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会票王朱凯廸：他们要民族自决，我要民主自决

在香港大屿山脚的逸东邨里，朱凯廸和十多个助选义工在夜色中巡游拉票。“投票没有？请支持20号朱凯廸！”他一路向居民致意，声音因发言太多已变得嘶哑。这是9月4日夜晚10点，距离立法会选举投票结束只有半小时。

“请支持朱凯廸！”“请投票给朱凯廸！”“请选择朱凯廸！”这是他最近数月喊的最多的话。说的时候，必须对着镜头或者听众，精神饱满，信息清楚。

作为一个在社会运动路上走了十年的人，口号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但陌生之处在于，站在抗争的街头说服人，他只需要说“我”、“我们”，而站在通向议会的选举场，他必须要再三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政坛新人，只有不断向选民曝光这个名字，才有可能让选民在投票之前，记得住这个名字。

他有点不满足，觉得如此选举，讲理念的机会太少，“acting”（表演）的部分太多，但也迅速适应了这游戏规则。巡游尾声，朱凯廸转向自己的助选团队——一群义务帮忙的年轻人：“我们已经努力了，成事在人，谋事在选民！”说完，38岁的他亢奋起来，用两根竹竿打起拍子，和团队在夜晚的街头玩起音乐。

12小时之后，投票结果出炉——84121张选票，令他成为本届立法会地区直选的“票王”，也将他一举送进香港政客的议事大堂。

公布参选之初，朱凯廸并不被看好，支持率长期徘徊在1％左右。2011年他曾参选八乡区议会，得了283票；2015年，1482票，两次均落败。尽管一直积极参与社运，关注土地、环境、保育、民主自由等议题，但他没有政党背景和财团支持，却有因多年抗争而累积的不少敌人。谁也没料到，在这次选举中，他可以凭着在网上众筹的90万选举经费和朋友捐助的20万，靠一班义工助选团队，越战越勇，甚至揭开多年来无人敢碰的新界利益黑箱。到了选战最后一周，支持率一路跃升至11%。

意外成为“票王”，令支持者兴奋，也令旁人疑惑：他在政纲中所倡议的“民主自决”、“城乡共生”、“复兴农耕”，在香港真的有市场？这些平时在舆论中相当“赶客”的议题，真的有选票支持？

他使得那第三条路上有人，而且你会发现，门是开的，你只要进来就可以了，已经有人在那里很久了。

在朱凯廸的好友、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陈允中看来，选举结果，也许正说明，在经历了近年的政治动荡之后，香港有一群理想主义者急切需要一个“代言人”，他们在倡导排外和暴力的“本土右派”和对局面无能为力的“失效泛民”两者之间，找不到自己的选择，而“朱凯廸的出现，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

“他使得那第三条路上有人，而且你会发现，门是开的，你只要进来就可以了，已经有人在那里很久了。”陈允中说，他形容朱凯廸身后，是“本土”在香港的另一种可能。

从保育运动中看见“本土”

第一次见到朱凯廸的人，会惊讶于他的黝黑。那是在香港这样的冷气都市中少见的肤色，黑得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

作为一个都市长大的孩子，在读大学、做记者、自费闯荡了世界之后，他选择回到香港，并把自己与脚下的土地，越来越紧地绑在一起。

年轻的时候，朱凯廸视线的焦点并不在香港本土。他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毕业，在《明报》做国际新闻，因为太少出差机会，他决定辞职，自费前往伊朗，在当地学习波斯语，希望有一天能去阿富汗报导战争。

可他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逗留了三四年后，最终还是回到了香港。

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著称的张翠容回忆，朱凯廸当时提及在伊朗遇到的一个故事：一位库尔德族青年，打算前往土耳其与伊拉克接壤的库尔德地区，支援战乱中的家乡人，他没有钱，也没有对抗敌人的能力，但他说：“这些都不打紧，只要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便会感安慰，有勇气向前走。”

这样的故事令朱凯廸觉得，应该回到香港，为香港人做点什么。“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就应该做一些事，而那在我的想法里，就是参与政治，参与社会运动。”他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解释他最初参与社运的原因。

回到香港之后，他一边供职于独立媒体，一边参与了大大小小的社会抗争。许多就是他身边的小事，比如中大图书馆随意丢弃椅子，为了扩充马路打算砍掉树木，他联合学生会和校友，发起“保树立人”的联署，曾经一个人坐在中大的百万大道静坐抗议，校方最终妥协。

2006年年底，港府为开展中区填海第三期工程，要拆卸有48年历史的中环天星码头，朱凯廸见到当时反对拆卸的抗议者，定时定点，喊完口号就走，而拆迁仍在进行，他觉得“非常讽刺”，于是“一股气冲上来”，跳进了工地。后来，他转战皇后码头保育，和示威者占领码头达97天之久。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成了香港第一场长达三个多月的占领。

这种“直接行动”的模式在当时香港的社会运动中非常少见，在此之前，泛民主派长期以温和游行的方式抗争，而朱凯廸们则是当年典型的“激进”青年。

之前搞的事情，没有进入真正的政治领域，没有斗争，别人不会怕你。但我们在搞的事情，是有人会怕的。

十年之后回顾，朱凯廸亦相信这样的做法，扩宽了香港社运的想象。

“我们将原本很抽象的民主运动落地，这时泛民主派会发觉，为什么我们搞民主运动，手法上都没有你们radical（激进） 呢？大家会意识到，之前搞的事情，没有进入真正的政治领域，没有斗争，别人不会怕你。但我们在搞的事情，是有人会怕的，虽然怕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地主、发展商、某些政府部门。我们打开了新的领域，那是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开始。”

他说，在保育皇后码头之前，自己对香港的“本土”、“自主权”并没有清晰概念。与他同时代的年轻人相似，他的政治启蒙是八九六四，当年12岁的他曾一个人跑到街头游行，深深震撼于集体行动的力量。而对香港这个“主体”，是他在占领皇后码头、研究码头和殖民者历史的过程中才逐渐清晰意识到的。

在2007年写就的文章《从皇后码头看到满身的枷锁》中，朱凯廸这样写道：“在揭发委员会丑态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认识何谓殖民管治，这就是我在皇后码头保卫运动中寻找历史主体、寻找自主可能性的经历。”

在八乡菜园村实践“自决”

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凯廸定义自己是“独立活动家”、“社会运动者”，他相信，具有抗争性的社会运动，是“手无寸铁的公民们介入政治的重要据点”。

皇后码头行动之后，有朋友劝他参选2008年立法会，他拒绝了。4年之后，又有朋友建议他参选2012年立法会，他又拒绝。他参选过两次区议会，但“我不适合在中环开会的。”他对朋友说。

2010年，他投入反高铁行动，在1月16日和1700多名示威者一起包围香港前立法会大楼，行动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立法会则通过了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拨款申请。他又前往因高铁规划而拆迁的菜园村，直接和拆迁工人发生肢体冲突。菜园村最终被拆迁。第二年，陈允中、朱凯廸等人成立“土地正义联盟”，扎根在八乡，希望协助菜园村村民重建家园。

包括菜园村在内，元朗八乡一共有40条村，朱凯廸当时觉得，自己可以在八乡“做一世”。他后来在八乡结婚成家，诞下女儿，并取名“不迁”。

在八乡，他深入错综复杂的乡事关系，协助菜园村村民和其他村长，甚至社团力量，去沟通路权和水电问题。但作为一个外来人，他在当地并不容易获得信任和认可。2012年，陈允中和太太司徒薇发起地区报《八乡锦田地区报》，执行者主要是朱凯廸。曾经报导国际新闻的他将眼光聚焦到本地乡村，讲述当地民生、农业问题，还有历史故事。

“有时都不知谁在看，到底有没有效果都很难评估，但朱凯迪就会坚持做下去，做到完全印不出报才暂停，一有钱又再出。”陈允中回忆说。因为当地住进了不少非洲人，朱凯廸还为地区报做了英文版。

除了在当地搞媒体，他也尝试活络地区经济和生活网络。也是在2012年，土地正义联盟发起“八乡人食八乡菜计划”，为区内的居民订购八乡农民种植的蔬菜。当地的非原居民喜欢骑单车，但不熟悉地理，他们就帮忙画“单车地图”。到了今年年初，朱凯迪又正式发起八乡复耕计划，开始在菜园村新村的田地上种植有机大米。

“自决”作为一种理念，所要指导的行动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包括生活上，或者说，对朱凯廸而言，首先就要从生活的实践开始。

近两年，朱凯廸说，自己颇受《真实乌托邦》一书的启发。“书中的分析框架是：我们要有真正的民主，不能只发展人对国家的控制——投票民主，或者说人对资本的控制，而是社会本身也要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经济力量。”朱凯廸说：“搞工人运动、或搞退休保障这些斗争都不足够，我们还要建立自己的实力，包括发展社区经济、传媒、教育、社区照顾、交通等等。”

穿越族群仇恨，才有“民主自决”

2011年，当朱凯廸等人以土地作为“本土”的立足点，想要建构“自决”的主体性时，另一股本土风潮在香港社会中快速发酵，传播速度，比前一种快得多。

香港政府当年给全体市民每人派发6000港元，这一津贴是否应该涵盖新移民的讨论引发网民谩骂“蝗虫”，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同年出版《香港城邦论》，香港右翼本土的思潮涌现了。

“如果我们是从城市运动去拉阔（社会运动），陈云则是从族群政治去拉阔，从而去消灭或取代主流民主派。”朱凯廸回忆说。后者很快展现了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在2010年反高铁的时候，我们是社会运动的领导。从2012年酝酿到2014年，他们逐渐发展，慢慢取代了我们在2010年、11年在社会运动上的领导位置。”

当右翼本土依托族群区隔乃至仇恨的意识，在网络发展，并赢得越来越多人支持时，朱凯廸则和土地正义联盟的伙伴离开公众视野，深入乡村，尝试为具体的社区带来改变。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早期的抗争模式，也险些就掉入了另一种“仇恨政治”。

香港乡事的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在外界看来，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绝对对立，前者透过丁权和土地获取巨大利益，后者则只能是前者的租客和被剥削者。陈允中回忆说，最初他和朱凯廸也将两者简单对立：“非原居民被欺负，长期被剥削，把非原居民当做弱势群体去对抗一个邪恶族群，天然认为一个群体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

社会运动要把所有有理想的人连结在一起，要穿越族群仇恨。

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样的策略完全错误：不少原居民有丁权却无土地，要到处哀求村代表才能找到土地落实丁权，要不只能贩卖丁权给发展商，而如果什么都不做，最终只会给村里人看不起。

“朱凯廸看到这些人，社会运动要把所有有理想的人连结在一起，要穿越族群仇恨。那当全世界都骂原居民的时候，朱凯廸讲出有原居民是牺牲者，就能感动到人。”陈允中这样分析。

在今年立法会选战中，有不止一个原居民表态支持朱凯廸。其中，在锦田出生长大的原居民设计师 Kenny 更公开在网上表示，愿意为朱凯廸放弃自己的丁权，因为“有些东西比钱重要”。像Kenny一样的原居民是朱凯廸希望组织的对象。他渴望唤醒这些原居民一同去民主改革乡议局的黑箱，“自己的乡议局自己选”。

这些在乡郊实践中领悟到的抗争思路，在被右翼本土挤压的今天，让朱凯廸反过来更确证了他延续至今的理念和路线。

右翼本土派是将族群放先于民主…… 它会令我们下一代忘记民主，多于相信民主，因为我们不会再用沟通去说服大家。

2016年5月开始，朱凯廸尝试在东涌逸东邨举办墟市，对抗领展的街市霸权，当地生活着不少新移民、非洲和南亚裔人士，朱凯廸的策略也是尽可能组织他们，一起参与到墟市之中，尝试自己搞活地区经济。

“如果右翼本土派要发展族群意识，讲『民族自决』，我就要发展『民主自决』。”朱凯廸说，在他看来，“民族自决”的提法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你将来自中共的压迫，转化成香港不同族群之间的压迫，不make sense（合理）。右翼本土派是将族群放先于民主，去划一些十个人有十个人标准的线，对我来说，如果香港要民主的话，这条路是不通的，它会令我们下一代忘记民主，多于相信民主，因为我们不会再用沟通去说服大家。”

他希望能够组织尽可能多的市民，一起在学校、教会、工会、乡村，实现一个个“民主的时刻”。

希望的政治，可能吗？

一直不肯“在中环开会”的朱凯廸，在雨伞运动之后改变了心意。

他已经无法再忍受一个“顺从的”抗议状态：跟着北京的时间表去推进，被动的，“别人给多少我们就拿多少”。他说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自己也是慢慢才有感受，“这也是我为什么出来参选，而不是投票支持泛民、社民连。”

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是，他年近40，越发觉得时不我待。在地区层面对抗一个又一个的议题“是很花费青春的”。“菜园村，我们10个人搞了三年才重建了。”他说，自己现在更迫切希望从更高的体制层面带来更大的变革。

走入议会，走入中环，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9月5日中午，朱凯廸高票当选，与他一样倡议“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罗冠聪、独立参选人刘小丽同样当选。不仅走入议会的愿望成真，“民主自决”也成了摆上香港政治议程的无法被回避的议题。

斗争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很多本土派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做的。但很多人都希望在这样的局面底下，还有一种让社会有希望的政治，一种可以保存自己生活的希望。

在选举结果公布的现场受访时，他忍不住落泪，说自己做好了准备：“现在从政就是揾命搏。”纵然说下狠话，朱凯廸仍然忧虑：面对霸权，如何能够保持斗争，不要死去，又能持续带给普通人带来生活的希望？

“斗争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很多本土派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做的。但很多人都希望在这样的局面底下，还有一种让社会有希望的政治，一种可以保存自己生活的希望。”他说，“希望的政治”，这是他努力的方向，“但在这么多漩涡底下，这种政治是不是有可能呢？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可能一个浪盖过来，一个大的暴动出现了，可能没有人再有心机（心思）、时间，去默默耕耘。”

他的朋友担心他在社运道路上养成的道德洁癖，无法适应政治圈。他也担心自己缺少发展强大组织的经验。但如今，只能一试。他说，今天不同力量都试图对香港前途“交出一些货”，这些答案都不是完整的，但至少是改变的开始。

9月1日夜晚，朱凯廸在天水围路口拉票。有一位市民愤怒地在他面前撕碎了写着“民主自决”字样的传单，也有市民过来拍拍他肩膀，给他加油。身边的义工送来了两小包刚刚收割的八乡米——他们发起八乡复耕计划后，收获的第一茬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