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非洲留学生：再选一次，你还会来中国吗？

初夏傍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门旁“大运村”学生宿舍楼外，几十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坐着乘凉、聊天，来自肯尼亚的Salma和来自马里的Assa也在其中。路过的非洲同学几乎都会跟她们打招呼，同为穆斯林的朋友还会问问斋月前几天过得怎么样。村里更多的中国学生则极少在这里停留，他们只是路过，对眼前的景象似乎已习以为常。从校外到这里散步的人会围观一下，然后继续散步。

日落之后，Salma和Assa可能会一起吃个饭，而来自尼尔利亚的Onyishi则喜欢去北京目前唯一一家非洲餐馆，和朋友聊天、晚餐。这里供应非洲不同地区的菜色，还放着非洲不同国家的流行音乐。 Onyishi觉得这里口味比较地道，她常来，跟服务员都很熟悉。

在中国，像Salma、Assa和Onyishi这样的非洲学生如今已近5万。他们带着对“中国式发展”的憧憬、带着父母对更优质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期待，跨越大洲，来到这个人种、语言、文化皆与他们原生地大不相同的东方古国。

中国教育在线、来华留学网联合发布的《2014年来华留学调查报告》显示，从2005到2014年，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人数以年均近35%的势头迅猛增长，速度为所有留学生群体之冠。而教育部公布，2015年，有49792名非洲人在华留学，占留学生总数12.52%。

自1956年，第一批埃及学生到中国留学，半世纪以来，政府奖学金一直是中国吸引非洲留学生的主要方式。 60年代，招收非洲留学生被视为“有利于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非留学合作中断，164位来自14个非洲国家的学生被迫回国。 90年代以来，来华留学又大有推进，尤其是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后。 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非洲的自费生超过了奖学金生。目前，自费生已经占非洲在华留学生的多数。

与大多数来华做短期交换的发达国家留学生不同，84%的非洲留学生将攻读学位定为留学目标，最受欢迎的专业为医学、工程类和经管类。来自肯尼亚的Salma、马里的Assa和尼日利亚的Onyishi马上就要从工程、经贸等专业毕业了，长期生活在中国，她们过得怎么样？黑色的皮肤会给她们带来尴尬吗？留学中国的经验是不是优质资本？身在异乡，她们如何看中国，如何看非洲，如何看这两片官方长期唱着友谊之歌的古老土地，在21世纪的利害关系？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们还会来中国留学吗？

冲着中国的“好”而来

24岁的Salma来自东非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肯尼亚，公费留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攻读航空工程。采访时恰逢伊斯兰教斋月，加上很快就要进行答辩，Salma看起来有点疲惫。

北航并非Salma的唯一选择，甚至也许不是最佳选择。自小就有飞行员梦的她，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可以去美国，但父母认为，中国可能更好，即便Salma作为留学生在中国不能入读飞行学校。“中国的崛起那么快，肯定是做对了什么”，父母希望，她可以把中国的经验带回家乡──那是肯尼亚国内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北部。这种理想化的想法，在Salma家乡很普遍，“美国是过去，中国是未来，他们说。”

但来了中国之后，Salma发现，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和因素是很复杂的，比如需要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支持，她并没有看到什么肯尼亚可以直接模仿的现成模式。而且在社会发展方面，中国是不是同样堪当肯尼亚的楷模呢？“我不确定，”Salma说，“在我老家，如果有一个人过得不好，他会被关注到。在这边会吗？”

与Salma同龄的Assa就读北航机械工程系，她来中国留学的决定似乎基于更多的“眼见为实”。在Assa的祖国、非洲西部内陆国家马里，“几乎每一个基建工程都由中国人来做”。建交66年，中国对马里的援建从纺织厂到体育场、医院到会议大厦，乃至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几个援建项目之一巴马科第三大桥。

马里曾被法国入侵、殖民长达80年，1960年才独立建国，直到今天，法国仍然是马里大学生──比如Assa的姐姐──出国深造的首选，Assa的第一语言也是法语。半公费半自费来华留学的Assa说：“我5年前来中国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新的选择，现在，越来越多（人这样做）。”

马里的失业率在10%左右，就业情况并不乐观，但Assa称，会说好点的普通话的人，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中国的留学经验和中文能力会让她在马里享有更多求职优势，即便那份工作可能与她的工程专业无关。“大家开始了解，哪些中国大学比较好，他们也会知道，北航不是随便一个大学。”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习国际商务的Onyishi不是Salma、Assa这种典型的“后来留学生”，她17岁就来中国了。Onyishi的爸爸是做贸易的，他认为，其他国家的尼日利亚人太多了，缺少机会，所以把全家——Onyishi的妈妈和6个兄弟姐妹都搬到了中国。

打算女承父业的Onyishi觉得，在中国，非洲学生学商务比学理科好，一来方便了解中国的商场规则、发展人脉，二来，“理科生需要很多实践，比如实验和实习的机会，不过中国的大学正好那方面不太强，经常会让他们失望”。

她在大学没有申请奖学金，“那些机会应该留给需要的人”，但据Onyishi说，从尼日利亚拿到赴中国留学奖学金的人，“恰好也是本来就有钱、有关系的人”。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制定的“贪腐印象指数2015”（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2015）排行中，167个国家与地区，中国排名第83，尼日利亚第136。

Onyishi觉得，在官僚和法制等方面的问题上，中国和尼日利亚是有相似之处的，但在中国6年，她还是更能接受尼日利亚的状况，“可能是有感情吧”。

除了语言，身份也是学习障碍

无论是带着想象、印象还是真实体验出发，在北京，学业是Salma、Assa和Onyishi最主要的日常，Salma和Assa主要接受中文授课，她们所面对的语言和学习方式障碍，远大于接受英文授课的Onyishi。

内地的大学往往会先安排非洲留学生进行一年的汉语培训，之后就让他们直接上全中文教学的本科课程。Assa留学的头一年半，每天的课程都是枯燥的语法和汉字，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学生，他们会学很多好玩的关于书法或中国历史的东西。”熬过了一年半的培训，Assa的中文能力仍不足以支持她迅速吸收课堂知识，“我上课好不容易能听懂80%的内容的时候，我的中国同学已经能消化100%了。”

面对语言对学业构成的障碍，Salma似乎更挣扎一些。在肯尼亚，她是高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激烈的竞争中拿下中国政府的奖学金，“不过我来这边之后，心理状态连续三年不太好。”一开始，她珍惜机会、很努力学习，但发现自己无法跟上中国学生之后，就慢慢进入了一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状态，虽然自己对此非常讨厌，“这完全违背者我从小的学习态度”，但老师好像并不觉得奇怪，与家人则难以分享。这让Salma倍感孤独。

除了语言，外国人的身份也限制了Salma的自由发展。大三那年，因为是留学生，她无法参加实习项目，于是自己在一个小型航空公司找了实习，但大学没法对此提供学分。到了选毕业论文题目的时候，校方又说，Salma关于飞机设计的题目涉及“机密”，外国人不能做。就连平时上课，老师也会提到，因为有外国人在场，影响了他讲课的范围……

幸而最近几年，Salma开始慢慢从学习沮丧的“黑洞”中爬出来了。她发现，中国学生往往通过灌输来学习，就算无法100%打败他们，也不代表什么。她也开始追求一些学习以外的机会，比如参加翻译工作，或者在NGO做志愿者等等。

Onyishi选修的国际商务专业以英语授课，那是她的第一语言：“老师的英文水平还不错。作为非母语者，他们没法把所有事情沟通清楚，但会提供材料，至于你最后学多少，是自己的责任。”

在家里，排行老大Onyishi的中文比较好，因此会代妈妈操持在中国的各种手续。而在课外，她是全球非洲学生组织Africa2.0中国区经理，会给组织里对创业感兴趣的非洲学生找有经验的前辈，中国人、非洲人不拘。

“我们在这边过得非常好，”Onyishi说。

黑皮肤迷思：抗拒、冷漠与偏见

在Onyishi的叙述中，她的确很享受在中国的生活。

比如很享受作为女生，在北京，晚上也可以单独回家；比如很享受注视率和回头率，她笑着自得道：“我现在的发型也的确比较独特，给他们一个东西看”；比如很享受在中国的私人空间，“在尼日利亚……‘不接待’一个人，不是一个选择，这就是我们的集体文化，但因为我们在中国，即使是非洲人之间，也不会这样，大家互相尊重对方的空间。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自由。”

相对的安全、自由不包括免于被歧视，尤其是针对肤色的歧视。Onyishi说，一家人找房子的时候，有好几次，因为是黑人而被房东拒绝，或者会遇到态度很奇怪的房东，“像我们应该因为他让我们住他的房子而感恩似的”。有一次，不喜欢在中国生活的妈妈对Onyishi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我有能力把整一栋楼买下来吗？”

Assa则总结出了一个跟中国人交流的“一般过程”：一开始，只看你是黑人，有的也许会猜是不是伦敦或北美的黑人，但一听到你来自非洲，可能有一半的人已经不感兴趣，然后了解到你的母语不是英语的时候，另外一半就会失去跟你做朋友的兴趣。

在北航校园，Salma面对着更直接的尴尬，这种尴尬Assa和Onyishi在公共空间中也会常常遭遇。北航校园绿化丰富，下午会有许多孩子跟着爷爷奶奶散步，经过Salma时，他们往往会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有孩子会指着Salma说：“这是什么人？”爷爷奶奶只能努力把孩子拉走。对此，Salma表示已经习惯了，“不过，还听不懂他们说的话的时候，要比现在好些”。

Salma说，在中国，人们以为她的皮肤是太阳晒黑的，而且“大家对肤色的刻板印象很复杂，有很多无意识的联想，包括中国人也不喜欢自己变得更黑。”然而去年一次捐血的经验让Salma感觉到，也许中国人不喜欢她的黑皮肤，但皮肤之下，只要血液对中国人有用，就可以了。

从非洲看中国，从中国看非洲

在中国感受着人们对非洲黑皮肤的异样的同时，三位非洲女生也清楚在非洲视角中，中国的异样。

在Salma和Onyishi的祖国，“China”与“造假”是同义词。在肯尼亚，Salma的朋友们会开玩笑问，她在中国拿到的文凭是不是假的。而Onyishi会跟尼日利亚的朋友说，中国这边不都是假冒伪劣。

Assa看到的是另一种假。她说，在马里，大家对中国的态度现在是“有点天真”。Assa的“领悟”是，在非洲，中国人对你特别好，其实是为了做生意，甚至可以说有拍马屁的意思，实际上中国本地对非洲的兴趣不大，在她的际遇里，学历高、知道非洲不只有饥荒的中国人是少数。

Salma也观察到，肯尼亚当地人不太擅长与中国人做战略性的沟通，中国人去谈判的时候，比当地人更知道当地人需要什么，而且中国的宣传相当成功，当地人看到中国人在建设桥梁公路，还以为是中国“送给”肯尼亚的，而并没有了解到，肯尼亚是要还款的，中国是工程中最大受益者。

Onyishi大概会同意Salma的看法。她说，在与中国的交往和谈判中，尼日利亚应该清楚地提出要求，比如不要只是到当地搞建设，还要分享知识和技巧、培训当地人等等。“现在大家不够清楚要向中国问什么，这是在中国待过的非洲留学生将来可以提供的。”

对于非洲身份、中非关系中的“平等”，数Salma尤其敏感、深刻。

虽然感受过中国人对非洲的无知，Salma认为，她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来中国之前完全没有把自己当做非洲人，所谓的‘为非洲代言’也让我很不舒服──我关于非洲的知识有多少？我真正了解的只有我们那个在肯尼亚北部的小村。”

“把非洲理想化，或特殊化，也是不对的，”Salma提到，最近一次关于中非媒体的会议上，一位来自新华社的发言者说，中国媒体关于非洲的报导，比西方的更加正面，“非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使它不应该被负面地报道吗？”她质疑，“我们跟大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凑合、尽量往好点的地方走的地区而已，好的坏的都要面对吧。还有一点：他的讲座里面完全没有提到非洲本地媒体。”

让她质疑的还有“中非关系”这个词本身，“其实这个概念已经不对，中国一般还是跟非洲某一个国家在谈。如果非洲是统一的，是有10亿人口的庞大对话伙伴，也许可以说‘中非’，但现在并不太合适。”

Salma直言，对于外界常称中非的传统兄弟之谊（brotherhood），“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说中国和非洲因为历史原因有一个特殊的联系吗？有吗？我感觉走的路还挺不一样的。对，以前我们俩都穷，现在中国富起来了，非洲仍然穷。还有什么吗？”

留下还是离开，会有后悔吗？

大学数年，白驹过隙，来自广袤非洲不同国家的Salma、Assa和Onyishi，在毕业季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分叉点。

Onyishi打算先留在中国，帮爸爸发展进口非洲食品的市场，包括尼日利亚的有机腰果，“现在的中非贸易处于一种失衡状态，我们买中国制造的东西，但自己在中国没有进口渠道。我很不喜欢那种单向的感觉。”

Assa现在不期待回马里，世界这么大，她想先去看看，“我不想像我在这边碰到的人那么封闭，我想多了解别人的想法，我想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因为总统说什么就想什么。这样我对我的国家才会有用。”Assa并不太担心工作，她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中国公司就可以找到工作。

带着父母“学成归国建设家乡”期望出发的Salma则很想回肯尼亚几年再说。“我感觉，在非洲的中国公司主要希望请到会说中文的非洲人，做一种文化桥梁，但是他们不一定需要我的专业知识，因为高等工程师一般还是中国人担任，能学以致用的职位还是很少”。

“我不会推荐任何我爱的人走这条路，”Salma叹道，“如果我可以重新选择要不要来中国留学，我会再一次选择来这边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