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成瘾 台湾媒体慢性自杀(下)

“专业的要更专业,快要更快,废文要更废。”──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
台湾 媒体

她宽大的墨镜下缘几乎和口罩上缘接在一起,这意味着她大半张脸都已经被遮住,即使直视镜头,也不可能被认出来。纵使如此,照片上她依然垂着头,视线看向右下方,和照片另一边的《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总编辑马维敏轻松自然的笑容大相径庭,她和两位《苹果日报》高管握手的姿势,也显得勉强而不自然。

这是一场“颁奖典礼”的报导,颁发的是“爆料拿奖新台币200万”的揭晓典礼。这名Y小姐因为向苹果提供了一段清晰、完整的“八仙尘爆”现场影音,事发一瞬间的伤者四散奔逃的影像,以及惊吓尖叫的声音清晰可闻。这支“旁观他人之痛苦”的影音,一天之内超过269万次点阅,获得了“单月最高”及“单周最高”两项奖励,共得到新台币220万元奖金。

为了想在24小时发生的即时新闻大海中捞针,《苹果日报》推出“爆料拿奖金”政策,鼓励一般民众提供爆料讯息,一般提供影像有新台币2000元奖金,照片新台币1000元。但爆料内容如果能大量吸引点阅,《苹果日报》还有丰厚的奖金,Y小姐获得的就是这份大奖。

爆料拿奖金 新闻伦理堪忧

“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作法有点争议,有点像是花钱买新闻,但高层解释,这是为了让民众累积对我们的信任,以后发生大事,他们也会第一个想到我们。”但对于高层的说法,《苹果日报》记者阿中(化名)对端传媒说,他心里仍抱有疑问。

早在苹果推出“爆料赚奖金”活动时,《苹果日报》工会就曾经因为这项活动涉及严重的新闻伦理问题,公开声明反对。声明中说,让爆料成为赚取金钱的手段,造假、滥爆等问题势必浮现且恐难控制。

工会在声明中强调,依新闻产制流程,所有爆料均仍须靠第一线记者进一步查证后才能刊登,以暴利吸引民众大量爆料,不仅扭曲新闻本质,更打击辛苦采访、查证的记者士气,更将让已处于过劳环境的记者工作负担更重。

工会呼吁《苹果日报》管理层三思,停止这项活动。但高层并没有采纳。

随着这项政策的推出,线上记者更陷入愁云惨雾之中,因为高层要求,只要有人爆料,线上记者就得处理。阿中说:“曾经有同事同一天接到好几则爆料,只好打去问官员回应。但很多爆料内容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问久了官员也会动气。像有次他晚上10点多又是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爆料,打给官员问回应,结果对方不耐烦地说:‘这种事你也要问?现在都几点了?你没家庭我有家庭好吗?’记者只能摸摸鼻子道歉。”

记者人力固定,但媒体却没有因应阅听者对资讯即时的需求,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处理无限的事,让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条件每况愈下。

壹电视工会理事长郑一平

曾因休假问题,差点发动罢工杠上资方的壹电视工会理事长郑一平也难掩气愤地说,主管常常滑着手机看到一条消息,就想也不想的要前线记者去确认,“但每个时段的记者人力是固定的,他要插一条进来,但原订安排要做的还是得做,记者工作量就会增加。更让人生气的是,常常两组SNG(卫星新闻转播)派过去,消息却根本是错的!没那件事!你说会不会气死人?”

郑一平的批评指出一个重点:记者人力固定,但媒体却没有因应阅听者对资讯即时的需求,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处理无限的事,让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条件每况愈下。

是什么样的策略思维让《苹果日报》决策高层如此铁了心,无限期支持“爆料换流量”? 台湾公共电视台资深研究员何国华在201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联合报和苹果日报的转型驱力》,文中访问了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这位即时新闻的操盘手直截了当地说:网路阅读行为和报纸不同,网友有兴趣的内容,网路即时新闻就要报导。

废文=生存之道?

报告引述陈裕鑫认为《苹果》的策略是“要,就全部都要,不要把‘废文’市场让给别人。”

所谓“废文”,一般指的是没有公益性、缺少新闻价值,琐碎而没有意义的报导。近年来《苹果》即时最著名的废文,可能要算是一则艺人欧阳妮妮早上穿外套发现口袋里有新台币200元的“即时新闻”。

但陈裕鑫认为,“虽然有人认为废文不符合主流想法,但不做就是死路一条。”“废文不是《苹果》的攻击策略,而是防守策略,少了这道防线就是死路一条。”

陈裕鑫说,藉着这样的策略,“其他网站连抄都来不及抄,流量成长也就不如《苹果》,因为我们提供多元原创内容。”所谓“多元”,就是“专业的要更专业,快要更快,废文要更废。”

“靠网路讯息或民众爆料刺激流量,短期来看好像有效,但就商业逻辑来看,一个媒体没有特色,大家做的新闻都越来越像,甚至和内容农场没有两样,广告主为什么要下广告在你这里?”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刘昌德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强调,读者或许一次两次会被骗进来看,但久了之后,就不会再信任这家媒体。媒体不思考如何做出差异化的内容,让自身有区别性,最后只会走到死胡同。但台湾媒体在面对网路时代的浪潮,以及伴随而来的广告营收下滑时,却已乱了方寸。

读者爆料,难道只能生吞活剥地拿来赚点阅率吗?显然不是如此。

过去媒体制造单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必须改变。……只靠持续追求即时新闻来满足阅听人,只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盲目狩猎。累死记者,也让新闻品质下降。

网路、社群与媒体产业间关系在近十年内产生重大变革,过去作为主要资讯提供者的媒体,逐渐转变角色,与公民建立起平起平坐的合作关系。而透过公民提供讯息,让媒体有能力掌握24小时、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2005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彼时英国广播公司(BBC)收到两万多封电子邮件,三百多张照片,以及爆炸时的影像档案。BBC认可这些民众讯息有报导价值,将之用在报导内容中。地铁爆炸案开启媒体与民众的频繁合作序幕,此后BBC每天都会收到上百封民众提供的讯息。

2012年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所属的“陶氏数位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出版了一份重要报告《后工业新闻》(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3位作者分别是陶氏中心主任Emily Bell,纽约市立大学媒体文化系的C.W. Anderson,以及新媒体倡议者Clay Shirky。

报告指出一个重点:过去媒体制造单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必须改变,他们称之为“可介入的工作流程”(hackable workflow),“内容不再是只使用一次就丢掉,而是不同层次的再运用”。在这个流程中没有一个最终产品,而是这些素材可以不断地被加工、加入新元素,成为不同形式与内容的产品。这样才可能满足行动数位时代阅听人随时需要资讯的需求。

否则,只靠持续追求即时新闻来满足阅听人,只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盲目狩猎。累死记者,也让新闻品质下降。

2015年10月17, 记者采访国民党临全会,即时发布最新相片及文章。

与民合作 新闻制产新模式

在国外,不少老牌媒体都早已积极投入与民众合作的新闻制作模式,例如有线美国电视新闻网(CNN)设置专属的公民新闻平台──CNN iReport,鼓励民众提供新闻素材,之后更设立了公民新闻奖“iReport Award”。英国《卫报》则是在经历几次重大事件后,发觉民众提供的资讯能促成新闻报导的突破,因此成立了“GuardianWitness”,不但鼓励民众提供讯息,也会主动设定议题,再邀请民众提供资讯,并从中制作新闻。

之后更与电信业者合作,推出“EE Guardian Witness”,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公民记者行动软体。不只是邀请民众提供素材,“EE Guardian Witness”背后有一组专业编辑领军,设定互动主题、邀请各地民众采写即时新闻。

“不过国外大型媒体并不会去竞争‘即时新闻’,对他们来说,那是小报在做的,他们的品牌区隔在于深度报导。面对网路崛起和科技进步,他们思考的是如何运用技术改变报导形式,而非内容。”刘昌德说道。

不幸的是,台湾科技与经济并没有同步发展,加上过去文人办报的风气已衰弱,现在的媒体经营者往往只是生意人,少了将新闻产业视为文化一环,只把媒体当成商业。优质新闻发展协会理事长、中正大学社科院副院长胡元辉说,在经济疲软的前提下,台湾媒体高层又没有理念支撑,在投资上只会越趋保守,最后以缩减人力和便宜行事的手段,应对外在环境的改变。因此在台湾,公民与媒体的合作模式,只建立在“爆料”层次,而没有更加良性的成长。

新闻环境就像台湾的电视产业,十年间老板不愿投资,节目品质低落、人才外流,恶性循环加剧,但观众对于优质节目的需求并未消失,只能向外寻求。

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刘昌德

如何遏止媒体环境持续恶化?胡元辉认为,媒体的工会应成为第一道防线,“媒体从业人员的劳动价值和劳动状况在现况下越来越糟,除非透过工会要求资方重新分配资源,将人力投资在好的报导上,否则只会烂下去罢了。”

1997年成立的老牌独立媒体──苦劳网,当年创办人之一的孙穷理也直言,工会必须考虑媒体环境恶劣下的外部问题,“现在媒体会用大量的工读生来抄网路、改新闻,扩充即时新闻的量。久了以后,老板难道不会觉得:‘我养工读生就可以做的事,养记者干嘛?’”不阻止环境继续恶劣,让新闻产制重回生产有品质的内容上,或许有一天,记者的工作都将被全面取代。

另一方面,胡元辉认为,一个相对优质的“对照组”,或许可成为刺激主流媒体改善的契机,“像是透过政府以基金会方式提供补助,让优质新闻能取得资金。另外政府投资公共媒体也是一条路径。”

而台湾这几年蓬勃发展的非主流媒体,也的确是对主流媒体弱化的反思和回应,许多重大事件中,非主流媒体的议题设定能力与深度报导内容,都让它们扩大自身的触击率。例如近年因为食品安全议题,让深入报导农业、食安的非主流媒体“上下游”受到许多重视。非主流媒体选择以相对有限的人力资源,深掘议题各种面向的报导方式,逐步建立起品牌的独特性和支持度,走出不与主流媒体抢攻流量的路。

孙穷理分析,“近几年台湾几个非主流媒体的募款能量,加上近期出现以群众募资方式成立的新兴媒体,加起来几乎能得到新台币1千万上下的资金。而要能对主流媒体产生压力,就要看非主流媒体有没有能耐撑起这片市场,并且扩大募款能量。”

不过孙穷理也提醒,近年的重大社会争议,虽然让非主流媒体的能见度提升,但也标示出非主流媒体与政治版图变动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执政团队的不满,反应在支持深入报导政府缺失的非主流媒体上。但是,若当2016年政党再次轮替后,非主流媒体是否还能获得支持,抑或在议题上是否还能维持一贯的批判立场,都还有待观察。

当然,不论是强化工会谈判能力,或者提升非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仍需要时间经营;只是,现时媒体高层不愿投入资源,媒体环境持续恶化,却已刻不容缓。刘昌德感慨,新闻环境就像台湾的电视产业,十年间老板不愿投资,节目品质低落、人才外流,恶性循环加剧,但观众对于优质节目的需求并未消失,只能向外寻求。如今新闻产业也已走上影视产业这条血淋淋的路。能否捱过寒冬,多数记者心中早已不敢抱着期待。

(为了保护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数受访者采用化名,特此向读者说明。)

内容农场

内容农场(Content Farm)是指图谋网路广告等商业利益的专业公司,以取得网路流量为主要目标。内容农场用各种合法、非法的手段,大量、快速的生产品质不稳定的网路文章,并会针对热门搜索关键字,以人工或机器制造大量网站内容的手法欺骗搜寻引擎,使他们制造的网页能够优先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段,进而提高点阅率及满足客户搜寻引擎优化需求,或是藉大量的点阅流量图谋网路广告收益。内容农场制造的文章,多半低素质、不具参考价值,而且掺杂着许多广告式的连结,数量多时,每日可生产数千篇。内容农场虽有争议,但支持者认为,从商业角度来看,内容农场通常根据搜寻引擎关键字分析来指派作家的写作内容,这些关键字代表了“真正的市场需求”,这是传统新闻业所缺乏的。(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陶氏数位新闻中心

陶氏数位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于2010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所成立,透过研究与课程、教材的研发,帮助新闻从业人员、新闻组织及新闻学领域的教师、相关媒体领域的政策制订者,理解与适应数位化潮流与新的数位科技如何影响与改变新闻产制与新闻阅读的方式。2015年初,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所宣布,接受长期合作的奈氏基金会(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高达300万美元的赞助,扩大创新新闻室的研究计划,以发掘新闻学与变动科技间的关系,让新闻从业人员与教育者能够符合未来的资讯需求,最终能在快速演变的资讯生态系统中强化新闻工作力。有了奈氏基金会的支持,陶氏中心被视为数位新闻实务与研究领域的先驱。(资料来自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奖基金会)

读者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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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過了五年,媒體依然雇用工讀生寫即時新聞,不用採訪不用到現場,只需要改出自己版本的新聞。被網路流量、臉書演算法掐死的新聞,如何產製好新聞?先擺脫臉書吧。

  2. 過了兩年,台灣的媒體還是一樣的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