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丽帼：我怕自己投身运动，却看到其他人付出代价

两年前的10月21日，占领运动持续接近一个月时，五名香港学联代表与政府公开谈判，数十万人在家中、在街头收看了这场电视直播，此前并不惹人注目的一个女生，凭借辩才脱颖而出，一下子备受注目。她是梁丽帼，当时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学联常委，政治学与法学三年级，曾被不少人认为将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颗政坛新星。

但两年过去，中学时期矢志从政的梁丽帼，发现自己失去了动力。

“Max Weber 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说过，从政者需要具备三个特质：热情、责任感、判断力。到目前为止，我一样都没有。”23岁的她说。她说自己这两年间在学界、社会运动犯了不少错，让别人受苦。这些债目，“是要 remedy（偿还）一辈子的”。

将来做一个主力人权法的律师，给为我付出过、承担过代价的人一个公义社会。

占领结束后，梁丽帼并没有如外界预料般投身政治。在曾经的学生领袖中，她是特别低调的一个，鲜有接受传媒访问，鲜有公开发言，最近一年尤为如此。

雨伞运动欠下的“债”，她说自己不会逃避，但会用自己的专业——法律的途径来“还”：“将来做一个主力人权法的律师，给为我付出过、承担过代价的人一个公义社会”。

“我一定会回来，但那一刻，我一定要给最好的大家。我不可以再有借口，说自己临危受命、不成熟。”

她人生的转折，要从2014年11月30日说起。

1130后，问题就接踵而来

这一天晚上，占领运动来到第65天，情势胶著，能量涣散，“双学”学联和学民思潮此时决定将行动升级。他们呼吁公众包围金钟政府总部，瘫痪政府运作。数千名市民响应号召，带著头盔、眼罩和自制盾牌，在深夜时分冲出政总外面的龙和道，更两度占据四条行车线。

不过，预先设下严密布防的警方很快出动，接连以警棍、催泪水剂驱散示威者；到了清晨时份，更加出动“特别战术小队”以更强的武力清场。在不少“前线”示威者被打伤，40人被捕的情况下，“升级”失败，民意愤懑，雨伞运动也随之进入了气氛最低谷。

12月1日，强烈的挫败感弥漫在占领区。有些占领者面如死灰，也有些怒不可遏，他们将不满情绪一一投射到发起这次行动的学联上。部分人誓言要拆毁位于金钟的运动指挥大台，因为它“象征失效”。在混乱的局面下，六名学生领袖在黑夜里到金钟占领区，向公众道歉。

当时台下的人指著我来骂，我都真的有点不知所措，我当时只在想如何安抚他们。

梁丽帼一直都记得那个晚上。她是第四个发言，接过麦克风，她如往常一样神情淡定，仍旧试图鼓舞士气：“昨天输了一场战役”，但不要失去斗志，“因为争取真普选是一整个战争”。

不过，台下的群众显然听不入耳，骂声四起。两年后，她还记得那时心里的混乱：“当时台下的人指著我来骂，我都真的有点不知所措，我当时只在想如何安抚他们。”

她回忆，在这一次发言前的早上，当在电视画面看到示威者受伤，惊惶逃跑的样子，她已经知道，一切都无法补偿。“这些画面太强烈了。我知道自己说什么都安抚不了他们。”

占领运动的三个月，梁丽帼记得自己基本出席了学联所有会议，每个部署都有份商讨。但下了决定后，她经常有一个疑问：“我这个决定做得对吗？”不过现实不容犹豫，“下决定后，就要立刻做”。

那天之后，我很清楚将会有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这些问题，我有责任去remedy，因为有些问题在我身上。

两年后的今天，她认为当日的升级时机并不恰当，因为占领已经过了两个多月，“民气那时已经消耗了”。她形容当时的决策只是“瞎子摸象”，因为每一个人接触的群众都只是一小部分，所以过了两年，对于何为合适的升级时机，她仍然没有答案。

但有一点肯定的：“那天之后，我很清楚将会有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这些问题，我有责任去remedy，因为有些问题在我身上。”

就在这次行动之后的两个礼拜，雨伞运动寿终正寝。九天后，梁丽帼的预感也应验了，运动的领袖之一学联，这个老牌学生组织亦面临溃散的危机。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不到”

2014年12月尾，梁丽帼所在的香港大学，有部分学生率先成立了“退出学联关注组”，批评学联在雨伞运动期间多番决策失当。他们并倡议在学校举行公投，让同学能就退联一事表态。港大这一举动，触发了其他院校的“退联潮”，岭南大学、理工大学和浸会大学等也相继成立群组。

梁丽帼回想，在 1130 升级前，已经隐隐感觉到大众对学联的反感在酝酿：“那时不少港大同学都不满学联做的决策，但我真的没办法 accommodate （吸纳）全部同学，让他们也进入决策的过程里。随后到 1130 升级，这些问题都白热化了。”

在商讨升级的会议中，她曾经邀请过那些对学联有意见的同学来开会，但原本出席的学联成员，跟这班同学关系不好，有龃龉，双方在会议间根本谈不来。“我当时知道这些问题，不过真的预料不到一次会议也无法完成。大家各自有心里面的东西在想，却不说出来”。随即第二次会议，学联和这班同学根本连“坐下来都不愿意了”。

那时不少港大同学都不满学联做的决策，但我真的没办法 accommodate （吸纳）全部同学，让他们也进入决策的过程里。

1130 升级后，双方意见各走极端 —— 认为要快点结束占领的人不肯让步；反对退场的人，就批评学联无心恋战，质疑学联每一个举动都是为退场做准备。

梁丽帼反问：“如果大家意见如此两极，不愿意商讨，那我可以做什么？”

“决策出了，而没有采用到一些朋友的建议，有人就会说：‘那么你又不用我的意见，就不好叫我来吧。’但试想想，如果我们不叫他们，他们都会埋怨自己没法参与会议，一起商讨。”

那段时间，我的思绪真的很混乱。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处理）不到，我根本两边都做不了游说，促成一些共识。那种不信任，我到现在还不能用言语表达得到。

倘若学联早点升级，可以避免退联思潮吗？梁丽帼想了想答：“不可以。”因为退联这件事其实“不太关决策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太严重了”。

“那段时间，我的思绪真的很混乱。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处理）不到，我根本两边都做不了游说，促成一些共识。那种不信任，我到现在还不能用言语表达得到”。梁丽帼带点慨叹的说，雨伞运动最后落得如斯田地，“我有份参与这些决策，而那些决策是错的、大家不满意的，我觉得自己是 problem maker（问题制造者）”。

她逐渐意识到，原来从政要兼顾的比想像中繁复。

连好朋友都不明白自己

2015年1月，当港大整个校园都在激烈辩论“应退联吗？”这个议题时，身兼学生会会长和学联常委的梁丽帼一直不多表态，也因此，铺天盖地的压力就这样扑面而来。

梁丽帼忆述，学联的一些“上庄”（上一届内阁成员）和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知道港大有退联声音后，约了她见面。“他们只想叫我立场要强硬一点，去反对这件事，他们不认同”。不过梁丽帼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坚持以一个开放的态度看待退联。

结果公投结果出炉了，支持退联的比反对多244票，港大退出学联成为定局。

那天，她再次成为传媒追访的焦点，而同一时候，新的学生会也刚选了。梁丽帼“庄期”终于结束，卸下会长职务，可是她一直难以开怀，完全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太多东西要 remedy 了，我真的没有一个很开心的‘落庄’的感觉。”

原本我以为会明白我的好朋友，turn out （最终）都不明白我。

当日唯一令她介怀的，是一些很亲的好朋友都走去骂她。“可能他们都很不开心吧，觉得这个result（结果）很有问题”。四起的骂声，对她来说很不是味儿，因为“原本我以为会明白我的好朋友，turn out （最终）都不明白我”。

自从雨伞运动开始，梁丽帼一直夹在各派之间，成为磨心。她仿佛站了在中间，四方八面都把她绑起来，往自己的方向拉。拉扯撕裂的痛苦，不太是她能承受到的感觉。曾经有段时间，她几个月不想看 Facebook，不希望再卷入各方的骂战中，“因为这些争拗实在很无谓，太浪费时间”。

“由我‘上庄’第一天开始，我已经不停地倒数什么时候‘落庄’。我真的不 enjoy （享受）‘上庄’的日子，因为我觉得我做错任何一件事，都需要用一辈子时间去还。”

“ 再一次重复雨伞时期的错”

港大学生会会长，一直都不是梁丽帼喜欢的岗位，因为她从小都不爱成为镁光灯下的一个。不过，“责任”这两个字，令她无可避免的走上政治舞台。

2014 年学生会“招庄”（招募新一届内阁）时，梁丽帼眼看之前一年“中山起义”后，学生会赶走亲北京组织的操控。她觉得自己有责任避免学生会“再让人乘虚而入”，于是走了去“倾庄”，也遇到七个同学愿意在未来一年共同奋斗。

梁丽帼原本想担任的是内务副会长，岂料计划争取成为会长那位突然“quit 了庄”（离开了内阁），为了责任，她又顶替了会长一职。由于他们的内阁不够人，没有外务副会长，于是她也要涉猎外务。

她明白自己上任刚巧碰上政改年，早前占领中环的筹备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会长是个烫手山芋，要随时处理一触即发大型社会运动，但她没有时间深思“炸弹爆后的模样”，只可“煮到埋黎就食”（走一步算一步）。

梁丽帼当上会长的一年，每一步都背负着别人的期望，不过占领期间，她发觉自己根本未准备好领导群众。占领后，她原本想花一段时间沉淀一下，但时势并不容许。她“落庄”后不够一年，行政会议成员李国章在2015年12月，上任港大校委会主席，触发港大学生罢课。

明明那件事我都不肯定我能不能 handle （处理）得到，但要我做，我就接受了。

于是，梁丽帼在别人的期望下，再一次走到新闻镜头前，成为罢课委员会成员，统筹这一个月的罢课和后续行动。

“明明那件事我都不肯定我能不能 handle （处理）得到，但要我做，我就接受了”，结果梁丽帼在罢课委员会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自己在重复一次占领时犯的错误”。

数次罢课大会中，学生们对于如何向大学建议改革校委会、磋商对象应否是李国章，以及后续行动的激烈程度皆意见纷纭，各方意见争持不下。纵使最后商讨出方案，却未能达到所有同学的期望，惹来他们的不满。

梁丽帼回想道：“罢课 mass meeting （大规模会议）比学联的还要难处理。毕竟学联十多个人，但 mass meeting 有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意见。做了决定后，在网上又看到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

她以前在雨伞运动时，面对的是两个渐见失语的板块。现在这两个板块再分裂，“变成四个、八个、十六个......可能更多，而每个板块里头又再有盘算，中间又有不信任”。

我本身不是一个 strong opinion （有强烈意见）的人，只要建议不是很差，我都接受得到。

“我本身不是一个 strong opinion （有强烈意见）的人，只要建议不是很差，我都接受得到。可能大家只接受 best option （最好的选项），但我可以接受到除了 worst option （最坏的选项）以外的选项。”

最终，校委会没有承诺即时进行改革，学生立刻围堵开会场地，要求与校委对话。然而期望落空，不但有学生在行动中受伤，当时的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及外务副会长李峰琦，亦在围堵事件半年后先后被捕。

用法律去 remedy 问题

在冯敬恩被捕后，梁丽帼随即前往警署支援，但被拒入内。“我当时的感觉都很强，不断在想，如果我是律师，就可以立刻走进去帮他办手续保释等，确保他的安全，不用连警署也进不到。”

“我真的很怕自己投身了一场运动，不肯定有什么成果，但很快就看到身边的人付出了代价。这种感觉很难受，像一个个叠上去的 burden （负担）。”

这时，罢课大会中的失语、自己处理不到人事关系，和抗争者为了运动付出代价的画面，令她觉得她“又多了一堆问题要去 remedy ”。但经过校委会事件后，她终于决心订下新方向 —— 暂时离开政治，用法律补偿“为她吞下代价的所有人”。

我真的很怕自己投身了一场运动，不肯定有什么成果，但很快就看到身边的人付出了代价。

现在她遇到一个很好的师父，悉心教导自己，也愿意给她机会接触法律界的世界。梁丽帼说，前几个月看到新加坡社运青年余澎杉，因为批评政权而再被起诉这件事令她感触很大。她认为香港的情况大同小异，既然自己的从政道路不通，也就应该好好利用法律，“守卫我们既有的东西”。

“在我面前曾经有两条路，一是从政，二是好好当一个律师。但现在，我想从政这个出口的大门，已经关了一半。”访问的尾声，梁丽帼点了点头，缓缓说出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