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下午5点，广西南宁吴圩机场南方航空CZ-3045飞台北的班机正在召唤旅客前往登机门集合。
一切看似正常，但接下来这一幕让不少排队等着登机的旅客印象深刻：
一群神情严肃的人们簇拥着两个中年男子从远处走来，两名中年男子各自背着背包，衣着非常简单、甚至陈旧。他们身边的几位大汉和这两位旅客的关系，说押解不像押解，说护送又缺少一份毕恭毕敬。更特别的是，其中一人一手拿着小摄影机，对着两名旅客一路跟拍直到登机门前，两人走进飞机才作罢。
这两人在一路飞行途中倒是没有特别情况。但他们的“特殊待遇”却延续到了下机后。两人一出机门，台湾这里又是一群大汉“接机”， 这两位旅客再度被簇拥着走往另一个方向，也有个人拿着一支小摄影机全程纪录。
“这两人看样子既不是高官政要，待遇又确实与众不同，究竟是什么来历？”同机乘客看在眼里，满腹疑问。
一位恰好在这班班机上的读者向端传媒记者表示，他的疑问一直到11月30日，台湾媒体大篇幅报导被关押在中国广西超过9年的台湾军情局军官朱恭训、徐章国获释后才得到解答。原来自己无意之间见证了1949年两岸分裂分治以来第一桩两岸政府合意协商之下的“换谍行动”。
越南被绑 冷案9年活起来
在台湾，朱恭训和徐章国的故事，从2006年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公众提起一次。这对共同出任务的长官部属2006年5月26日从台北搭机飞往越南，27日到达预定和情报对象接头的地点──接壤中国的边境城市芒街。但当天下午就被中国国安人员绑架到对岸。两年半以后，广西法院以间谋罪名判处两人无期徒刑。2011年，两人减刑为18年。
11月30日，朱、徐两人获得中国释放的消息在公众毫无预期的情况下见诸报端，震惊台湾社会。因为在此之前，该案早被公众认定是桩“冷案”，意思是所有可用的关系、可走的途径都已经用完、走完。如果没有更强的外力介入，朱恭训、徐章国就只能等2020年服刑过半，才有机会假释。
更严重的是：时间正在一点一点流失。随着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任期即将结束，民进党籍的蔡英文当选后的两岸关系完全不被看好，这种情况下，绝难期待中国政府会做出释放，或者交换被捕间谍的善意举动。
这桩“冷案”是怎么“活起来”的？朱、徐两位军官获释的情况又如何？无论当事人、家属或政府官员目前都三缄其口，没有公开说明细节。端传媒采访了多位知情人士，最大程度尝试还原这桩历史性换谍行动的前前后后。
随着时间过去，朱、徐两人咬紧牙关硬是不变节，对周国珍的策反也无效……媒体不时就拿此案做文章，这意味着公众舆论又会再一次被提醒，朱、徐两位军官是“跨境暴力绑架”的受害者。
朱、徐两人的获释，有远、近两股力量。特别是在过去的9年多中，朱恭训的妻子，同样任职军事情报局的周国珍，除了在台湾四处向政府、政党、高官、政要陈情，也决定由军职转任文职，为的是能够直接前往中国广西，一方面能够探监，并担任起中间沟通人的角色。
徐章国的家庭情况则令人闻之鼻酸，他的父亲在案发后就因为忧愤而离开人世。不久之后，妻子也因为癌症病发过世。连同早先逝世的母亲和徐章国自己，徐家两个幼子，几年内接连失去亲人。不是天人永隔，就是身陷囹圄，获释遥遥无期。但即使如此，徐章国的舅舅仍然不时在立法院奔走。他是公务员，此前曾经担任国会联络人，藉助这个经历，他有机会时不时提醒立法委员持续关注本案。
朱、徐两人2006年年中遭绑架失事，周国珍直到2008年年底才和中国相关部门人士在第三国碰面，周国珍试探性地向对方提出通过谈判方式释放朱、徐两人的可能性。知情人士透露，这次台湾交还中方的李志豪，从一开始就被列在可以交换的名单里。
只是在交涉之初，诸如“谁换谁”这样的想像，更多只是台湾单方面的主观期望，双方政府都另有所图：在台湾方面，马英九政府在“先经后政”的方针下，没有意愿碰触敏感的“换谍”问题；而中国方面，更多精力是放在如何劝降朱恭训和徐章国，并且同步策反周国珍。
究竟中国国安单位，为什么甘冒大不韪，以等同暴力犯罪的绑架手段，公然在越南的国土上犯案，跨境绑走朱、徐两位台湾军情局军官？知情人士根据近日获得的资料分析，中方主观上应该是认准了只要对朱、徐两人交替施加收买、恐吓等手段。在软硬兼施之下，两人屈从的机会应该会非常高。两人一屈服，“暴力绑架” 就成了“主动投奔”；或者秘而不宣，让朱、徐两人依照原定计划准时回到台湾，从此成为中方的高级内线。
不过，尽管遭到暴力绑架，但事后证实，除了在绑架当时朱恭训、徐章国曾和对方打斗外，两人后来都没有遭到刑求逼供。中方人员言明在先，尊重他们是高阶军官，不动用身体刑罚，但长时间疲劳审讯是最常用手法，一天几次逼供是家常便饭；“黑白脸”的技巧也经常上阵，一人先好言相劝，接着换一个人，“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你们在这里，让你们‘自然消失’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但随着时间过去，朱、徐两人咬紧牙关硬是不变节，对周国珍的策反也无效。这时候被关押的朱恭训和徐章国，就从“奇货可居”逐步变成了“烫手山芋”。不仅全无价值，两家家属在台湾请愿、陈情动作不断，媒体不时就拿此案做文章，这意味着公众舆论又会再一次被提醒，朱、徐两位军官是“跨境暴力绑架”的受害者。
林郁方提醒 马英九正视
这样的气氛，逐步酝酿出了谈判的可能性。台湾媒体曾经在2014年披露一则讯息：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胡为真任内，两岸曾首度执行换俘的秘密谈判，台湾的代表是由国安局督察处长侯水源率同军情局的人员赴第三国，与中国国安部人员会商。
但会商中，中方开出“停止向中国派遣谍报人员”、“公开道歉”和交换被中共吸收的台军间谍罗贤哲等台湾难以接受的条件。当时的国家安全局长蔡得胜曾经在立法院证实，的确组建了一个专案小组，通过各种管道和中方交涉。但眼看中方提出这种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一时间各方都感觉这是中方不愿意谈判的讯号。
但在此同时，家属愈来愈焦躁不安，陈情的动作愈来愈大。甚至传出有家属计划在国台办主任访台时公开陈情。长期关注本案，也不断接到陈情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林郁方，于2014、15年岁末年初的一场餐会中，当面提醒马英九总统政府应该解决这件事。不久之后，马英九要求专案小组：继续研议。
当南方航空班机升空后，台湾接到电话，被告知“你们的人已经上飞机”……几乎就在同时……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准备出发前往广州出席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夏张会”。
这整场行动，在2015年年中才获得突破。但要换谍得要有对象，台湾军情局不可能把罗贤哲或者其他囚禁中的台籍共谍交给对方。李志豪才是合理的选项。
台湾社会对李志豪所知极少，只约略知道他在1980年代以香港侨生的身份加入军情局工作，90年代中期被广东国安厅吸收，成为卧底特工。他的“代表作”无疑是在1999年协助中国政府“挖出来”当时被台湾吸收，代号“少康二号”的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这是1949年来台湾吸收阶级最高的内线情报员。
刘连昆在1999年8月15日被处死。不久之后李志豪自己也被“挖出来”，1999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依法服刑15年后才可以申请假释。2015年10月11日，一则消息出现在报纸不太起眼的版位上：法务部核准了李志豪的假释申请，这位年近70岁的老共谍，近日出狱。
当时任谁也想不到，这是一场两岸合意，策划缜密的换谍行动的起头。
根据知情者透露，中共当局至少在9月下旬就开始为朱恭训、徐章国两人返回台湾做准备，但他们当时完全没有觉察自己将被送回台湾。一直到10月13日上午，两人突然被通知“获得假释”。正当他们还在纳闷“假释重获自由之后，自己要到哪里去？”的时候，他们被要求即刻回监所收拾个人物品，“下午送你们搭飞机回台湾。”
CZ-3045比预订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起飞，当南方航空班机升空后，台湾接到电话，被告知“你们的人已经上飞机”，准备接人。
但值得玩味的是，几乎就在同时，桃园机场也有一个人在摄影机和镁光灯前登机，他是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准备出发前往广州出席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夏张会”。朱恭训、徐章国和夏立言，同一时间一来一往，难道只是偶然与巧合？
“马习会”前的一整套铺排
这一场换谍行动究竟和两岸关系，特别是11月初的双方最高领导人“马习会”有什么牵连？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说：“这是基于‘马习会’两岸互表善意所致。”陈以信轻描淡写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铺排，只要按时间把事件列出来就一目了然：
9月下旬，换谍计划确定，开始具体安排行程。
10月11日，台湾公布李志豪将获假释。
10月13日，朱恭训、徐章国返回台湾；夏立言出席广州“夏张会”。
10月14日，张志军在与夏立言“闲聊”时，提议举办“马习会”。
如果再对照夏立言事后所说，新加坡“马习会”是在夜游珠江时由对方提议举行，此前台湾其实对“马习会”已经不抱期望。若夏立言的说法属实，那么整幅图像就明朗了：释放朱恭训、徐章国是中共高层在提议举办“马习会”前的暖身操，藉着明快解决这起陈年案件，重建当时为卡式台胞证、M503航路、中国《国家安全法》等争执而处在低档盘旋的两岸关系，塑造足以支持“马习会”的良好气氛。
所以要问两人获释和“马习会”究竟有没有关系？答案恐怕是“有，也没有”。说“没有”是因为直到两人回台湾时，台湾方面，至少主管两岸事务的首长夏立言根本不知道中方将重新提议召开“马习会”；说“有”，则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确实实把这起换谍行动当作为“马习会”暖场的筹码。习近平一步一步， 严丝合缝，一天都不浪费。从暖场、提议到落实，完全掌握铺排、部署“马习会”的主动权。
从11月30日总统府愿意公开对外证实此案看来，朱、徐两人是通过了一连串的忠诚测考。通过归通过……他们不可能再接触任何机密资讯。朱恭训和徐章国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只有自己和上帝知道。
10月13日晚上，夏立言参加了由张志军作东的接风晚宴，同一时间，在台北一家豪华酒店里，朱恭训和徐章国换掉了那一身从南宁穿回来的旧衣服。走进餐厅，一群军情高阶官员和一碗猪脚面线正等着他们。
“这是高速公路吗？收费站呢？”在回台北的路上，一句不经意的问话开启了恍如隔世的感觉。这家酒店所处的地方，在他们当年出发前往越南时，只刚刚盖起一幢孤伶伶的美丽华、对面北安路上的旧公寓一坪不要30万台币就可以成交、当时的总统还是民进党籍的阿扁。如今，连两人报效一生的国防部都从博爱路搬了家。这9年，岂止是“物换星移”可以形容。
更尴尬的是，和猪脚面线一起等着他俩的长官和现任的军情中坚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当年的学弟、部属。军人的体系自有一套运行惯例，学弟升了司令，期别高于司令的副司令都要报退，免得“阶级伦理”和“期别伦理”相冲突。朱恭训、徐章国当年就是上校副处长、组长，9年之后，依规定是可以办复职，但能回任什么职务呢？
更重要的是，站在军情局的立场，朱恭训和徐章国落入敌人手中超过9年。回台湾之后，两人既被机器检测，也被人考察，测谎、讯问、自白……按照“被难人员归来”的标准作业程序，一样都少不了。从11月30日总统府愿意公开对外证实此案看来，朱、徐两人应该是通过了一连串的忠诚测考。通过归通过，但情报单位的本性，就是对所有事情永远怀疑和提防。因此结果很残酷：他们不可能再接触任何机密资讯。朱恭训和徐章国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只有自己和上帝知道。
一部叫做《间谍桥》（Bridge of Spies，香港翻译《换谍者》）的电影正在台湾上演着，故事的背景是1962年美国和前苏联间通过东德的一场换谍行动。美国用手中的苏联间谍犯阿贝尔，交换被苏联俘虏的U-2侦察机飞行员鲍威尔。双方约定在东、西柏林交界的“格利尼克桥”（Glienicker Brucke）换人。
电影里，全程负责交涉这场行动的美国律师唐纳文（James Donovan），在阿贝尔要过桥时，担心他回去苏联之后可被整肃。他问阿贝尔：“他们会怎么对你？”
“你会知道的。”阿贝尔回答。
“我怎么会知道？”
“你到时看他们是拥抱我，还是让我坐后座。你就知道了。”
结果阿贝尔坐进了后座。
同样的问题，记者问了一位知情者：“你觉得军情局是拥抱了朱恭训和徐章国，还是让他们坐进后座？”
答案是：“虽然没有坐后座，但也没有拥抱他们。”
台湾版的“间谍桥”到这里落幕，一场纷扰两岸近10年的事件，就此画下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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