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非洲留學生：再選一次，你還會來中國嗎？

初夏傍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門旁「大運村」學生宿舍樓外，幾十位來自非洲的留學生坐著乘涼、聊天，來自肯尼亞的Salma和來自馬里的Assa也在其中。路過的非洲同學幾乎都會跟她們打招呼，同為穆斯林的朋友還會問問齋月前幾天過得怎麼樣。村裏更多的中國學生則極少在這裏停留，他們只是路過，對眼前的景像似乎已習以為常。從校外到這裏散步的人會圍觀一下，然後繼續散步。

日落之後，Salma和Assa可能會一起吃個飯，而來自尼爾利亞的Onyishi則喜歡去北京目前唯一一家非洲餐館，和朋友聊天、晚餐。這裏供應非洲不同地區的菜色，還放著非洲不同國家的流行音樂。 Onyishi覺得這裏口味比較地道，她常來，跟服務員都很熟悉。

在中國，像Salma、Assa和Onyishi這樣的非洲學生如今已近5萬。他們帶著對「中國式發展」的憧憬、帶著父母對更優質教育和就業機會的期待，跨越大洲，來到這個人種、語言、文化皆與他們原生地大不相同的東方古國。

中國教育在線、來華留學網聯合發布的《2014年來華留學調查報告》顯示，從2005到2014年，在中國的非洲留學生人數以年均近35%的勢頭迅猛增長，速度為所有留學生群體之冠。而教育部公布，2015年，有49792名非洲人在華留學，佔留學生總數12.52%。

自1956年，第一批埃及學生到中國留學，半世紀以來，政府獎學金一直是中國吸引非洲留學生的主要方式。 60年代，招收非洲留學生被視為「有利於擴大國際反帝統一戰線」。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非留學合作中斷，164位來自14個非洲國家的學生被迫回國。 90年代以來，來華留學又大有推進，尤其是在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之後。 2005年是一個轉折點：這一年，非洲的自費生超過了獎學金生。目前，自費生已經佔非洲在華留學生的多數。

與大多數來華做短期交換的發達國家留學生不同，84%的非洲留學生將攻讀學位定為留學目標，最受歡迎的專業為醫學、工程類和經管類。來自肯尼亞的Salma、馬里的Assa和尼日利亞的Onyishi馬上就要從工程、經貿等專業畢業了，長期生活在中國，她們過得怎麼樣？黑色的皮膚會給她們帶來尷尬嗎？留學中國的經驗是不是優質資本？身在異鄉，她們如何看中國，如何看非洲，如何看這兩片官方長期唱著友誼之歌的古老土地，在21世紀的利害關係？如果可以重新選擇，她們還會來中國留學嗎？

衝著中國的「好」而來

24歲的Salma來自東非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肯尼亞，公費留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航），攻讀航空工程。採訪時恰逢伊斯蘭教齋月，加上很快就要進行答辯，Salma看起來有點疲憊。

北航並非Salma的唯一選擇，甚至也許不是最佳選擇。自小就有飛行員夢的她，在申請大學的時候，可以去美國，但父母認為，中國可能更好，即便Salma作為留學生在中國不能入讀飛行學校。 「中國的崛起​​那麼快，肯定是做對了什麼」，父母希望，她可以把中國的經驗帶回家鄉──那是肯尼亞國內相對不那麼發達的北部。這種理想化的想法，在Salma家鄉很普遍，「美國是過去，中國是未來，他們說。」

但來了中國之後，Salma發現，中國的經濟崛起，過程和因素是很複雜的，比如需要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支持，她並沒有看到什麼肯尼亞可以直接模仿的現成模式。而且在社會發展方面，中國是不是同樣堪當肯尼亞的楷模呢？ 「我不確定，」Salma說，「在我老家，如果有一個人過得不好，他會被關注到。在這邊會嗎？」

與Salma同齡的Assa就讀北航機械工程系，她來中國留學的決定似乎基於更多的「眼見為實」。在Assa的祖國、非洲西部內陸國家馬里，「幾乎每一個基建工程都由中國人來做」。建交66年，中國對馬里的援建從紡織廠到體育場、醫院到會議大廈，乃至中國在非洲最大的幾個援建項目之一巴馬科第三大橋。

馬里曾被法國入侵、殖民長達80年，1960年才獨立建國，直到今天，法國仍然是馬里大學生──比如Assa的姐姐──出國深造的首選，Assa的第一語言也是法語。半公費半自費來華留學的Assa說：「我5年前來中國的時候，是一個比較新的選擇，現在，越來越多（人這樣做）。」

馬里的失業率在10%左右，就業情況並不樂觀，但Assa稱，會說好點的普通話的人，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中國的留學經驗和中文能力會讓她在馬里享有更多求職優勢，即便那份工作可能與她的工程專業無關。 「大家開始了解，哪些中國大學比較好，他們也會知道，北航不是隨便一個大學。」

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習國際商務的Onyishi不是Salma、Assa這種典型的「後來留學生」，她17歲就來中國了。 Onyishi的爸爸是做貿易的，他認為，其他國家的尼日利亞人太多了，缺少機會，所以把全家──Onyishi的媽媽和6個兄弟姐妹都搬到了中國。

打算女承父業的Onyishi覺得，在中國，非洲學生學商務比學理科好，一來方便了解中國的商場規則、發展人脈，二來，「理科生需要很多實踐，比如實驗和實習的機會，不過中國的大學正好那方面不太強，經常會讓他們失望」。

她在大學沒有申請獎學金，「那些機會應該留給需要的人」，但據Onyishi說，從尼日利亞拿到赴中國留學獎學金的人，「恰好也是本來就有錢、有關係的人」。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制定的「貪腐印象指數2015」（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2015）排行中，167個國家與地區，中國排名第83，尼日利亞第136。

Onyishi覺得，在官僚和法制等方面的問題上，中國和尼日利亞是有相似之處的，但在中國6年，她還是更能接受尼日利亞的狀況，「可能是有感情吧」。

除了語言，身份也是學習障礙

無論是帶著想像、印像還是真實體驗出發，在北京，學業是Salma、Assa和Onyishi最主要的日常，Salma和Assa主要接受中文授課，她們所面對的語言和學習方式障礙，遠大於接受英文授課的Onyishi。

內地的大學往往會先安排非洲留學生進行一年的漢語培訓，之後就讓他們直接上全中文教學的本科課程。 Assa留學的頭一年半，每天的課程都是枯燥的語法和漢字，但「來自法國和德國的學生，他們會學很多好玩的關於書法或中國歷史的東西。」熬過了一年半的培訓，Assa的中文能力仍不足以支持她迅速吸收課堂知識，「我上課好不容易能聽懂80%的內容的時候，我的中國同學已經能消化100%了。」

面對語言對學業構成的障礙，Salma似乎更掙扎一些。在肯尼亞，她是高中裏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在激烈的競爭中拿下中國政府的獎學金，「不過我來這邊之後，心理狀態連續三年不太好。」一開始，她珍惜機會、很努力學習，但發現自己無法跟上中國學生之後，就慢慢進入了一種「什麼都不在乎」的狀態，雖然自己對此非常討厭，「這完全違背者我從小的學習態度」，但老師好像並不覺得奇怪，與家人則難以分享。這讓Salma倍感孤獨。

除了語言，外國人的身份也限制了Salma的自由發展。大三那年，因為是留學生，她無法參加實習項目，於是自己在一個小型航空公司找了實習，但大學沒法對此提供學分。到了選畢業論文題目的時候，校方又說，Salma關於飛機設計的題目涉及「機密」，外國人不能做。就連平時上課，老師也會提到，因為有外國人在場，影響了他講課的範圍……

幸而最近幾年，Salma開始慢慢從學習沮喪的「黑洞」中爬出來了。她發現，中國學生往往通過灌輸來學習，就算無法100%打敗他們，也不代表什麼。她也開始追求一些學習以外的機會，比如參加翻譯工作，或者在NGO做志願者等等。

Onyishi選修的國際商務專業以英語授課，那是她的第一語言：「老師的英文水平還不錯。作為非母語者，他們沒法把所有事情溝通清楚，但會提供材料，至於你最後學多少，是自己的責任。」

在家裏，排行老大Onyishi的中文比較好，因此會代媽媽操持在中國的各種手續。而在課外，她是全球非洲學生組織Africa2.0中國區經理，會給組織裏對創業感興趣的非洲學生找有經驗的前輩，中國人、非洲人不拘。

「我們在這邊過得非常好，」Onyishi說。

黑皮膚迷思：抗拒、冷漠與偏見

在Onyishi的敘述中，她的確很享受在中國的生活。

比如很享受作為女生，在北京，晚上也可以單獨回家；比如很享受注視率和回頭率，她笑著自得道：「我現在的髮型也的確比較獨特，給他們一個東西看」；比如很享受在中國的私人空間，「在尼日利亞……『不接待』一個人，不是一個選擇，這就是我們的集體文化，但因為我們在中國，即使是非洲人之間，也不會這樣，大家互相尊重對方的空間。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很了不起的自由。」

相對的安全、自由不包括免於被歧視，尤其是針對膚色的歧視。 Onyishi說，一家人找房子的時候，有好幾次，因為是黑人而被房東拒絕，或者會遇到態度很奇怪的房東，「像我們應該因為他讓我們住他的房子而感恩似的」。有一次，不喜歡在中國生活的媽媽對Onyishi說：「他們沒有意識到我有能力把整一棟樓買下來嗎？」

Assa則總結出了一個跟中國人交流的「一般過程」：一開始，只看你是黑人，有的也許會猜是不是倫敦或北美的黑人，但一聽到你來自非洲，可能有一半的人已經不感興趣，然後了解到你的母語不是英語的時候，另外一半就會失去跟你做朋友的興趣。

在北航校園，Salma面對著更直接的尷尬，這種尷尬Assa和Onyishi在公共空間中也會常常遭遇。北航校園綠化豐富，下午會有許多孩子跟著爺爺奶奶散步，經過Salma時，他們往往會放慢腳步，甚至停下。有孩子會指著Salma說：「這是什麼人？」爺爺奶奶只能努力把孩子拉走。對此，Salma表示已經習慣了，「不過，還聽不懂他們說的話的時候，要比現在好些」。

Salma說，在中國，人們以為她的皮膚是太陽曬黑的，而且「大家對膚色的刻板印像很複雜，有很多無意識的聯想，包括中國人也不喜歡自己變得更黑。」然而去年一次捐血的經驗讓Salma感覺到，也許中國人不喜歡她的黑皮膚，但皮膚之下，只要血液對中國人有用，就可以了。

從非洲看中國，從中國看非洲

在中國感受著人們對非洲黑皮膚的異樣的同時，三位非洲女生也清楚在非洲視角中，中國的異樣。

在Salma和Onyishi的祖國，「China」與「造假」是同義詞。在肯尼亞，Salma的朋友們會開玩笑問，她在中國拿到的文憑是不是假的。而Onyishi會跟尼日利亞的朋友說，中國這邊不都是假冒偽劣。

Assa看到的是另一種假。她說，在馬里，大家對中國的態度現在是「有點天真」。 Assa的「領悟」是，在非洲，中國人對你特別好，其實是為了做生意，甚至可以說有拍馬屁的意思，實際上中國本地對非洲的興趣不大，在她的際遇裏，學歷高、知道非洲不只有飢荒的中國人是少數。

Salma也觀察到，肯尼亞當地人不太擅長與中國人做戰略性的溝通，中國人去談判的時候，比當地人更知道當地人需要什麼，而且中國的宣傳相當成功，當地人看到中國人在建設橋樑公路，還以為是中國「送給」肯尼亞的，而並沒有了解到，肯尼亞是要還款的，中國是工程中最大受益者。

Onyishi大概會同意Salma的看法。她說，在與中國的交往和談判中，尼日利亞應該清楚地提出要求，比如不要只是到當地搞建設，還要分享知識和技巧、培訓當地人等等。 「現在大家不夠清楚要向中國問什麼，這是在中國待過的非洲留學生將來可以提供的。」

對於非洲身份、中非關係中的「平等」，數Salma尤其敏感、深刻。

雖然感受過中國人對非洲的無知，Salma認為，她自己也沒有好到哪裏去，「我來中國之前完全沒有把自己當做非洲人，所謂的『為非洲代言』也讓我很不舒服──我關於非洲的知識有多少？我真正了解的只有我們那個在肯尼亞北部的小村。」

「把非洲理想化，或特殊化，也是不對的，」Salma提到，最近一次關於中非媒體的會議上，一位來自新華社的發言者說，中國媒體關於非洲的報導，比西方的更加正面，「非洲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使它不應該被負面地報導嗎？」她質疑，「我們跟大家一樣，只不過是一個湊合、盡量往好點的地方走的地區而已，好的壞的都要面對吧。還有一點：他的講座裏面完全沒有提到非洲本地媒體。」

讓她質疑的還有「中非關係」這個詞本身，「其實這個概念已經不對，中國一般還是跟非洲某一個國家在談。如果非洲是統一的，是有10億人口的龐大對話夥伴，也許可以說『中非』，但現在並不太合適。」

Salma直言，對於外界常稱中非的傳統兄弟之誼（brotherhood），「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是說中國和非洲因為歷史原因有一個特殊的聯繫嗎？有嗎？我感覺走的路還挺不一樣的。對，以前我們倆都窮，現在中國富起來了，非洲仍然窮。還有什麼嗎？」

留下還是離開，會有後悔嗎？

大學數年，白駒過隙，來自廣袤非洲不同國家的Salma、Assa和Onyishi，在畢業季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分叉點。

Onyishi打算先留在中國，幫爸爸發展進口非洲食品的市場，包括尼日利亞的有機腰果，「現在的中非貿易處於一種失衡狀態，我們買中國製造的東西，但自己在中國沒有進口渠道。我很不喜歡那種單向的感覺。」

Assa現在不期待回馬里，世界這麼大，她想先去看看，「我不想像我在這邊碰到的人那麼封閉，我想多了解別人的想法，我想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因為總統說什麼就想什麼。這樣我對我的國家才會有用。」Assa並不太擔心工作，她說，無論在什麼地方，有中國公司就可以找到工作。

帶著父母「學成歸國建設家鄉」期望出發的Salma則很想回肯尼亞幾年再說。 「我感覺，在非洲的中國公司主要希望請到會說中文的非洲人，做一種文化橋樑，但是他們不一定需要我的專業知識，因為高等工程師一般還是中國人擔任，能學以致用的職位還是很少」。

「我不會推薦任何我愛的人走這條路，」Salma歎道，「如果我可以重新選擇要不要來中國留學，我會再一次選擇來這邊嗎？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