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业、教育、移民、保健……雾霾改变了中国人的哪些选择？

接连不断的雾霾，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考虑并调整未来生活的方向。

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将“逃离”作为一个选项。近两年，有人成为“环境移民”，离开故土，移民海外；有的人在海南岛、云南省甚至韩国的济州岛、泰国的清迈购买房产，拥有自己的第二居所。

很难有完全的数据证明，这样的置业选择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雾霾相关。但污染空气污浊的城市不宜居，也自然不会再成为以“享受生活”为目标而投资的中产阶级置业者的购房目的地，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法逃离的人，采取更加现实的考量和对策。他们的办公室、卧室、餐厅、瑜伽馆、健身课室甚至私人汽车里，都添置了一件必备物品——空气净化器；他们佩戴从每日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外国品牌口罩，日日丢弃、换新。

个体对抗雾霾的办法很多，也很贵。有更多的人忽视了霾，为了生计日日夜夜暴露在霾中，穿梭往来，比如快递员、送餐员、清洁工人、出租车司机……

雾霾之下的中国人并不平等。本是一件“同呼吸、共患难”的事，却因社会阶层的日逾分化、隔绝而变得不同。

富人孩子的学校装上空气净化器

当干净的空气成为奢侈品，中高收入群体有能力付出更高的成本，享有更多的机会和概率，防御PM2.5的侵袭。

例如，北京顺义国际学校投资500万美元，兴建了两个巨大的“圆顶帐篷”运动馆，并设置空气过滤系统。这样，学生可以在馆内活动，无需担心室外污染。随后，北京的乐成国际学校、哈罗英国学校等国际学校陆续效仿，斥资在空气净化方面投入硬件设备。这些国际学校的学费在10万至20万元/年不等。

如柏悦酒店等五星级饭店，纷纷在客房内提供高档的空气净化设备。

从2013年开始，有外资企业向驻中国的外国员工提供空气污染津贴。而此类企业的中国员工却并不能享受到这些待遇。

穷人的孩子戴着口罩，面对疾病威胁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曾发表报道《北京空气质量有望在2030年达标》，称北京地区PM2.5指数降到“国际公认的安全水平”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这意味着目前在北京生活的孩子们，整个成长过程中都要被迫呼吸肮脏的空气。”一位5岁孩子的北京母亲告诉端传媒记者。

这些孩子可能要为空气污染造成的伤害付出更多的成本，例如去医院就医、吃药，例如无法在户外进行充足的体育运动，甚至一年当中自在享受阳光的时间并不多。

保险公司从中发现了商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曾一度向北京居民出售“空气污染健康保险”，保期一年，如果空气质量指数连续五天超过300，可获1800元赔偿。尽管保险发售的第一周就售出了约3000份，但是不久后，因为擅自更改保险条款，触犯《保险法》，人保被保监会罚款。

卖掉北方的房子，到三亚、大理去

中国导演贾樟柯说，他因为雾霾，“下决心搬离北京”。

三亚、大理、厦门，以及泰国的清迈、韩国的济州岛、新加坡……都成为饱受雾霾之苦的中国人的向往之地。

尽管尚无直接的统计数据支持，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北方的雾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房地产市场的格局。

根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统计，北京、浙江、上海、山西、东北等已经成为海南省房地产的主要客源地。外来的旺盛需求带动了海南房价攀升。“搜房网”的数字显示，仅2015年第三季度，海南商品房网签（指交易双方签订合同后，到房地产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并公布在网上）就超过两万套，目前三亚市的新楼盘单价已超过每平米2万元人民币。

空气清晰、环境优美，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吸引力。

精英人士的脚步加速，到北美、澳洲去

移民中介的广告越打越响。除去社会制度、人文和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等常见的移民决策考量之外，自然环境的健康和优美，“没有雾霾”也成为中国越来越多中国人近两年在谈论移民动力时，脱口而出的选项。

据福布斯统计，截止到2015年，中国大众富裕阶层人数达到1528.2万人。为了逃离空气污染，这些人正在推动中国新一波的移民潮流。

胡润研究机构在2014年的一份调查表明，64%的中国富裕人群（身价超过160万美元）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筹备移民。污染和食品安全是中国移民的第二重要原因。

“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谁也无法阻拦，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经济学家汪丁丁在《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一文中写道。

与此同时，一项有关中国学生留学意向的最新调查显示，“气候环境”成为中国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时上升最快的考虑因素，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表示会考察留学当地的气候和环境是否适宜。

汪丁丁在他的文中指出，“与战争难民的年龄结构类似，在成本制约下，雾霾难民更多由儿童和年轻人组成，因为这些人以更高概率延续他们的家族（这是人性的生物本能）。”

中国模式让富人更有钱，也让空气更脏

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带动了中国GDP的飞速增长，却也造成了短时间内无法逆转的环境污染效应。

在一篇署名张跃然的《雾霾与中产阶级》文章中指出，由投资拉动的低成本、高污染的产业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富裕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均受惠于这种发展模式。雾霾，则是他们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需要付出的代价。

因此，2015年，中国修订了2013年颁布的空气危机应对政策，只要空气质量指数预报显示空气指数将有连续72小时在200以上，官方就应发出空气质量红色预警。在红色预警的情况下，工业应暂停生产，车辆被限制使用，幼儿园、中小学也会有停课举措。

尽管《纽约时报》曾经撰文说“雾霾让中国人更加平等”，但中国有媒体指出，这并不是真的。例如红色预警下的中小学停课，“很可能出现的状况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家吸雾霾，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则在家里启动空气净化器”，一家中国媒体如是评论。

甚至，一些富裕的中国人开始购买来自加拿大落基山脉的新鲜空气了。谁说洁净空气带来的幸福感是金钱买不到的？对于有些中国人来说，他们认为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