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ccies（优创客）一词，意即“年轻的城市创意人”（young urban creative）是美国网络新闻网Mashable的博客作者David Infante 于去年中创立的。Yuccies泛指那群生于网络时代，新知识，具创意，是Yuppies（优皮士）及Hipsters（文青）的后代，期望保留优皮士的专业进取和经济能力，又拥有文青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艺术生活的热情。
听起来复杂，但其实在中港台三地约共6千万名青年人中，Yuccies倡导的理念正在脑袋里发芽。
David Infante指，Yuccies的梦想是“赚快钱同时保留创意自主”，能赚到钱固然是好，但对Yuccies来说，最好是凭他们的创意去赚钱。于是，有Yuccies会选择创业宣扬其独特创意及想法﹔未够本钱去创业的，会保持稳定的工作，在下班后实现自己。
白天打工，晚上创业
在香港，今年26岁，用牛屎做蚊香的创办人欧瑞麟直言身边不少朋友靠白天稳定但不喜欢的工作收入，作为晚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本金。换言之，白天工作是兼职，晚上才是正职。“例如手作或艺术品，之后放上网及市集出售。”
这是另一类初创体现。根据香港投资推广署去年8月统计，现约有1558间初创公司（StartUp），较去年同期增长46%。在台湾，据2015年度中小企业白皮书资料显示，中小企业家数在2014年创历年新高纪录，达135万家。在中国内地，据伦敦会计和咨询机构 UHY International于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指，每日诞生的初创企业数目冠绝全球，平均每日有4千间新公司成立。
以物易物，新共产主义
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卖”自己的创作品，另一边，“买”的概念亦开始改变。现在，更多人选择用“公平”的方式取得想要的东西或服务──共享。新一代青年透过共享取代拥有，Uber到Airbnb的普及，显而易见。
而在华人社会，中港台三地把这共享的概念进行在地化演变。随著更多供用家联系的网络平台出现，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租借物品、以物易物、“拼车”还有“拼屋”的消费模式。
在香港，用户提供互相租借家中闲置物品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Gaifong是其中一例。今年28岁的Gaifong创办人梁怀宇说：“未来的世界，不是什么都要买，而是要用时，便利用手机，看看附近有没有，然后租借。”
他甚至相信，租借物件的新概念，将会改变现时生产商快速生产的营运模式，“生产商日后要更著重产品的质素，更创新或更耐用，才能吸引到用家购买。”这会颠覆过去零售市场Fast及Fashion带来的短暂物质享受。
香港浸会大学青年研究实践中心副主任邵家臻分析，共享经济的兴起，亦是“新共产主义”的兴起，“这是很乌托邦的概念，比以往需要更少钱，便能透过以物易物或交替使用，享有相同甚至更多物质。”
据罗兵咸永道（PwC）于2014年8月估计，共享经济的经营模式将于2025年，在全球共创造3,350亿美元，比2013年的150亿美元，大幅飙升22倍。
吃素，还要吃得公平
沿著这种共享的理念往前走，年青人正在颠覆过去虚耗的享乐饮食习惯。过去几年，素食已经在华人社区兴起，据提倡素食习惯的Green Monday委托市场研究公司所作的调查显示，香港的弹性素食者，由2008年的5%，上升至2014年的20%。如今在中港台，新开设的素食店都装潢潮流时尚，目标客户明显是着重品味的年轻Yuccies。
除了吃素以外，年轻人还要求放进嘴里的素食是遵从公平交易的原则。
国际公平贸易组织（Fairtrade International）的年度报告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14年花了63亿美元在公平贸易产品上，在成熟的公平贸易市场，录得稳定的升幅，而在新兴的市场如香港，更比去年大增42%。
据香港“丰盛社企学会”于2014年的调查显示，18%受访者表示曾经光顾社会企业，他们都表示愿意多付16%的产品溢价，多用8分钟步行时间或20分钟车程，以支持社会企业。去年6月，台北市宣布申请为公平贸易城市，而中国内地的公平交易概念，刚开始萌芽。
人人都是意见领袖
网络时代，威权衰退，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在香港及台湾，近年网络上就有不少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冒起，他们在网上拥有大批追随者，每日分享自己对美容、时尚、社会及政治议题的看法，每一次分享都获得数千至数万人的回应。
在中国大陆，这种意见领袖被称为“大号”或“大V”，是在微博及微信上拥有大批粉丝的网络用户，每名“大号”一般都会对两、三个主题有深入认识。当然，自我中心的他们，都希望在权威上参与一脚，每个人公平地就著议题提出意见，这令他们在政治及社会议题上高度参与。
在外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15年12月的西班牙国会大选结果。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成立不足2年的“我们可以”党是唯一赢家，选前民调预计该党只能排第四，最终却成为第三大党。已有38万成员的“我们可以”党，在2015年设立电子平台“我们可以广场”（plaza podemos） ，由每一名成员参与提交及研究政策和行动方案，并由全员投票决定如何处理。
这种政治参与的理念，早在香港雨伞运动、台湾太阳花学运及“反课纲”运动充分体现，而在2016年，将会更进一步在这班年轻人群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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