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拐点：当“积极不干预”撞上“适度有为”

“自由市场”，是香港的城市名片。‘’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以及加拿大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发表的“世界经济自由年报（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中，香港近20年一直蝉联第一，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730万香港人，常把“揾食（赚钱）”挂在嘴边，对自己身上“经济动物”的标签也早已司空见惯。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香港与新加坡、南韩、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Four Asian Tigers）”，所缔造的经济传奇至今仍为人称颂。

“经济奇迹”背后，“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被广泛地认为是成功的基石。

“经济奇迹”背后，“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被广泛地认为是成功的基石。1980年12月，于香港英殖时期的港督麦理浩治下任财政司的夏鼎基，在向香港工业总会发表演说中，第一次提出“积极不干预主义”来概括自己十年来的施政理念，此后更成为了香港经济政策的“金科玉律”。

“在香港，‘积极不干预’这五个字碰不得。”——香港知名社会学家、“四代香港人”的发明者吕大乐，在今年出版的《香港模式——从现在式到过去式》中写到。他专辟一章名为“永远的‘积极不干预’”，其中说“很多人对‘积极不干预’的态度，是有点信仰的味道”。

所以，当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欲扬弃“积极不干预”，再提自己于2012年竞选时政纲中提出的“适度有为”主张时，遭到猛烈的反对声。

今年8月9日，《亚太日报》刊发了新华社对梁振英的专访文章。其中，梁振英再次表述他这个思维，“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香港特区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必须放弃过时的‘积极不干预’思维，适度有为地引导和配合企业”。

报导一出，立即引发社会的广泛议论，尤其是一直在自由经济体系下享受成果的香港商界。8月16日，自由党主席、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在港台英文节目《Letter To Hong Kong》警告政府不要“go beyond the line（越界）”，又在21日的电台节目中担心政府太有为，会变成计划经济。自由党的成员“主要来自工商界及专业界”、致力于“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而钟国斌本身则透过功能组别，成为“纺织及制衣业”在立法会中的代表。

严格来说，『积极不干预』与『适度有为』很相似，但根据过往三年梁振英的表现，他的『适度有为』令我们很担心。他认为『适度』的政策，在我看来，都是『过分有为』的。

自由党主席、立法会议员钟国斌

就此议题，钟国斌在9月12日接受端传媒记者专访，重申自己对自由经济的坚持。

“严格来说，‘积极不干预’与‘适度有为’很相似，但根据过往三年梁振英的表现，他的‘适度有为’令我们很担心。他认为‘适度’的政策，在我看来，都是‘过分有为’的。”钟国斌讽刺地说。

诚然，“积极（的）不干预”与“适度（的）有为”都是模糊的概念，充斥着内在张力——怎样的“不干预”才叫积极，怎样的“有为”算得上适度？但基调由“不干预”转向“有为”，仍旧透露着梁振英的野心。

钟国斌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不会干预市场，只不过干预的程度和深度不同。政府伸出‘有形之手’调节市场后还会不会缩回去？如果持续不断地影响市场，便不再是香港一直赖以成功的自由市场了。”

8月25日，梁振英以《适度有为》为题向传媒投稿，其中六次点名“钟国斌”，并厘清“适度有为”的内涵——“以尊重市场机制为前提，更积极发挥市场推动者和引导者的作用”；以及“当市场失效、未能发挥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

两日后，钟国斌在信报以《有形之手堪忧》为题回应梁文，其中说“政府的‘有为’应该是为社会、工商、企业提供良好、稳定、公平的营商环境，而不是全面操控市场……特首错把‘干预’说成是‘有为’”。

“目前香港整体仍算自由，但如果特首在经济的不同领域都想插手的话，我就会很担心。”钟国斌告诉记者，“梁振英提及南韩和新加坡都是强势政府促成经济起飞，但他们可以强势是因为他们在国会里有足够的票，可以帮政府推动政策。但特区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建制派政党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倾向，不可能百分百地配合”。

钟国斌出任主席的自由党，对梁振英任内推出的“楼市双辣招”、“限奶令”等政策一直持反对立场，与要求“最低工资”以及“标准工时”的劳工界，亦站在对立面。这些政策皆备受商界争议，不过政府强推，最后才得以勉强通过。这亦是香港特区成立18年以来，被评为干预市场最甚的举动。

无独有偶，“限奶令”推出至今已有两年半，9月6日，港九药房总商会理事长刘爱国称，本港药房奶粉销量较限奶令实施前暴跌四成，赞成取消限奶令。“双辣招”亦饱受业界批评，中原集团和中原地产的创办人之一施永青即认为政府高估政策功效，“未见其利，先见其弊”，眼见楼市持续向淡，多次公开促请政府取消“辣招”。

香港对经济议题的讨论，往往止步于『积极不干预』这个欲盖弥彰的面纱之前。

究竟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是否灵丹妙药？政府是否应当以“有形之手”管控市场上的经济行为？怎样才叫适度？如何才算积极？香港对经济议题的讨论，往往止步于“积极不干预”这个欲盖弥彰的面纱之前。

被称为“魔僧”的英国经济学家顾汝德，曾在1989年至1997年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他在2005年出版的《官商同谋——香港公义私利的矛盾》一书中说，“自由放任政策……经过时间的洗涤后，它却扮演了限制特权阶级获取国家资源和充满伦理色彩的角色”。吕大乐则进一步阐释，“在二战后初期到九七回归之前，‘积极不干预’不单是一个概念，而且还发展为一种道德的论述，界定政府公共理财和经济政策的好与坏”。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前系主任邓树雄教授亦在2006年于《明报》发表的《历史有趣的镜头不断重演》中说，任何试图重新检讨“积极不干预”的努力都不会带来重新理解，而是“惹来社会各界猛烈抨击，最终均要反过来拥抱‘积极不干预主义’”。

10年过去，三位学者的判断仍然生效，“积极不干预”的铁律容不下思维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