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下午5點，廣西南寧吳圩機場南方航空CZ-3045飛台北的班機正在召喚旅客前往登機門集合。
一切看似正常，但接下來這一幕讓不少排隊等着登機的旅客印象深刻：
一群神情嚴肅的人們簇擁着兩個中年男子從遠處走來，兩名中年男子各自背着背包，衣著非常簡單、甚至陳舊。他們身邊的幾位大漢和這兩位旅客的關係，說押解不像押解，說護送又缺少一份畢恭畢敬。更特別的是，其中一人一手拿着小攝影機，對着兩名旅客一路跟拍直到登機門前，兩人走進飛機才作罷。
這兩人在一路飛行途中倒是沒有特別情況。但他們的「特殊待遇」卻延續到了下機後。兩人一出機門，台灣這裏又是一群大漢「接機」， 這兩位旅客再度被簇擁着走往另一個方向，也有個人拿着一支小攝影機全程紀錄。
「這兩人看樣子既不是高官政要，待遇又確實與眾不同，究竟是什麼來歷？」同機乘客看在眼裏，滿腹疑問。
一位恰好在這班班機上的讀者向端傳媒記者表示，他的疑問一直到11月30日，台灣媒體大篇幅報導被關押在中國廣西超過9年的台灣軍情局軍官朱恭訓、徐章國獲釋後才得到解答。原來自己無意之間見證了1949年兩岸分裂分治以來第一樁兩岸政府合意協商之下的「換諜行動」。
越南被綁 冷案9年活起來
在台灣，朱恭訓和徐章國的故事，從2006年以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公眾提起一次。這對共同出任務的長官部屬2006年5月26日從台北搭機飛往越南，27日到達預定和情報對象接頭的地點──接壤中國的邊境城市芒街。但當天下午就被中國國安人員綁架到對岸。兩年半以後，廣西法院以間謀罪名判處兩人無期徒刑。2011年，兩人減刑為18年。
11月30日，朱、徐兩人獲得中國釋放的消息在公眾毫無預期的情況下見諸報端，震驚台灣社會。因為在此之前，該案早被公眾認定是樁「冷案」，意思是所有可用的關係、可走的途徑都已經用完、走完。如果沒有更強的外力介入，朱恭訓、徐章國就只能等2020年服刑過半，才有機會假釋。
更嚴重的是：時間正在一點一點流失。隨着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任期即將結束，民進黨籍的蔡英文當選後的兩岸關係完全不被看好，這種情況下，絕難期待中國政府會做出釋放，或者交換被捕間諜的善意舉動。
這樁「冷案」是怎麼「活起來」的？朱、徐兩位軍官獲釋的情況又如何？無論當事人、家屬或政府官員目前都三緘其口，沒有公開說明細節。端傳媒採訪了多位知情人士，最大程度嘗試還原這樁歷史性換諜行動的前前後後。
隨着時間過去，朱、徐兩人咬緊牙關硬是不變節，對周國珍的策反也無效……媒體不時就拿此案做文章，這意味着公眾輿論又會再一次被提醒，朱、徐兩位軍官是「跨境暴力綁架」的受害者。
朱、徐兩人的獲釋，有遠、近兩股力量。特別是在過去的9年多中，朱恭訓的妻子，同樣任職軍事情報局的周國珍，除了在台灣四處向政府、政黨、高官、政要陳情，也決定由軍職轉任文職，為的是能夠直接前往中國廣西，一方面能夠探監，並擔任起中間溝通人的角色。
徐章國的家庭情況則令人聞之鼻酸，他的父親在案發後就因為憂憤而離開人世。不久之後，妻子也因為癌症病發過世。連同早先逝世的母親和徐章國自己，徐家兩個幼子，幾年內接連失去親人。不是天人永隔，就是身陷囹圄，獲釋遙遙無期。但即使如此，徐章國的舅舅仍然不時在立法院奔走。他是公務員，此前曾經擔任國會聯絡人，藉助這個經歷，他有機會時不時提醒立法委員持續關注本案。
朱、徐兩人2006年年中遭綁架失事，周國珍直到2008年年底才和中國相關部門人士在第三國碰面，周國珍試探性地向對方提出通過談判方式釋放朱、徐兩人的可能性。知情人士透露，這次台灣交還中方的李志豪，從一開始就被列在可以交換的名單裏。
只是在交涉之初，諸如「誰換誰」這樣的想像，更多只是台灣單方面的主觀期望，雙方政府都另有所圖：在台灣方面，馬英九政府在「先經後政」的方針下，沒有意願碰觸敏感的「換諜」問題；而中國方面，更多精力是放在如何勸降朱恭訓和徐章國，並且同步策反周國珍。
究竟中國國安單位，為什麼甘冒大不韙，以等同暴力犯罪的綁架手段，公然在越南的國土上犯案，跨境綁走朱、徐兩位台灣軍情局軍官？知情人士根據近日獲得的資料分析，中方主觀上應該是認準了只要對朱、徐兩人交替施加收買、恐嚇等手段。在軟硬兼施之下，兩人屈從的機會應該會非常高。兩人一屈服，「暴力綁架」 就成了「主動投奔」；或者秘而不宣，讓朱、徐兩人依照原定計畫準時回到台灣，從此成為中方的高級內線。
不過，儘管遭到暴力綁架，但事後證實，除了在綁架當時朱恭訓、徐章國曾和對方打鬥外，兩人後來都沒有遭到刑求逼供。中方人員言明在先，尊重他們是高階軍官，不動用身體刑罰，但長時間疲勞審訊是最常用手法，一天幾次逼供是家常便飯；「黑白臉」的技巧也經常上陣，一人先好言相勸，接着換一個人，「全世界沒有人知道你們在這裏，讓你們『自然消失』了，也不會有人知道。」
但隨着時間過去，朱、徐兩人咬緊牙關硬是不變節，對周國珍的策反也無效。這時候被關押的朱恭訓和徐章國，就從「奇貨可居」逐步變成了「燙手山芋」。不僅全無價值，兩家家屬在台灣請願、陳情動作不斷，媒體不時就拿此案做文章，這意味着公眾輿論又會再一次被提醒，朱、徐兩位軍官是「跨境暴力綁架」的受害者。
林郁方提醒 馬英九正視
這樣的氣氛，逐步醞釀出了談判的可能性。台灣媒體曾經在2014年披露一則訊息：在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胡為真任內，兩岸曾首度執行換俘的秘密談判，台灣的代表是由國安局督察處長侯水源率同軍情局的人員赴第三國，與中國國安部人員會商。
但會商中，中方開出「停止向中國派遣諜報人員」、「公開道歉」和交換被中共吸收的台軍間諜羅賢哲等台灣難以接受的條件。當時的國家安全局長蔡得勝曾經在立法院證實，的確組建了一個專案小組，通過各種管道和中方交涉。但眼看中方提出這種不可能被接受的條件，一時間各方都感覺這是中方不願意談判的訊號。
但在此同時，家屬愈來愈焦躁不安，陳情的動作愈來愈大。甚至傳出有家屬計畫在國台辦主任訪台時公開陳情。長期關注本案，也不斷接到陳情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林郁方，於2014、15年歲末年初的一場餐會中，當面提醒馬英九總統政府應該解決這件事。不久之後，馬英九要求專案小組：繼續研議。
當南方航空班機升空後，台灣接到電話，被告知「你們的人已經上飛機」……幾乎就在同時……陸委會主委夏立言，準備出發前往廣州出席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夏張會」。
這整場行動，在2015年年中才獲得突破。但要換諜得要有對象，台灣軍情局不可能把羅賢哲或者其他囚禁中的台籍共諜交給對方。李志豪才是合理的選項。
台灣社會對李志豪所知極少，只約略知道他在1980年代以香港僑生的身份加入軍情局工作，90年代中期被廣東國安廳吸收，成為臥底特工。他的「代表作」無疑是在1999年協助中國政府「挖出來」當時被台灣吸收，代號「少康二號」的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劉連昆。這是1949年來台灣吸收階級最高的內線情報員。
劉連昆在1999年8月15日被處死。不久之後李志豪自己也被「挖出來」，1999年被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依法服刑15年後才可以申請假釋。2015年10月11日，一則消息出現在報紙不太起眼的版位上：法務部核准了李志豪的假釋申請，這位年近70歲的老共諜，近日出獄。
當時任誰也想不到，這是一場兩岸合意，策劃縝密的換諜行動的起頭。
根據知情者透露，中共當局至少在9月下旬就開始為朱恭訓、徐章國兩人返回台灣做準備，但他們當時完全沒有覺察自己將被送回台灣。一直到10月13日上午，兩人突然被通知「獲得假釋」。正當他們還在納悶「假釋重獲自由之後，自己要到哪裏去？」的時候，他們被要求即刻回監所收拾個人物品，「下午送你們搭飛機回台灣。」
CZ-3045比預訂時間晚了半個多小時起飛，當南方航空班機升空後，台灣接到電話，被告知「你們的人已經上飛機」，準備接人。
但值得玩味的是，幾乎就在同時，桃園機場也有一個人在攝影機和鎂光燈前登機，他是陸委會主委夏立言，準備出發前往廣州出席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夏張會」。朱恭訓、徐章國和夏立言，同一時間一來一往，難道只是偶然與巧合？
「馬習會」前的一整套鋪排
這一場換諜行動究竟和兩岸關係，特別是11月初的雙方最高領導人「馬習會」有什麼牽連？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說：「這是基於『馬習會』兩岸互表善意所致。」陳以信輕描淡寫的背後，其實是一整套鋪排，只要按時間把事件列出來就一目了然：
9月下旬，換諜計畫確定，開始具體安排行程。
10月11日，台灣公布李志豪將獲假釋。
10月13日，朱恭訓、徐章國返回台灣；夏立言出席廣州「夏張會」。
10月14日，張志軍在與夏立言「閒聊」時，提議舉辦「馬習會」。
如果再對照夏立言事後所說，新加坡「馬習會」是在夜遊珠江時由對方提議舉行，此前台灣其實對「馬習會」已經不抱期望。若夏立言的說法屬實，那麼整幅圖像就明朗了：釋放朱恭訓、徐章國是中共高層在提議舉辦「馬習會」前的暖身操，藉着明快解決這起陳年案件，重建當時為卡式台胞證、M503航路、中國《國家安全法》等爭執而處在低檔盤旋的兩岸關係，塑造足以支持「馬習會」的良好氣氛。
所以要問兩人獲釋和「馬習會」究竟有沒有關係？答案恐怕是「有，也沒有」。說「沒有」是因為直到兩人回台灣時，台灣方面，至少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夏立言根本不知道中方將重新提議召開「馬習會」；說「有」，則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確確實實把這起換諜行動當作為「馬習會」暖場的籌碼。習近平一步一步， 嚴絲合縫，一天都不浪費。從暖場、提議到落實，完全掌握鋪排、部署「馬習會」的主動權。
從11月30日總統府願意公開對外證實此案看來，朱、徐兩人是通過了一連串的忠誠測考。通過歸通過……他們不可能再接觸任何機密資訊。朱恭訓和徐章國對中華民國的忠誠，只有自己和上帝知道。
10月13日晚上，夏立言參加了由張志軍作東的接風晚宴，同一時間，在台北一家豪華酒店裏，朱恭訓和徐章國換掉了那一身從南寧穿回來的舊衣服。走進餐廳，一群軍情高階官員和一碗豬腳麵線正等着他們。
「這是高速公路嗎？收費站呢？」在回台北的路上，一句不經意的問話開啟了恍如隔世的感覺。這家酒店所處的地方，在他們當年出發前往越南時，只剛剛蓋起一幢孤伶伶的美麗華、對面北安路上的舊公寓一坪不要30萬台幣就可以成交、當時的總統還是民進黨籍的阿扁。如今，連兩人報效一生的國防部都從博愛路搬了家。這9年，豈止是「物換星移」可以形容。
更尷尬的是，和豬腳麵線一起等着他倆的長官和現任的軍情中堅幹部，絕大多數都是當年的學弟、部屬。軍人的體系自有一套運行慣例，學弟升了司令，期別高於司令的副司令都要報退，免得「階級倫理」和「期別倫理」相衝突。朱恭訓、徐章國當年就是上校副處長、組長，9年之後，依規定是可以辦復職，但能回任什麼職務呢？
更重要的是，站在軍情局的立場，朱恭訓和徐章國落入敵人手中超過9年。回台灣之後，兩人既被機器檢測，也被人考察，測謊、訊問、自白……按照「被難人員歸來」的標準作業程序，一樣都少不了。從11月30日總統府願意公開對外證實此案看來，朱、徐兩人應該是通過了一連串的忠誠測考。通過歸通過，但情報單位的本性，就是對所有事情永遠懷疑和提防。因此結果很殘酷：他們不可能再接觸任何機密資訊。朱恭訓和徐章國對中華民國的忠誠，只有自己和上帝知道。
一部叫做《間諜橋》（Bridge of Spies，香港翻譯《換諜者》）的電影正在台灣上演着，故事的背景是1962年美國和前蘇聯間通過東德的一場換諜行動。美國用手中的蘇聯間諜犯阿貝爾，交換被蘇聯俘虜的U-2偵察機飛行員鮑威爾。雙方約定在東、西柏林交界的「格利尼克橋」（Glienicker Brücke）換人。
電影裏，全程負責交涉這場行動的美國律師唐納文（James Donovan），在阿貝爾要過橋時，擔心他回去蘇聯之後可被整肅。他問阿貝爾：「他們會怎麼對你？」
「你會知道的。」阿貝爾回答。
「我怎麼會知道？」
「你到時看他們是擁抱我，還是讓我坐後座。你就知道了。」
結果阿貝爾坐進了後座。
同樣的問題，記者問了一位知情者：「你覺得軍情局是擁抱了朱恭訓和徐章國，還是讓他們坐進後座？」
答案是：「雖然沒有坐後座，但也沒有擁抱他們。」
台灣版的「間諜橋」到這裏落幕，一場紛擾兩岸近10年的事件，就此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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