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调查：“我不想被杀才逃来香港，却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死去”

5月15日晚上8时左右，身穿泛黄残旧的白色上衣和运动长裤的Bashir，与端传媒记者在上水石湖墟街市见面。

走着走着，Bashir指着两三个聚集在远处街角的南亚裔男子说：“这些应该就是‘黑工（非法劳工）’，他们在这里等电话。”Bashir非常清楚，街市一带哪里是黑工聚脚点，哪里是黑工集散地，因为Bashir自己也曾经做过黑工。

近月翻开香港报章，几乎天天可见关于“难民”的报导，指责香港难民“打黑工”，甚至指他们偷窃、打劫、群党打架等刑事罪案。一时之间，这些来港逃命，正在等候难民资格审批的异乡人，成了部分市民眼中的“罪恶根源”。入境处助理处长冯伯豪3月接受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访问时说，2015年有232名声请人因打黑工被捕，较2014年增加47%，另有1113人因盗窃、伤人、毒品等刑事罪行被捕。

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1992年起适用于香港，其中订明：“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缔约国便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不过，香港并非难民的收容国，如声请人获联合国确认为难民，会由联合国难民署安排移居至第三国家，香港最终无需收容这些难民。换言之，香港只是一个中转站。

34岁的Bashir 2008年从巴基斯坦来港，至今已经八年了，一直以免遣返声请暂留香港，等候难民资格审批。Bashir告诉端传媒记者，当时因为土地纠纷，他担心人身安全而决定离开巴基斯坦。而由于巴基斯坦国民可以免签证到中国，他一程接一程，先坐飞机到了新疆，再由新疆坐了几十个小时巴士到深圳，最终找到当地的巴基斯坦同乡。

Bashir坦言，在深圳同乡的群体中，偷渡来港申请难民资格已有一套成熟运作的系统。“他们让我先交2万港元，说凑足5个人就可以走了，于是我就先在深圳的酒店安顿下来。过了几天，他们带我上快艇来香港，我也不知道上船的是什么地方，我唯一记得的，是开快艇的是一个中国面孔的人。”

不到两个小时后，Bashir上岸了，到达他憧憬的“中转站”—— 香港。

在中转站的漫长等待

Bashir后来才知道，他上岸的地方叫西贡，是游客热门的旅游点。但对当时的他来说，西贡只是一座大山，他靠着几包饼干和香烟，没日没夜的躲在山上，“数天后食物都吃光了，我们没法再躲下去，于是几个人就走到大马路上，等有警察来抓我们”。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抓，紧接着是一段漫长等待的日子。

截至今年3月底，香港有超过11201人，正等候免遣返声请审批，其中像Bashir那样偷渡来港的其实并非少数。保安局4月回复立法会议员查询，指51%免遣返声请人是偷渡来港，另有47%是在被拒入境或逾期居留被查获后，才提出免遣返声请。而据警方了解，非华裔非法入境者一般于原居国家，从陆路或乘飞机进入内地，经广东及深圳后，四成人会经陆路偷渡来港；其余六成经水路来港的非法入境者，主要经香港东北面海域，如沙头角、大鹏湾一带登岸，或经香港西面海域，如后海湾、大屿山一带登岸。

作为非法入境者，Bashir被捕后首先被拘留，期间他提出免遣返声请，一个月后获发香港特区临时身份证明书，俗称“行街纸”。他之后又联络到协助难民的组织，申请到为声请人提供的租金、食物等人道援助，并找到两、三个“同道中人”，以当时每人1200元的租金援助合租村屋，在元朗安顿下来。

现时免遣返声请人每月可以获得的人道援助，包括直接交到业主手上的、上限为1500元的租金津贴；换成超级市场礼劵的1200元食物资助；还有少量往返入境处报到的交通费。不过，2015年以前，食物援助是经国际社会服务社发放，免遣返声请人要到油尖旺和元朗等地区的指定店舖拿新鲜食品。

因此，Bashir来港初期，口袋里唯一的现金，就是他还未用完的旅费。他盘算着余下不多的旅费，每月只花50元购买一张电话卡：“电话卡只有120分钟，打电话回巴基斯坦与家人聊天、谈近况，就成为我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事。其余的时间，我就在家中或附近的公园闲坐，同一班朋友、同一个位置、同一样风景，就这样坐、坐、坐。”

Bashir说，他在巴基斯坦是一名地主，家境富裕、有妻有子，迫不得已要保命才逃离。他起初满心以为只会在香港逗留数月，难民资格获批后，就会到欧美的难民收容国。

但在香港坐着聊着，他越发心急，因为他发现身边一班同样在等候难民资格审批的朋友，许多人都等了十年、八年……“我自己一直以为只会在香港逗留数个月，但这似乎并不可能，我那时觉得很绝望。”说完这句话，Bashir静了下来。

走上黑工之路

这样在香港等了大半年后，Bashir终于忍受不住，开口向同乡提出：“可否带我去打工？”

“我一直知道有朋友非法工作，但因为担心被捕留下刑事记录，会影响到难民资格申请，所以没胆量跟他们去。但几个月下来，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因为白天什么也没做，晚上也不觉得累，结果天天都失眠。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就不想再理什么后果，去找人介绍工作了。”

Bashir来港后一直住在元朗，但“工作”后，一星期总有几天待在上水石湖墟街市。街市门口、停车场、对面的街角、附近的公园，都是他熟悉的“驻点”。“每星期工作两至三日，开工当天的晚上7时，我会准时到这些驻点等电话。”他说，电话铃声一响，就知道是“老板”指示开工，内容就是到指定的地点上货落货的劳力工作。

“我们三三两两地等，不会聚集太多人，以免引起注意。我那时主要帮忙搬菜，我知道还有人搬鱼。因为要工作到凌晨4时，没有太多本地人愿意做，加上我们力气大，所以就有人请我们搬货。”这样一晚可以赚到400港元，“有钱可以买多一点食物，间中甚至可以到清真餐厅吃饭。”

但Bashir说，他其实不是贪恋食物，而是为了生活最简单却最重要的“寄托”：“有了工作，我知道自己有点什么可以做，最少，我可以等那通叫我开工的电话。”

这些南亚裔免遣返声请人打黑工，一般会有中介居中牵线。端传媒接触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指这些中介通常是持香港居民身份的南亚裔人，通过介绍散工从中获利。“你想想，其实老板怎会知道那个搬货的有没有身份证？他只是付钱叫那个中间人去请人，但老板付了600元给中间人，中间人只付400元给那个黑工。”知情者透露。

中介聚集了一班“难民”后，部份香港黑社会组织亦会通过中介雇用他们从事非法活动。“例如收地，那些乡郊地的公公婆婆看到他们的样子就怕了；还有打架，他们个个体型高大，都很能打。最重要是他们很忠心，他们在香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会关心他们，所以你对他好一点，他就死心塌地帮你做事，有时候打完架，个个去打边炉（火锅），他们却不肯去，情愿拿钱自己去吃麦当劳鱼柳包。”知情人透露说。

对此，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难民协会主席Tariq Mehmood Raja气愤地表示：“实情他们只是在利用难民的不幸！”Raja来自巴基斯坦，也是免遣返声请人，在他看来，所谓声请人引起的治安问题，归根究柢是本港审批酷刑声请的制度存在问题：“等待十个月没有问题，但十多年什么都不能做的等待，你试想想，其实很难过。我会问为什么审批时间要这么长呢？如果审批时间快一点，或者让他们每天工作三、四小时打发时间，或许对难民、对社会造成的问题都不会那么大。”

然而，香港政府指出，香港禁止免遣返声请人工作，是为了避免有人为了来港工作而滥用酷刑声请。据了解，部份南亚国家有谣言指可以在香港申请“难民签证”合法工作，并声称只要邀交一笔“中介费”，就可以协助他们来港申请签证及介绍工作。

Bashir五年前就亲眼目睹一个朋友“非法工作”当场被捕，之后被判监两年，“所以我之后他不敢再打工。”但他说那个朋友出狱后，始终觉得自己作工作并没有错，于是对香港越来越愤怒。“他觉得反正有没有错都要判监，倒不如赚钱填饱肚子好了，后来有一次街上有人给他1000元搬货，他也没有多想什么，结果那里面原来是毒品，他现在还在监狱里⋯⋯”

个案复杂，抑或制度复杂？

与Bashir相似，来自非洲的Ayodele同样因为等候难民审批而滞留香港，但他没有选择Bashir非法工作的路，而是选择“白白的等”。

5月20日上午7时，48岁，来自非洲中部刚果的Ayodele带着一本祈祷集，走进西湾河一座教堂。那是他来香港后每天都会做的日常。弥撒开始，神父以广东话祈祷，皮肤黑得发亮的他徐徐翻开自己的祈祷集，上面写的是法文。“你听得懂神父说的广东话吗？”离开教堂后，端传媒记者问Ayodele。“我不会，但我明白他们大概在做什么。”他轻轻举起手上的祈祷集，那是一本泛黄、残旧，以皮套包着的小本。

13年前，Ayodele就是带着这本祈祷集、一本圣经和几件衣服，从刚果逃到香港。

Ayodele有哲学和历史双大学学位，在刚果是一名老师，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面。不过，刚果多年来内战不断，他的生活一直算不上安稳，到2003年，更发生了改变他一生的事。“我国家有军队强迫小孩子当士兵，我是教书的，我不能看着他们这样做，所以就发起反抗，结果就被追杀了，我受到了政治迫害。”Ayodele以不太流利的英语用力地解释着。

这一年9月，他为了逃避追杀乘飞机到香港。然而，他说这里原本只是中途站：“我当时打算在香港转机去中国，到埗时才发觉香港可以免签证入境，于是我就离开机场了。就像你家里火灾，你不会挑选逃生出口吧，逃难时根本没有时间细想这些，随便看见哪里有路就跑了。”

离开机场后，Ayodele找到青年旅馆居住。他只能说法语，落地香港后根本无法与人沟通，“我那时在旅馆看到人就问如何申请做难民，但因为英语不好，花了一星期才问到联合国难民办事处在哪里”。为了省钱，Ayodele后来晚上就睡在尖沙咀天星码头，早上到九龙公园梳洗，他说选那里露宿，是因为近油麻地的联合国难民办事处，也可以到尖沙咀重庆大厦的基督教励行会服务中心吃饭。那段露宿街头的日子，他还记得一个细节：“那年很多人说沙士，街上都没有人！”直到几个月后，他才申请到免遣返声请留港，并取得各项人道援助。

然后，他开始每天到教堂望弥撒，接着回家看一整天书，就这样，早上崇拜，回家看书，呆呆的等待，过了近13年日子。

“我觉得我的个案并不复杂，复杂的是那个审批制度。”他说自己2003年初来香港时，只有约300人等候难民审批，今天已经有超过1万人，“如果300人也处理不了，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好这1万人呢？我今年已经48岁，我最黄金的13年都在香港虚度了，如果有天我能离开，我真的还能重新开始吗？”Ayodele反问。

“在香港以另一种形式死去”

2014年前，来港寻求庇护人士，可以向香港入境处提出“酷刑声请”或向联合国申请难民资格。及至2014年3月起，香港入境处推行统一审核机制，如须被遣返或递解出境人士，声称从香港被驱逐、遣返或引渡至另一国家，会遭受酷刑和迫害等，可向入境处提出免遣返声请。

入境处统一审核机制由2014年3月实施至今，接获超过17000宗免遣返声请。不过，截至今年1月底，入境处完成审核的3355宗个案中，获确立的个案只有27宗，不足百分之一。

Ayodele那样来自非洲的声请人只属少数。保安局指出，声请人主要来自南亚或东南亚国家，首5位包括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印尼，占全部个案约8成。

根据保安局今年2月向立法会提交的资料，2015至16年度，处理免遣返声请有关的预算开支为6亿4400万元，包括审核声请及处理有关上诉、公费法律支援及给予声请人在港期间人道援助的开支。

现时，香港入境处每个月都有约400宗新申请个案，每宗个案需要25个星期审核，他们会根据声请人的申述及其他文件佐证，确立声请人是否受到酷刑或迫害等。不过，经常有声请人提出延期，并以各种理由缺席会面，拖长处理时间，部份声请人在申请被驳回后提出上诉，继续留在香港。据了解，甚至有外佣在合约完结后，提出免遣返声请留港。入境处处长曾国卫4月初履新时表示，免遣返声请机制有被滥用的情况。入境处表示，2017年将增聘80名职员，加快处理声请个案。入境处同时也会加强口岸管制禁止可疑人士入境，并联同警方加强堵截非法入境者。至于设立难民禁闭营，政府初步认为可能引起司法覆核，未必可行。

1月13日，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提到政府将全面检讨处理免遣返声请人士，包括检讨《入境条例》。在施政报告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政府会否退出联合国防止酷刑公约以处理问题，梁振英回应说：“如有需要会这样做。”

Raja来自巴基斯坦，约两年前成立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难民协会，为被捕难民提供协助，他自己也经常到监狱探望因犯事而被囚的免遣返声请人士。“你到监狱走一走。那里有很多故事。曾经有一个个案，两次被指打黑工被补，结果他来香港6年，有4年都在监狱里。他一直都宣称自己无辜，于是越来越不满，后来第二次放监后，他就主动返回巴基斯坦，他说被追杀也比在香港好。”Raja继续说：“还有一个尼泊尔来的，他在香港待了4年，最后等不下去，跳海死了，我还帮他办了身后事。”

访问到了尾声，Ayodele指着记者的笔记簿说：“你可以用中文记下这句话吗？帮我告诉别人: Refugee is not criminal（难民不是罪犯）。”Ayodele 眼里泛起泪水，待记者写好这句话才继续说：“教会里的香港朋友告诉我，香港人都很憎恨难民，但我真的没有做过坏事，我只是不想被杀才来到香港。”

Ayodele说，他来港申请免遣返声请，一心以为拿到难民资格就可以活下去，想不到:“我不想死，所以离开自己的国家，但结果我却在这里（香港）以另一种形式死去……”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Ayodele和Bashir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