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花莲东华大学占地约260公顷的校园内,听不见制式的上下课钟声。这是刻意设计的:没有钟声的校园,象征着东华大学自由开放学术风气。但打从2008年东华大学与花莲教育大学整并后,为了维持花师过去传统,校方放弃了创校以来的坚持,让钟声开始遵循着课表,在花师教育学院内规律响起。
上下课的钟声响不响,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东华大学和花莲教育大学合并时,双方如何彼此妥协,各退一步。
被整并掉的开放学风
时间退回到2003年前的那一夜,东华大学行政大楼内,各方校务会议代表唇枪舌剑,针对要不要与花莲教育大学整并,进行马拉松式的两派攻防。行政大楼外,主张捍卫“东华主体性”,反并校的学生在校园内发起游行表达诉求后,抱持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集结在一楼大厅静坐,等待表决结果公布。
当并校案被推翻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学生在白板上振笔写下支持与反对票数。反并校的学生知道自己的学校不用和校风截然不同的花莲教大整并时,现场不少人激动地落下泪水,有的甚至还紧抱在一起痛哭。
不少人认为东华并花莲教大之议到此告一段落,因为当时东华的校长黄文枢曾对外宣示:倘若校务会议没通过,将不再重启合并案。但万万没想到,这项承诺的“保鲜期”没有太长。2006年,校方再推出新版合校计划案,草案钩勒出的蓝图,希望将整并后的学校扩充成1万2000名学生及700名教职员的综合型大学,里头规划包含文、理、社会、教育、原住民、环境与海洋等9个学院。
2008年8月上述计划落实成真,东华和花莲教大两校正式整并,花莲教育大学变成“国立东华大学花师教育学院”,目标希望成为东台湾的国家重点大学。
曾经参与反对东华并校学运的邱姓校友,至今依然无法理解学校是怎么被整并掉的。
她神色飞扬地形容,早年东华学风相当活泼开放,加上当年许多教授都是刚从海外留学归国,欧式建筑校园内充满创作风气,各式各样的诗歌戏剧创作比赛,学生们总是踊跃参加;如今每次回到母校,感觉到的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与沉闷。
邱姓校友表示,当初反对并校的师生主要多半是文学院,文学院内许多系所与花莲教大重叠,虽然名称相近,但花莲教大的中文系、英文系等通常以教学为重心,东华却是以创作为特色,“整并之后该以谁为主、谁为辅”,没有人能找出最佳答案。
台湾高等教育长期面对一些问题无法解决,自从教育部开放师资培育管道后,让原本的师范体系学校失去优势,结果当大学发展受到局限,教育部就想透过整并手段解决问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法
如今回头翻开两校合并计划书,多数的篇幅用来描述台湾高等教育在少子化与国际化冲击下所面临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整并仿佛成为了解救病灶的万灵丹。并校后的愿景包含发挥整合效益、提升学术水准、强化教师发展、增加学生就业机会,在8年后是否逐步落实,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许子汉给了个问号。
许子汉说,台湾高等教育长期面对一些问题无法解决,自从教育部开放师资培育管道后,让原本的师范体系学校失去优势,结果当大学发展受到局限,教育部就想透过整并手段解决问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法。
许子汉批评,教育部如果是为了缩减大学间数而希望大学整并,“做坏人就该有担当”,要就拿出足够魄力、要就拿出足够资源,不该放任各大学自己概括承受,过程中教育部却一点方向或原则都没有。在这样情况下,许多大学整并案从过程中就已经造成许多裂痕,即使最后不得已勉强整并,但却看不见更有希望的未来。
赞成并校一方的主张认为合校之后学校组成变多元,让校内拥有更多学院。但看在许子汉眼中,台湾在高等教育经费萎缩的情况下,并校即使是可以带来某些益处的“好事”,但也绝对不是“必要的事”。
许子汉表示,如果大学就像一间间的企业营运体,在大环境整体经济不景气情况下,通常小的营运体反而比较容易撑下去。大的营运体因为组织规模庞大,所需要的基本养分也相对较大,这时如果还将小营运体并入大营运体,组织恐龙化后,一不小心就容易饿死。
他举例,东华大学与花莲教育大学并校8年来,明显感受到校方的财务每况愈下,校内有许多老师超钟点授课,却领不到应有的加班费,校方只会发给感谢状。
从争执到理解包容
并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校地、校园的资源重整,甚至牵动地区经济活动的荣枯。花莲教育大学原本位于花莲市美仑地区。合并后原本校园被称作“美仑校区”,原本校方希望打造出一座“东华创新研究园区”,作推广教育使用。但在人口不多的东部地区,这样的想法似乎过于天真。
周边居民对并校最直接的感受是:学生走了。原本生意兴隆的小吃店、饮料店一间又一间倒闭,过去人声鼎沸的邮局如今冷冷清清。曾经用来分租学生的套房,如今也只能挂起看板黯然抛售。
花莲教大校地闲置,里头的体育场馆、琴房表演厅无人闻问,反倒是东华校区学生数增加后,校园内一口气增加3000多名学生,导致既有的硬体设备不足。宿舍BOT(Build-Operate-Transfer)兴建案又一再流标,学生彼此间被迫竞争有限的资源。并校之初,不少师生常常得在两个校区之间舟车劳顿。
1996年开始任教于花莲师范学院的张德胜,历经花师升格花莲教育大学,到后来并入东华大学,如今他担任“东华大学副教务长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就张德胜的观察,中小学教师就业市场自2002年开始紧缩,导致传统师范院校学生就业发展受到局限,这是原属“师范”体系的各地教育大学陆续传出合并的根本原因。
张德胜坦承,并校后行政主体集中在东华大学所在的寿丰校区,也确实让有些校务相关讯息,原本花莲教大的教授难以参与讨论。如今随着时间过去,彼此间已经不再像并校前常常产生争执,反而愿意放下既有成见,选择互相理解包容。他打趣比喻,就像以前看不顺眼的人现在就在你前面,还成为同一艘船上盟友,自然得携手并肩作战。
张德胜总结并校8年来,“还算是走得平稳”。花师教育学院的学生假如要提升教育管理方面专业知识,可以到管理学院去修课、想要加强环境教育内涵,可以到环境学院去上课。过去花莲教大的教授们同质性强,并校后有机会接触不同领域学门的教授,彼此间互相切磋,尤其是打破学院的通识课,可以让来自不同科系的师生彼此激荡,薰陶出更加全人的特质。
站在校方立场,张德胜希望并校后的东华可以在台湾东部扮演领头羊角色,尤其东部地区偏远中小学多,并校后拥有完整的中小特幼师培体系,不仅让学生的选项变多了,也可以培养出更优质的师资,就近投身偏乡教育。
台湾目前大学数量过多,因应未来少子化所带来的冲击,大学势必得在某种程度上做好资源整合,让彼此间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不管在东华并花莲教大,或者清华和新竹教大的整并案里,反并校的学生们举出的理由,都包括了“排名”表现比较“前段”的学校学生,不肯与比较“后段”的学校合并,甚至出现“毕业证书贬值”这样的反对理由。
面对这样的反弹和纷争,张德胜希望主张站在教育角度看事情。他说大学整并就像是多元文化课程的教材,从中可以引导人们思考,成绩好的学生难道就比较优秀?毕业证书上的校名真能代表学生走出校门后,可以对社会带来比较多的贡献?
同样从花莲教大并入东华的环境学院教授戴兴盛表示,大学整并是迟早要面对的事,若以东华这几年研究生人数急遽下降来看,戴兴盛表示,要不是8年前选择与花莲教大合并,提供大学部更多科系选择,如今的东华,学生人数恐怕难以维持。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朱俊彰表示,台湾目前大学数量过多,因应未来少子化所带来的冲击,大学势必得在某种程度上做好资源整合,让彼此间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其中私立大学因为是私人兴学,教育部不太可能强制要求,公立大学则在《大学法》第7条法源依据下,赋予教育部可以在考量高教资源与国家政策情况下,推动大学整并。
朱俊彰坦承,大学整并并非一蹴可几的工作,通常有整并可能的学校们,必须分头在校内凝聚共识,筹组并校工作小组,经校务会议通过后,才有办法进入实质的并校程序。通常由教育部“上而下”推动的并校案(如成功大学与台南艺术大学),往往会比由校方“下而上”推动的并校案(如清华大学与新竹教育大学)窒碍难行。
朱俊彰表示,国外虽然也有些“小而美”的学校,但整体来看,拥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型大学,通常在国际的声望会比较高。台湾目前虽然在高教发展策略上尚未取得共识,但对教育部而言,无论是招生策略、系所发展还是未来的大学师生名额调控,大学整并后组织精简,资源上绝对可以做更好利用。
然而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大学整并后该如何精简人力?重叠的行政人员将如何处置?朱俊彰却又说,通常大学不太会因为整并后而剔除行政人员,而是过去大学校园内行政人力通常不太足够,整并之后多出来的人,反而可以更加弹性运用。
政党轮替后,教育部将如何延续前任部长吴思华目标,5年内砍掉8所国立大学,让台湾的大学从160多所变成100所?朱俊彰强调,大学整并是教育部重点长远高教政策,绝不会任凭大学在市场机制中厮杀,除了持续推动大学整并,更大的变动恐怕是辅导招生不良的学校转型退场,不过这就是另一个议题了。
這篇真的是越看越莫名其妙……特別是這段:「曾經參與反對東華併校學運的邱姓校友,至今依然無法理解學校是怎麼被整併掉的。她神色飛揚地形容,早年東華學風相當活潑開放,加上當年許多教授都是剛從海外留學歸國,歐式建築校園內充滿創作風氣,各式各樣的詩歌戲劇創作比賽,學生們總是踴躍參加;如今每次回到母校,感覺到的卻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失落與沉悶。」
不知道這個邱姓校友是誰,也不曉得作者有沒有去訪問其他校友,可是「早年東華學風相當活潑開放」到「難以言喻的失落與沉悶」把這些問題全部都推給併校,請問這位校友有事嗎?有深入了解自己的母校後來的發展嗎?詩歌活動依然熱絡、從文學院畢業的學生幾乎年年都是各大文學獎得得獎者、戲劇活動有許子漢老師帶領的秋野芒甚至往更遠更深的村落移動,校友要失望是她的事情,這跟併校有什麼關係?
這樣的報導真的很有本事,花師跟東華的人一起惹毛。
作為之前花師的老師,合併過程最大最深的感覺就是歧視,好像花師分數比較低,所以老師和學生都比較差一樣,合併之後有些東華的老師,正眼都不會瞧這些花師的老師一下,這種感覺也是讓我決定回美國發展的推力。
放在台灣,東華不是五年五百億,這也是大環境的歧視,如果把整併之後的東華師資、研究和社會參與的表現來看,遠遠超過台灣很多大學,但卻被定位成只是地方大學,台灣最棒的研究視野來自這種地區大學,最具原創力的角度,但這些老師在資源被擠壓的狀態,很難有很多時間寫下很多重要研究成果。
合併與否,重點是要看怎樣維持研發的動能,這些地方大學所帶來的研究和實踐角度,是建立台灣研究的重要資產。不要因為"地方大學",就可以用台灣既有的封建大學體系分配資源,這種不公平、不識好壞的教育資源分配,是拉住台灣發展的很大阻礙。
很令人感嘆,在地方大學要爭取研究資源,都要花極大力氣去寫研究計畫,而五年五百億的學校,這些資源是捧到面前,可以很容易汲取。像是和國際合作研究的計畫,在東華幾乎不可能,台灣的研究補助很喜歡花錢在要請國際學者來台灣”玩”,卻沒有錢把這種國際合作變成長期深植的合作研究。在地方大學因為資源有限,國際合作很難,但卻看到五年五百億大學,花錢卻沒有深化或廣惠於台灣的研究效益。研究補助無法深化研究,擴展研發動能,或是擴大國際影響效益,提升台灣研究或學者的國際地位,是造成台灣研發能力遲滯發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