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贝拉塔尔（Béla Tarr）来到香港国际电影节。这位匈牙利导演以其浓烈的个人风格，独到的长镜头处理、深刻的哲学思辨，成为人们心中的世界影坛大师。然而自2011年的电影《都灵之马》后，他却宣布不再执导电影。他在萨拉热窝创办电影学校，却讨厌“教育”和“授课”这些词汇，他希望学生自由发展。他说自己在匈牙利的创作环境从来就没好过，但是，“You have to fight！”
访问过程中，贝拉塔尔（Béla Tarr）几次提到吸烟，结束之后他如愿以偿，可以搭电梯下楼在路边吸一只烟。喜欢吸烟吗？他认为这问题很多余：“不喜欢我干嘛还吸烟，我当然喜欢。”上一只烟在一小时之前，他仿佛等不及了。所执导的上一部电影《都灵老马》则发行于2011年，贝拉塔尔对外宣布，那将是他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这五年来他未食言。
贝拉塔尔（Béla Tarr）生于苏维埃治下的匈牙利。16岁即已开始拍摄8mm影片。早期极度关注工人及低收入阶层，人称其风格为“社会主义写实”。他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重点描写穷苦民众的日常挣扎，反对MTV式的快速剪辑和蒙太奇叙事方法。早期8mm作品曝光之后，匈牙利政府禁止他入读大学。
22岁时贝拉塔尔正式发表首部电影《Family Nest》 (1977)，1981年的电影《Panelkapcsolat》开始启用职业演员，其后，《Almanac of Fall 》（1984），《Panelkapcsolat》（1988）皆在欧洲获得好评。1994年以时长450分钟的电影《Satantango》震惊世界，苏珊桑塔格称之为“希望每年看一次的电影”。
进入新世纪之后，贝拉塔尔只推出了三部长片《Werckmeister Harmonies 》（2000），《The Man From London》（2007）以及 最后之作《都灵老马》（The Turin Horse）（2011）。
电影是他的药，用来上瘾的那种
贝拉塔尔如今已经不太爱谈论自己拍过的电影，至少他不主动进入某些细节。《都灵老马》在2011年拿下柏林影展评审团银熊奖。这部电影聚焦在老马，马伕和女儿三者之上，有很多人尝试解读它的言外之意，许多影迷在研习其背后的哲学。上映之前，大家以为电影会以尼采为主角，不过最后大量的镜头落在这一匹马身上。随着贝拉塔尔从导演椅上起身，这些猜想很可能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在他的眼里，哲学家都是浮士德。他们过得很美好，与18岁的少女坠入爱河。到老某一天才突然醒悟，错过整个人生了。
“我的电影并不是哲学。我觉得......”面对人们的种种讨论，贝拉塔尔试着寻找一种表述方式，“你叫我怎么说呀？”他用手拍了拍桌子：“哲学家只要有一张纸，一支笔就够了。那是另一种语言。”哲学比起他的电影，似乎是一个过于精致的词语。贝拉塔尔年轻时曾经想成为哲学家，后来之所以做了电影人，因为他喜欢那种感觉。那种可以真切看到别人，与周围的人共同经历的感觉。他的原话是“To see the people, to be with them”。 在他的眼里，哲学家都是浮士德。他们过得很美好，与18岁的少女坠入爱河。到老某一天才突然醒悟，错过整个人生了。“我可不想错过人生啊。”他表明心迹，甚至骂了一个脏字。
活在人生里，甚至也不拍电影了。影迷们多年来不断追问，贝拉塔尔摆手又摇头，说不就不。“结果我现在变成某种传奇了，”他不认同，像是在谈论别人，“可电影是真的不拍了。”电影是贝拉塔尔的药物，不是救治那一种，是有瘾那一种。他想要清醒。
那一刻，他就用自己的双眼在拍电影。贝拉塔尔脑海里迅速设计出了拍摄方法。可是他不能再做什么了。
用清醒（sober）形容不拍电影的日子，未尝不是一种电影语言。好像是参加了一个互诫协会，贝拉塔尔仿佛在摊手对所有观众说：贝拉塔尔已经戒掉导演职位，五年了。“I wanna stay sober.” 他认真地说。
电影哪有食谱可言！
可电影并不曾消失，时刻在他眼前出现，他轻易就可以向我们描述这种诱惑，即便来到香港也逃不过。前几天在晚宴之后，已经是深夜。他一个人溜到室外，对着空空的香港街道抽烟。一对年轻的情侣走出酒吧，女生醉得厉害，坐在地上想要呕吐。男生站在一边，只是望着她，也许想做点什么。他并不明白对方当时的心情，也不知所措。闯入眼帘的只不过是一个情境，贝拉塔尔却立刻想像出了电影拍摄的现场。他想，这简直是一段关系的动荡流离。男生不知道女生到底快乐不快乐。那一刻，他就用自己的双眼在拍电影。贝拉塔尔脑海里迅速设计出了拍摄方法。可是他不能再做什么了。
活生生的生活就是电影，他看过够多。既然还可以体会到沉醉其中的魅力，为什么想要 stay sober 呢？
贝拉塔尔不喜欢自己说了算，不喜欢将固有观点变成一些所谓“规则”，毫无回转余地输送给学生。
“拍电影也有责任，”他想了想，“我拿起摄像机的时候过于严肃了，我真的已经在最后一部电影里把我想说的讲完了，没有理由再一部部拍下去。”拍电影对他来说，是想分享见解和看法，因此他现在不会再拍摄电影了。甚至在拍摄之前，他就知道《都灵老马》是自己的最后一部电影。
那电影带来的瘾要怎么戒掉呢？生活中那么多活灵活现的片段，看到之后总会在脑海里翻腾吧？“我还是有话可说的。”只是分享方式变了。他会找机会和学生分享，最近还会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一个展览。创作依然是他心念所想。
他极之反对使用“授课”（lecture）这个词语形容他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这太傻了吧，如果你用这个词，表示你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贝拉塔尔不喜欢自己说了算，不喜欢将固有观点变成一些所谓“规则”，毫无回转余地输送给学生，“搞得好像电影还有『食谱』一样。”
21世纪在他眼里充满无数可能性：“有一部iPhone就可以拍电影了，电影哪有什么『食谱』可言。”任何事都不应该变作教条，他希望与学生平等的对话，让学生自由地创作，过程中他时不时发问，问问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让学生们自己去找就好。
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制造”作品，既然是“制造”，那也就不妨叫做“工厂”吧。
这些学生不是他自己收的门徒，他早些时候创办了一所萨拉热窝电影学院，他口中提到的学生都是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放下导演筒之后，他就全职为这所学院忙碌。这座学校的名字也有一点玩味，英文里是“电影工厂”（Film Factory）的意思。
贝拉塔尔想要这所学校脱离欧洲的波纳隆教育体系，创立新的教育方式。他甚至讨厌“教育”（education）这个词。如此一来，他也不想让这所学校叫做“学校”，命名作“工厂”实际有两个灵感来源，一是上世纪德国的Bauhaus，为有经验和经济基础的人提供一块空间，在贝塔拉尔的“电影工厂”，年轻的创作人将看到贝拉塔尔与他的朋友们——泰国大导演阿彼察邦，墨西哥导演卡洛斯•雷加达斯（Carlos Reygadas） ，法国影后茱丽叶庇诺仙（Juliette Binoche）等等——如何用别具一格的方法工作，让他们看到影像创作的另一种可能；另一个原因则是致敬当代艺术家 Andy Warhol 及他的“工厂”。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制造”作品，既然是“制造”，那也就不妨叫做“工厂”吧。他们在一起制造21世纪新的电影语言，制造新的电影创作方式。
You have to fight
他从未以富人阶层及他们的生活为题拍摄电影。走出门去，拍摄真实的生活，去观察，记录真实的生活到底为何。
与这些才起步不久的新进创作者一起交流，甚至比他自己拍电影难度更大。这些年轻人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也让他参与的“电影工厂”真的成了多元文化机构。大家的创作语言和创作手法切切实实多元化起来。
借着电影创作的讨论，他认为责任仍在其中。比如在欧洲拍片，创作人往往要借助各种电影资金，这些资金往往来自税收，如此使得电影人再独立也要考虑到纳税人。贝拉塔尔觉得纳税人也是他的电影监制，他需要为他们服务。
由此，他从未以富人阶层及他们的生活为题拍摄电影。走出门去，拍摄真实的生活，去观察，记录真实的生活到底为何。就算不使用那些电影资金，他认为电影人也要为民众考虑，这或许已经踏入了一种道德上的讨论。无论如何，他的镜头看似与自己戏中的人物小心翼翼保持着距离，实则对其中所有人都满怀情感。若没有这些情感，他的所有电影都难以完成。
贝拉塔尔的电影发行在匈牙利也遭遇过不少挫折，他希望大家要争取在限制之下发挥自己的最大力量。
电影人在匈牙利的创作环境并不理想。“环境就从没理想过，”他摇摇头，“从没好过。但你如果要拍电影，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创作。”贝拉塔尔的电影发行在匈牙利也遭遇过不少挫折，他希望大家要争取在限制之下发挥自己的最大力量。
“这根本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不能总是对年轻的电影人满腔抱怨。”无论有没有拍电影，贝拉塔尔一直在争取创作自由。建立“电影工厂”的初衷，也是希望开拓一片净土，年轻的创作者在这里可以享受更好的创作空间。他并没有轻易预见学校的未来，只是说一定会努力维持这样的空间。
面对恶劣的创作环境，大家究竟要怎么做？
贝拉塔尔立刻用手敲打了桌子：“You have to f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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