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晚上8時左右，身穿泛黃殘舊的白色上衣和運動長褲的Bashir，與端傳媒記者在上水石湖墟街市見面。
走着走着，Bashir指着兩三個聚集在遠處街角的南亞裔男子說：「這些應該就是『黑工（非法勞工）』，他們在這裏等電話。」Bashir非常清楚，街市一帶哪裏是黑工聚腳點，哪裏是黑工集散地，因為Bashir自己也曾經做過黑工。
近月翻開香港報章，幾乎天天可見關於「難民」的報導，指責香港難民「打黑工」，甚至指他們偷竊、打劫、群黨打架等刑事罪案。一時之間，這些來港逃命，正在等候難民資格審批的異鄉人，成了部分市民眼中的「罪惡根源」。入境處助理處長馮伯豪3月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訪問時說，2015年有232名聲請人因打黑工被捕，較2014年增加47%，另有1113人因盜竊、傷人、毒品等刑事罪行被捕。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1992年起適用於香港，其中訂明：「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締約國便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不過，香港並非難民的收容國，如聲請人獲聯合國確認為難民，會由聯合國難民署安排移居至第三國家，香港最終無需收容這些難民。換言之，香港只是一個中轉站。
34歲的Bashir 2008年從巴基斯坦來港，至今已經八年了，一直以免遣返聲請暫留香港，等候難民資格審批。Bashir告訴端傳媒記者，當時因為土地糾紛，他擔心人身安全而決定離開巴基斯坦。而由於巴基斯坦國民可以免簽證到中國，他一程接一程，先坐飛機到了新疆，再由新疆坐了幾十個小時巴士到深圳，最終找到當地的巴基斯坦同鄉。
Bashir坦言，在深圳同鄉的群體中，偷渡來港申請難民資格已有一套成熟運作的系統。「他們讓我先交2萬港元，說湊足5個人就可以走了，於是我就先在深圳的酒店安頓下來。過了幾天，他們帶我上快艇來香港，我也不知道上船的是什麽地方，我唯一記得的，是開快艇的是一個中國面孔的人。」
不到兩個小時後，Bashir上岸了，到達他憧憬的「中轉站」—— 香港。
在中轉站的漫長等待
Bashir後來才知道，他上岸的地方叫西貢，是遊客熱門的旅遊點。但對當時的他來說，西貢只是一座大山，他靠着幾包餅乾和香煙，沒日沒夜的躲在山上，「數天後食物都吃光了，我們沒法再躲下去，於是幾個人就走到大馬路上，等有警察來抓我們」。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抓，緊接着是一段漫長等待的日子。
截至今年3月底，香港有超過11201人，正等候免遣返聲請審批，其中像Bashir那樣偷渡來港的其實並非少數。保安局4月回覆立法會議員查詢，指51%免遣返聲請人是偷渡來港，另有47%是在被拒入境或逾期居留被查獲後，才提出免遣返聲請。而據警方了解，非華裔非法入境者一般於原居國家，從陸路或乘飛機進入內地，經廣東及深圳後，四成人會經陸路偷渡來港；其餘六成經水路來港的非法入境者，主要經香港東北面海域，如沙頭角、大鵬灣一帶登岸，或經香港西面海域，如后海灣、大嶼山一帶登岸。
作為非法入境者，Bashir被捕後首先被拘留，期間他提出免遣返聲請，一個月後獲發香港特區臨時身份證明書，俗稱「行街紙」。他之後又聯絡到協助難民的組織，申請到為聲請人提供的租金、食物等人道援助，並找到兩、三個「同道中人」，以當時每人1200元的租金援助合租村屋，在元朗安頓下來。
現時免遣返聲請人每月可以獲得的人道援助，包括直接交到業主手上的、上限為1500元的租金津貼；換成超級市場禮劵的1200元食物資助；還有少量往返入境處報到的交通費。不過，2015年以前，食物援助是經國際社會服務社發放，免遣返聲請人要到油尖旺和元朗等地區的指定店舖拿新鮮食品。
因此，Bashir來港初期，口袋裏唯一的現金，就是他還未用完的旅費。他盤算着餘下不多的旅費，每月只花50元購買一張電話卡：「電話卡只有120分鐘，打電話回巴基斯坦與家人聊天、談近況，就成為我生活中唯一有意義的事。其餘的時間，我就在家中或附近的公園閒坐，同一班朋友、同一個位置、同一樣風景，就這樣坐、坐、坐。」
Bashir說，他在巴基斯坦是一名地主，家境富裕、有妻有子，迫不得已要保命才逃離。他起初滿心以為只會在香港逗留數月，難民資格獲批後，就會到歐美的難民收容國。
但在香港坐着聊着，他越發心急，因為他發現身邊一班同樣在等候難民資格審批的朋友，許多人都等了十年、八年……「我自己一直以為只會在香港逗留數個月，但這似乎並不可能，我那時覺得很絕望。」說完這句話，Bashir靜了下來。
走上黑工之路
這樣在香港等了大半年後，Bashir終於忍受不住，開口向同鄉提出：「可否帶我去打工？」
「我一直知道有朋友非法工作，但因為擔心被捕留下刑事記錄，會影響到難民資格申請，所以沒膽量跟他們去。但幾個月下來，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也因為白天什麽也沒做，晚上也不覺得累，結果天天都失眠。後來終於有一天，我就不想再理什麽後果，去找人介紹工作了。」
Bashir來港後一直住在元朗，但「工作」後，一星期總有幾天待在上水石湖墟街市。街市門口、停車場、對面的街角、附近的公園，都是他熟悉的「駐點」。「每星期工作兩至三日，開工當天的晚上7時，我會準時到這些駐點等電話。」他說，電話鈴聲一響，就知道是「老闆」指示開工，內容就是到指定的地點上貨落貨的勞力工作。
「我們三三兩兩地等，不會聚集太多人，以免引起注意。我那時主要幫忙搬菜，我知道還有人搬魚。因為要工作到凌晨4時，沒有太多本地人願意做，加上我們力氣大，所以就有人請我們搬貨。」這樣一晚可以賺到400港元，「有錢可以買多一點食物，間中甚至可以到清真餐廳吃飯。」
但Bashir說，他其實不是貪戀食物，而是為了生活最簡單卻最重要的「寄託」：「有了工作，我知道自己有點什麽可以做，最少，我可以等那通叫我開工的電話。」
這些南亞裔免遣返聲請人打黑工，一般會有中介居中牽線。端傳媒接觸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指這些中介通常是持香港居民身份的南亞裔人，通過介紹散工從中獲利。「你想想，其實老闆怎會知道那個搬貨的有沒有身份證？他只是付錢叫那個中間人去請人，但老闆付了600元給中間人，中間人只付400元給那個黑工。」知情者透露。
中介聚集了一班「難民」後，部份香港黑社會組織亦會通過中介僱用他們從事非法活動。「例如收地，那些鄉郊地的公公婆婆看到他們的樣子就怕了；還有打架，他們個個體型高大，都很能打。最重要是他們很忠心，他們在香港什麽都沒有，也沒有人會關心他們，所以你對他好一點，他就死心塌地幫你做事，有時候打完架，個個去打邊爐（火鍋），他們卻不肯去，情願拿錢自己去吃麥當勞魚柳包。」知情人透露說。
對此，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主席Tariq Mehmood Raja氣憤地表示：「實情他們只是在利用難民的不幸！」Raja來自巴基斯坦，也是免遣返聲請人，在他看來，所謂聲請人引起的治安問題，歸根究柢是本港審批酷刑聲請的制度存在問題：「等待十個月沒有問題，但十多年什麽都不能做的等待，你試想想，其實很難過。我會問為什麼審批時間要這麽長呢？如果審批時間快一點，或者讓他們每天工作三、四小時打發時間，或許對難民、對社會造成的問題都不會那麽大。」
然而，香港政府指出，香港禁止免遣返聲請人工作，是為了避免有人為了來港工作而濫用酷刑聲請。據了解，部份南亞國家有謠言指可以在香港申請「難民簽證」合法工作，並聲稱只要邀交一筆「中介費」，就可以協助他們來港申請簽證及介紹工作。
Bashir五年前就親眼目睹一個朋友「非法工作」當場被捕，之後被判監兩年，「所以我之後他不敢再打工。」但他說那個朋友出獄後，始終覺得自己作工作並沒有錯，於是對香港越來越憤怒。「他覺得反正有沒有錯都要判監，倒不如賺錢填飽肚子好了，後來有一次街上有人給他1000元搬貨，他也沒有多想什麽，結果那裏面原來是毒品，他現在還在監獄裏⋯⋯」
個案複雜，抑或制度複雜？
與Bashir相似，來自非洲的Ayodele同樣因為等候難民審批而滯留香港，但他没有選擇Bashir非法工作的路，而是選擇「白白的等」。
5月20日上午7時，48歲，來自非洲中部剛果的Ayodele帶着一本祈禱集，走進西灣河一座教堂。那是他來香港後每天都會做的日常。彌撒開始，神父以廣東話祈禱，皮膚黑得發亮的他徐徐翻開自己的祈禱集，上面寫的是法文。「你聽得懂神父說的廣東話嗎？」離開教堂後，端傳媒記者問Ayodele。「我不會，但我明白他們大概在做什麽。」他輕輕舉起手上的祈禱集，那是一本泛黃、殘舊，以皮套包着的小本。
13年前，Ayodele就是帶着這本祈禱集、一本聖經和幾件衣服，從剛果逃到香港。
Ayodele有哲學和歷史雙大學學位，在剛果是一名老師，住在學校提供的宿舍裏面。不過，剛果多年來內戰不斷，他的生活一直算不上安穩，到2003年，更發生了改變他一生的事。「我國家有軍隊強迫小孩子當士兵，我是教書的，我不能看着他們這樣做，所以就發起反抗，結果就被追殺了，我受到了政治迫害。」Ayodele以不太流利的英語用力地解釋着。
這一年9月，他為了逃避追殺乘飛機到香港。然而，他說這裏原本只是中途站：「我當時打算在香港轉機去中國，到埗時才發覺香港可以免簽證入境，於是我就離開機場了。就像你家裏火災，你不會挑選逃生出口吧，逃難時根本沒有時間細想這些，隨便看見哪裏有路就跑了。」
離開機場後，Ayodele找到青年旅館居住。他只能說法語，落地香港後根本無法與人溝通，「我那時在旅館看到人就問如何申請做難民，但因為英語不好，花了一星期才問到聯合國難民辦事處在哪裏」。為了省錢，Ayodele後來晚上就睡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早上到九龍公園梳洗，他說選那裏露宿，是因為近油麻地的聯合國難民辦事處，也可以到尖沙咀重慶大廈的基督教勵行會服務中心吃飯。那段露宿街頭的日子，他還記得一個細節：「那年很多人說沙士，街上都沒有人！」直到幾個月後，他才申請到免遣返聲請留港，並取得各項人道援助。
然後，他開始每天到教堂望彌撒，接着回家看一整天書，就這樣，早上崇拜，回家看書，呆呆的等待，過了近13年日子。
「我覺得我的個案並不複雜，複雜的是那個審批制度。」他說自己2003年初來香港時，只有約300人等候難民審批，今天已經有超過1萬人，「如果300人也處理不了，什麽時候才能處理好這1萬人呢？我今年已經48歲，我最黃金的13年都在香港虛度了，如果有天我能離開，我真的還能重新開始嗎？」Ayodele反問。
「在香港以另一種形式死去」
2014年前，來港尋求庇護人士，可以向香港入境處提出「酷刑聲請」或向聯合國申請難民資格。及至2014年3月起，香港入境處推行統一審核機制，如須被遣返或遞解出境人士，聲稱從香港被驅逐、遣返或引渡至另一國家，會遭受酷刑和迫害等，可向入境處提出免遣返聲請。
入境處統一審核機制由2014年3月實施至今，接獲超過17000宗免遣返聲請。不過，截至今年1月底，入境處完成審核的3355宗個案中，獲確立的個案只有27宗，不足百分之一。
Ayodele那樣來自非洲的聲請人只屬少數。保安局指出，聲請人主要來自南亞或東南亞國家，首5位包括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印尼，佔全部個案約8成。
根據保安局今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2015至16年度，處理免遣返聲請有關的預算開支為6億4400萬元，包括審核聲請及處理有關上訴、公費法律支援及給予聲請人在港期間人道援助的開支。
現時，香港入境處每個月都有約400宗新申請個案，每宗個案需要25個星期審核，他們會根據聲請人的申述及其他文件佐證，確立聲請人是否受到酷刑或迫害等。不過，經常有聲請人提出延期，並以各種理由缺席會面，拖長處理時間，部份聲請人在申請被駁回後提出上訴，繼續留在香港。據了解，甚至有外傭在合約完結後，提出免遣返聲請留港。入境處處長曾國衞4月初履新時表示，免遣返聲請機制有被濫用的情況。入境處表示，2017年將增聘80名職員，加快處理聲請個案。入境處同時也會加強口岸管制禁止可疑人士入境，並聯同警方加強堵截非法入境者。至於設立難民禁閉營，政府初步認為可能引起司法覆核，未必可行。
1月13日，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人士，包括檢討《入境條例》。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政府會否退出聯合國防止酷刑公約以處理問題，梁振英回應說：「如有需要會這樣做。」
Raja約兩年前成立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為被捕難民提供協助，他自己也經常到監獄探望因犯事而被囚的免遣返聲請人士。「你到監獄走一走。那裏有很多故事。曾經有一個個案，兩次被指打黑工被補，結果他來香港6年，有4年都在監獄裏。他一直都宣稱自己無辜，於是越來越不滿，後來第二次放監後，他就主動返回巴基斯坦，他說被追殺也比在香港好。」Raja繼續說：「還有一個尼泊爾來的，他在香港待了4年，最後等不下去，跳海死了，我還幫他辦了身後事。」
訪問到了尾聲，Ayodele指着記者的筆記簿說：「你可以用中文記下這句話嗎？幫我告訴別人: Refugee is not criminal（難民不是罪犯）。」Ayodele 眼裏泛起淚水，待記者寫好這句話才繼續說：「教會裏的香港朋友告訴我，香港人都很憎恨難民，但我真的沒有做過壞事，我只是不想被殺才來到香港。」
Ayodele說，他來港申請免遣返聲請，一心以為拿到難民資格就可以活下去，想不到:「我不想死，所以離開自己的國家，但結果我卻在這裏（香港）以另一種形式死去……」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Ayodele和Bashir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