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旅在一片喧嚣中结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期间的民意调查为这次访问写下了一个令人玩味的注脚：
对中国抱负面印象的美国人为54%，比十年前增长了20%。
美国人对中国最有好感的日子恐怕要追溯到1980年代。据美国盖洛普中心（The Gallup Organization）自1980年的调查结果，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人在1980年占63%左右，在1989年初达到史上最高的 72%。六·四之后，这个数字激减至32%，此后就一直徘徊不前。
若将时间向前推移至没有数字统计的时代，或许能找到两国之间更有好感的时刻。
臆想时代——文明的他山之石
18世纪后半叶，独立战争硝烟刚刚散去，美国人的商船已迫不及待下水驶往中国，追逐 “中国梦”。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非常喜欢中国商品，家中有数百件中国瓷器。他甚至一度以为中国人是白人。 很多美国精英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托马斯·潘恩等都认为中国是智慧与道德的化身，治理国家的楷模。 1784年，第一条驶往中国的商船，被他们命名为“中国皇后号”，船上载着美洲特产三大件：棉花、皮毛、花旗参。带回的，是昂贵的“made in China”：茶叶、丝绸、布料、瓷器。这成为中美通商的开始。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张少书（ Gordon H. Chang）在《宿缘：美国对中国的观念史》 （Fateful Ties: A History of America’s Preoccupation with China）一书中引用了“中国皇后号”上首席商务代表Samuel Shaw的一段旅行日记：中国商人“诚实、精明、公道，是很好的生意伙伴”。他还写道，“我们都确切地知道，中华帝国历史悠久，有着充满智慧的政府，深受世界尊崇。我们对她深怀敬意。”
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或说“臆想”更为准确——依旧未摆脱一种诗意想象：中国，是美国人希求在精神上摆脱旧欧洲文化的一块他山之石。
事实上，美国人对中国的描写未必准确。当时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自由活动，所有的外国商人都被限制在广州黄埔一片专划的区域，贸易对象只限于官方指定的贸易商行，他们无法深入观察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随着与中国接触的增多，他们的“中国梦”逐渐变了颜色。
瓜分时代——独立于欧洲的外交
Samuel Shaw此后又多次到达中国，他的记录不再令人激动——他憎恨清政府的外国人隔离居住制度，认为这是“文明国家中最压迫人的制度”；
他认为中国官员的贪腐令人厌恶，普通中国人则“偶像崇拜，超级迷信”。
到鸦片战争前后，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需要从物质到精神给予全面拯救的国家。1843年6月，美国第一个出访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卡列伯·库辛在出发前对公众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我代表文明，去到中国” ；“我的职责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新旧世界的文明彼此拉近。”
1854年，亨利·梭罗发表《瓦尔登湖》，这被公认为美国精神独立的标志，它意味着独立于欧洲文化的美国文化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前后，在对华态度上，美国人也彻底摆脱了欧洲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美国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鸦片出口国。但美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声音非常强烈。即便是从事鸦片贸易的罗伯特·福布斯等商人，也在中英争端中站在中国一边，民间对英国的反感则急速上升。当时的一家公众杂志《亨特商业杂志》发表文章说，“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决定完全正当。一旦大不列颠入侵中国，封锁港口，在中国的水域驱逐他国商人，整个基督教世界就应该庄严地反抗它，因为一个专制权力的无端行动，践踏了永恒的公正之道。”
1844年，美国特命全权大使顾盛（Caleb Cushing）和两广总督耆英签订了《望厦条约》。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人在条约中明令禁止国民从事对华鸦片贸易，并增加了《南京条约》中没有的文化条款，允許美國人採購中國書籍，同時废除了传统上禁止外国人学中国话的命令。中美文化交流由此打开大门。
1868年，中美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相对平等的对外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内容包括： 中国皇帝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美国政府无权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管理等。
有了移民条款，中国人开始移民美国，为美国的矿山、铁路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有了求学条款，中国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幼童；有了互设学堂的规定，美国开始在中国大量开办学校，出现了以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流院校，庚款留学制度也是基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这种关注。
困窘时代——一个美国人的中国维权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是由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代表中国政府，在华盛顿与美国人谈判达成的。
蒲安臣是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废奴运动代表人物。1861年，他被林肯总统任命为驻华公使。
有趣的是，在蒲安臣驻华公使六年任满时，苦于无人可用的清政府任命他为首任清廷全权公使，代表中国出使美、英、法、德、俄等国。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曾在《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一文中写道：
“蒲安臣尽管对来自中国皇帝任命书的每一个字都不认识，他带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开始了为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不凡之旅。”
徐国琦认为，在那个国门未开的岁月，蒲安臣是中国可能找到的最好代言人。1868年，他所带领的中国使团在美国受到极高礼遇，美国参众两院联合接见使团，总统会见，白宫宴请。使团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所到之处，政界、学界、商界争相邀请，从而使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诉求，通过蒲安臣广泛传达到美国各界。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也大量正面报道。马克·吐温甚至几次撰稿，介绍使团及中国的理念。
须知当时正是华工引起的美国排华浪潮风起云涌之时，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在美国朝野普遍泛滥。但细读《蒲安臣条约》，可以看到它以条约形式规定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经商、学习，两国人民在中美两国均享受平等待遇。此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美国通过排华法案推迟了十几年。
蒲安臣圆满完成与美、英、德的谈判，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但在与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谈判时遇阻，病逝圣彼得堡。今天，在旧金山湾区有一个叫Burlingame的市镇，正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战后时代——意识形态与大众好感
由这段中美外交史的源头回溯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中国和中国人基本权益的关注，事实上，这种外交传统是内政的延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美国一贯都将自由平等的建国理念延伸为外交目标。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后提出的关于国际和平的十四条原则，正是这种理念在外交上的反映，如以和平手段而不是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完整；支持民族自决等，事实上都直接表现在美国的对华外交中。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声明美国绝不承认被暴力占领的土地，要求日本将满洲归还中国，并宣布美国保留武力干预的可能性。
1942年宋美龄访美获得巨大成功，在美国掀起一阵“美龄旋风”。但这股旋风在1943年春夏戛然而止。原因是3月22日的《时代》周刊发表了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特写报道，灾情之悲惨绝伦，政府之腐败冷漠，以及对言论的压制，触目惊心，令美国朝野哗然。
策划宋美龄访美的“总导演”，正是《时代》周刊的老板、“最爱者一是美国，二是中国”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 宋美龄看到报道后勃然大怒，要求卢斯开除白修德，卢斯不以为然。5月，他的《生活》周刊又发表了赛珍珠（Pearl S. Buck）的长文《中国错在哪里》，严厉批评蒋介石政府镇压民众、钳制言论自由。卢斯热爱中国这个他出生、长大的国家，与宋美龄有深厚的私人友谊，而一旦这些与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美国人的基本理念发生冲突，卢斯和他的美国读者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对后者的坚持和尊重。事实上，直至今日，美国民众抱有好感或失去好感，依然决定于这种价值选择。
应该说，到二战结束为止，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基本是一以贯之的积极、友好。胡佛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史汀生在回顾“胡佛-史汀生主义”的起源时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与欧洲国家。欧洲离亚洲很远，而美国与亚洲相邻。太平洋不是障碍，而是将美洲与亚洲相连的渠道。美国对亚洲的关注与贸易量和商业扩张无关，而与北太平洋的安全与和平有关，也就是“我们这部分的世界”。他说，美国对这次事变的反应来自对亚洲和中国的“本能的情感”（instinctive feeling）, 从而深刻影响到华盛顿的决策。
在中国身上，美国曾投注了它的自我定位和对未来的期许，这是对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过的。这种关注的基本特征就是，美国人在回答是否喜欢中国时，并不将中国政府是否重视美国作为判断标准，也不看中国的经济水平、武装力量水平，而是看中国人是否拥有和美国人一样的权利。正是基于这种当年对华外交初始时就已形成的视线，今天，美国政府既重视两国的经贸关系，同时也要把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作为课题推上桌面。在回答问卷调查的美国人看来，一个和美国拥有同样价值理念的中国是可亲的，反之就是不喜欢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成为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在中美之间占据了主导作用。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美国人曾发出“Who lost China”的质问。对今日美国来说，中国已经是“too important to lose”。
徐国琦这样描述两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近年来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甚至有越来越深的瑜亮情节，经常拿对方做参照系或比较。难怪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并对中美关系走向发生影响的美国人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近著《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美两国因“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无法分道扬镳”之特质意味着中美两国只能互相依存。
然而，多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还有复燃并升温的趋势。与面向普通大众的民意调查数据相呼应的是，面向精英阶层的《华尔街日报》今年6月12日发表长文说，“很多美国人如今看到习近平在国内大力镇压异议，在国际间则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对这些人来说，那种（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外交伙伴）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到了一个拐点。”
政治观点左中右的分析家们纷纷开始重新提出冷战时期的论点，谈论对中国需要采取某种遏制政策。中美关系学者沈大伟在他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中提出，美国各界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巨变，或至少是一种‘范式转换’（paradigmatic change）”。尽管他的观点引来不少质疑，但他的预言仍值得探讨：“乐观预测认为这（巨变）只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现象。我却不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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