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离都市很远的森林深处，有一间取名为“阳光学院”的学校。孩子们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子，在一起学习、生活，爱说爱笑，眼神明亮。校长说，“森林里有吃人的怪兽”，孩子们经年累月地听，没有一个人想离开学校。
他们被教育读书认字、和简单的体育活动，最重要的课程是绘画。
他们没有父母，他们不是孤儿，他们是克隆人。
冬季日剧《别让我走》在神似悬疑剧的海报外表下，讲了一个向死而生的科幻故事。主角生下来就注定要被用于器官捐献，他们在那个社会里被称为“提供者”。在正式得到捐献通知之前，他们需要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独立生活一段时间。他们的生命长度平均只有二十几年，除了捐献器官，不能工作，不能生育。
音乐容易变成反体制的工具，而让他们像傻子一样提高体能也很麻烦。
为了说服提供者们接受自己的使命，学校上上下下渗透“你们是为他人奉献，带去希望的天使”的洗脑辞令。叛逆的体育老师崛江龙子教孩子们认识足球明星，令校长如临大敌。
“为什么不能教学生体育？为什么只教育他们画画？”龙子问。
“因为音乐容易变成反体制的工具，而让他们像傻子一样提高体能也很麻烦，只有绘画即能展现自己，又不会为他人带来麻烦。”直白的回答，道破洗脑教育的敌人是音乐和体育。顺着龙子老师无力的反抗，剧集逐渐走向提供者的心灵空间。
没有哪个提供者愿意以奉献作为他们生下来的唯一意义，奉献从来就是最可耻的剥削。既已生而为人，就有了情感，有了思考，不是牛和猪。提供者们也需要爱和决定命运的自由。不过，当反抗只会换来更粗暴地“立即解剖”的处置时，为了短暂的自由，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接受和服从。
没有哪个提供者愿意以奉献作为他们生下来的唯一意义，奉献从来就是最可耻的剥削。
“真正的真相不一定让你幸福。”借主角的口，故事的开头这样说。
《别让我走》改编自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同名英文小说，2010年登上英国大银幕，2014年日本也曾改编成舞台剧。兜兜转转回到日剧世界，它再度被影视化，时空转换到日本社会，由编撰过《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白夜行》和《仁医》的森下佳子担纲编剧。在这套剧集里，除了戏份并不多的龙子老师始终穿大红运动衣出场，代表热血和反抗的力量，几乎所有角色都只穿灰黑色的服装。
主角恭子、友彦与美和都是提供者。说起来美和也爱红装，不过她的红色情绪化，怕寂寞。当她得知自己生命将完，打开衣柜整理那层层叠叠的红色衣服，如同告别自己波澜起伏的情感；相形之下，恭子理智平静，虽早就察觉器官捐献的无情，却坚持“只想多活几年”。她按部就班，将挣扎压抑在自我对话里。
友彦从小就不会画画，但热爱足球。一群捐献者去餐厅吃饭，大家都叫咖喱饭的时候，友彦会叫一份什锦饭。他喜欢不一样，反建制，反单一价值，当然也从小不被周遭理解。
三人组合成一段三角关系，在分离和重逢的过程里互相提问：“我什么也不能做，我活着就是为了等死，那么现在我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一个多么严肃的哲学命题。他们为情感所困，为寻找自己的本体所困，为永远不能实现的职业梦想心冷。一度美和以为“活着就是和恭子比输赢”，而恭子想的是同学真实留给她的作业，“要找到觉得幸福，不枉此生的东西”，她用坚忍的行动推动水面下的暗流，在看似平静而重复的日常里，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比赛，希望在生命结束之前得到答案。
面对彼此，思考生命和未来的关系，令大家分别快速成长起来，即使生命短暂而无为。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中间地带，她要的是绝对的自由，或灿烂地终结。
真实──恭子的同学，比三人都还更加努力去争取自由。真实离开学校后，组织一些提供者搞地下运动，希望引起公众对提供者身份的关注，废除残酷的提供者计划。她曾经鼓动恭子加入，被恭子拒绝了。她找到了一群和她一样将命运置之度外的同类，在马路上散发传单，危险级别俨然已经爆灯。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中间地带，她要的是绝对的自由，或灿烂地终结。三个月取一个器官，拖着病躯等待死亡判决的日子不属于她。
四个人的身上，能看见更多人的影子。克隆人也好，普通人也罢，思想的流动创造了行动的差异，这是生命最美好的结论。当四人长大，最不会画画的友彦重执画笔，美和做了第二件泥塑，绘画教育恐怕都是洗脑的敌人。那些能进入心灵的行为方式，教育手段，发掘到了自我的感受，创造出人与人的差异美。洗脑却反对不同。
剧情影射“阳光学院”仍然洗脑得不够彻底，若干年后社会将“阳光”升级为监狱式学校，只对幼年的提供者提供基本吃喝，连认字都不教了，更不提绘画。学校的围墙越来越高，新一代提供者面如死灰，空留一具肉体，更加等同于牲畜。
对他们的管理者而言，这样真的会更有效吗？此时应该搬出友彦的那句台词：“规矩是为了打破而存在的，就像墙壁是为了翻越而存在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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