才如鱼得水，并一举成名。

因着这段经历，马云龙说自己明白聂树斌被冤杀的状态：“我懂得一个被冤屈的死囚在死牢里等着被枪毙的感受。他生前如何做活死囚，最后如何度日如年，我都可以想像出来。”

马云龙点名调查记者范友峰和楚阳，再赴河北，进一步查找案情的关键细节：这个被冤杀的“假凶”是谁？受害人又在何地？当时的石家庄公安是谁承办的这个案子？当初如何就下了死刑判决？

两个记者从已经被捕的王书金入手调查。他们在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见到王书金专案组组长、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

“他个子不高，有点黑，说话不太客气，比较直接，一看就是老刑侦，很不好打交道的那种人，” 范友峰回忆。郑成月告诉他们，审讯进行得很顺利，王书金“竹筒倒豆子似的”交代了三起强奸杀人的具体地点。不过，关于可能替王书金顶了罪的那个年轻人，郑成月只说：“一个大概姓聂的，在石家庄西郊。”

“我懂得一个被冤屈的死囚在死牢里等着被枪毙的感受。他生前如何做活死囚，最后如何度日如年，我都可以想像出来。”

根据这仅有的线索，两个记者在石家庄郊区的村子里大海捞针般问了三天。他们不停地换出租车，向出租公司打听，来来往往的几百个司机没人知道这起杀人案，最后还是一个村干部帮忙锁定了下聂村。在村头的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树下，记者们终于见到“神情恍惚”的张焕枝，走进了被“凄风残雨笼罩”的聂家。

张焕枝回忆自己初见范友峰时，满腹疑问，“他们啥都不明说，只是说帮助调查案子。我问，你们河南的记者调查这个干啥？他们也不回答。”

第二天，张焕枝领着他们去找十年前聂树斌的辩护律师张景和。在石家庄市区的一片平房内，高高个子的张景和态度很不好，不愿意透露辩护过程。范友峰询问出，张其实是司法局的干部，没有律师证。而按照规定，法律工作者不能以律师名义收取代理费，更不能对当事人谎称自己是律师。范友峰回忆，张景和认为聂树斌就是杀人凶手，他对自己辩护的案子，没有疑问。

“我一听生气了，就质问他说，既然没有疑问，你还辩护啥，还收人家聂家两千块律师费？” 范友峰和张焕枝又向张景和要聂案的判决书，却被告知，在搬家过程中 “丢了”。

第二天，范友峰指点张焕枝带着女儿聂淑慧 “赶紧找关系，去石家庄中院要判决书”。张焕枝找到了一个朋友，带着她们在法院的档案室看到了判决书。这也是事发10年之后，她们第一次看到判决书。

范友峰专门嘱咐聂淑慧，尽量给判决书拍照，“也许这就是唯一一次机会。” 但拍照和复印都没有被允许，聂淑慧于是摘抄了基本案情，交给了范友峰。

当记者再联络法院时，法院以各种理由推搪，判决书已经看不到了。法院线索断了，两个记者又从当年经手聂案的警察继续调查。

当年聂案所在片区桥西裕华分局政治处的民警张建勋，给了记者一个名字：焦辉广，说他当时曾参与办理过聂案，对案情细节特别清楚。记者辗转找到了已经调任东华路刑警中队中队长的焦，他非常警惕，只说自己参与过破案，写过一篇通讯，发表在报纸上，但不肯多说。“案子都过去十年了，我也不知你们问这事的目的，这事难办。对聂树斌一案我记得太清楚了，但就是不能告诉你们细节。”

采访结束，焦辉广指着范友峰说：“你这次走不了啦。”楚阳发现，警察们把他们锁在了二楼。范友峰将楚阳安抚到一边，与焦辉广周旋了一阵，才得以脱身。

两位记者在《河北法制报》、《燕赵都市报》和《石家庄日报》社的档案室内翻查了3天，搜遍所有2月至5月期间的法制新闻、头版和国内版消息，终于在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的二版上，找到了这篇焦辉广所写的通讯稿：《青纱帐迷案》。

《青纱帐迷案》中写：

“在指挥员的严密部署下，一张查寻和守候骑蓝色山地车男青年的天网悄悄铺开。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终于又出现在电化厂平房宿舍，被守候的侦查员张日强和杜同福当场擒获。”

“经审查，此人叫聂树斌，今年21岁，是鹿泉市综合技术职业学校校办工厂工人，他只承认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

“8月5日下午，他游荡中从张营村偷走一件半袖衬衣，行至新华路检查站附近时发现康老汉的女儿骑车驶入田间小路，便尾追上前将其撞倒，拖至玉米地打昏强奸，又用衬衣将其勒死。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他又出来蓄谋强奸作案，没想到刚露面就落入了法网。”

这是聂家第一次见到官方描述的案情经过。也是在律师见到所有案卷之前，唯一可找到的，对聂树斌案情经过的官方描述。

媒体联动：揭开一案两凶

2005年3月，河南郑州，马云龙看到记者的初稿，觉得案情仍然太模糊。他自己又跟着楚阳去了趟河北广平县，拜访郑成月，想从王书金的角度再突破。

郑成月回忆说，王书金的记忆力惊人，十年前自己干的几起案件，都一一指认了犯罪现场。在石家庄，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如何把一个骑自行车的高个子女人拖入玉米地，强奸并掐死。他供述的关于强奸过程的细节，包括现场地理特征，都与现场物证高度吻合，比如作案玉米地的位置朝向，比如受害人康菊花身上有一串钥匙，作案后被他扔在脚底下。这样的细节让郑成月从刑侦角度坚信不疑，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的女奸杀案， 就是王书金所为。

但郑成月与石家庄郊区分局的同行交涉多次，却要不到当年玉米地案的勘查“现场记录”，无法比对证据。广平县公安局也曾给石家庄相关分局发函五六次，要求调查石家庄玉米地一案，未得到任何回复。

如此，郑成月迟迟无法向检察院移交侦查案卷，推进程序。

陷入两难时，好友劝他：“你找个记者把这事捅出去，就有人管。”范友峰和楚阳第一次找上门时，郑成月还犹豫着没打定主意；到马云龙与楚阳二度上门，他下了决心。他和马云龙形成默契，要用媒体把“一案两凶”的盖子揭开。

在新材料的基础上，稿件更新完成。最后，两三个记者一起署名，马云龙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对记者说，有责任，我承担。

他们计划在2005年3月15日，中国的“消费打假日”这一天发稿，标题就叫：《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在签版前一晚，马云龙告诉报社通联编辑：向全国100多家报纸传送此稿，欢迎转发，“不要稿费”。

当时中国互联网初兴，门户网站和BBS论坛百花齐放，市场化媒体上的调查类报导也正蓬勃发展。2003年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学者、记者、律师联手推动收容制度的废除，民间公共参与的热情正高涨。马云龙本能地感到，这单新闻“没有独家”，要想形成持续的关注，必须借助所有媒体的力量。

果然，报导一出，多家媒体转载，举国哗然。各路记者都冲向核心信息源石家庄。河北省委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诺立刻成立聂树斌案调查组，一个月内向社会公布结果。

马云龙以为，真相很快会大白了。

从12月6日——最高法决定重审聂案半年——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日刊载聂家这21年漫漫洗冤路的特写报导。敬请继续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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