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入场的收藏者
2015年5月，中学英语老师郝宁宁第一次被朋友拉进艺术北京博览会的大厅时，她并未期待有所斩获。她偶然站在一个不算拥挤的展台前面，瞥见一幅“还挺可爱的”、“主题是一颗小树”的油画，并随口问了价钱。那幅画的作者是位看起来很温顺的女孩子，轻轻地回答，“两千五百元(人民币)”。那一刻，郝宁宁的头脑里就已经出现了这幅画挂在自家餐厅的画面。
郝宁宁又四处转了转，发现“昂贵的东西是少的”，大多数艺术品的价格都是几千块钱，于是掉过头把那幅画买了下来。这是她拥有的第一幅原创的艺术作品。在这之前，郝宁宁最接近艺术的收藏行为，不过是一盒在商店购得的、九百六十元的梵高《向日葵》的拼图。
在那次展会上，31岁的画家赵亮见到了很多像郝宁宁一样的新买家。他们都很年轻，也都很体面，付100元的门票时十分爽快，却在艺术品面前自认是“不速之客”。停留在赵亮的作品前的，女性比较多，可能因为他的作品偏朦胧，都是淡淡的蓝色。这和几年前赵亮参加展会的经历并不一样。以前外国人来的多，曾有一位意大利的心理学者“花了不到两万块钱”，一口气买下了好几幅赵亮的小尺寸纸上作品。而现在，突然冒出来的数量庞大的如郝宁宁一般的中国白领和知识青年，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潜在收藏者。
为期4天的展会有8万人参观，98%的参展商都有交易。这是博览会举办十年来最好的数字。据官方统计，成交量最大的是2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作品，销量最高的是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新买家的贡献率极大，可惜数字无从估算。赵亮的画也可以算在此列，“因为价钱合适嘛”，并且“物有所值”。
如果是比较资深的藏家，看上了赵亮的画，会先和他聊天，看看赵亮是不是言行一致，即“想要表达的，是不是和他画的一致”，直到确定赵亮不是在吹牛，才会继续关注。而新买家则不太一样。“我后来想了想，”赵亮回忆，“（新买家）和我身上的某些点是有相似性的，才会被吸引过来，才会去买。他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后来，赵亮为自己的一副名为《无题》的纸上油彩画制作了60张版画，与一个文化书评类的微信账号合作，进行出售，售价690元，一个月内销量过半。他画的是一个佛头，原型是法国吉美美术馆中一个明代木质佛像。从买家留下的收件地址，他得知其中有做证券的、做房地产的，还有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前艺术是小众消费，”赵亮说，“而现在的价格都很亲民。只要有一个点被人记住，他的画就会被迅速地消化掉。”
很多人甚至开始在网上购买艺术品。当代艺术社交平台Artand的创始人刘强佐证了赵亮的观点，“每天都有新买家群体涌入”。Artand在2014年5月上线，功能即展示艺术家的作品并促成交易。截止到2015年9月，Artand共拥有12万注册用户，其中艺术家一万五千人，艺术爱好者则占据了用户总数的70%以上。从私信模块所获得的后台数据来看，在有效的九万两千多件艺术品当中，询价占到了20%以上。而例如嘉德在线等艺术拍卖网站，均会有“周末夜场”、“十分精彩”（指十分钟内结束拍卖）等在线拍卖活动。
据欧洲艺术基金会统计，2014年全球艺术品销售额为510亿欧元，中国市场占比仅次于处于首位的美国（33%），与英国（22%）持平，现当代艺术（艺术家生于1910年之后）的交易量占到48%。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数据，在2014年，占据市场交易量近90%的拍品成交价在5万美元以下，“显示出艺术品市场初级购买群体的扩大”。
中产阶级买画
曾经在上海艺术博览会担任艺术展总监的洛伦佐·鲁道夫（Lorenzo Rudolf）认为，中国的情况就是“得中产者得市场”。例如，与仅依靠六七个超级买家的韩国艺术市场相比，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暂缓买入，市场则面临缺口。而在中国，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新中产阶级是当今艺术市场的主要消费力量，并且，这个巨大的藏家群体还在不断地发展当中。
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标准，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至22.9万元是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群体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花费少于50%。《福布斯》杂志则将中国的中产家庭定义为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6万美元之间，并且自由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参照各类统计数据，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约占全国人口的30%。
“也有人问过我中产阶级的标准。我觉得大概就是可以买艺术品，并且不需要为此吃糠咽菜。”郝宁宁所供职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私立中学，为她提供了不错的薪水和五险一金。她结婚两年，尚未孕育下一代，因此还未陷入苦存奶粉钱、购买学区房的生计困扰，用她的话说“还属于吃穿不愁的生活阶段”。她觉得，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不仅关乎收入，还涉及其它的文化特征，以及生活方式。
今年1月，在百度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八零后姑娘范娟娟，在Artand上面发现了一幅自己喜欢的画。那是一幅手掌大小的、镶着椭圆形白色画框的水粉画，画的是一只黄色的小鹿在葱绿色的树林里休憩。这让她想起在尼泊尔时偶遇的野鹿群——鹿的眼睛特别清澈。
范娟娟收藏了这画。她把这幅小鹿放在了办公桌上，可以随时端详它。年收入3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工作，在她看来是“有序而缺少趣味的”。或许因此，她格外注重在业余生活中发展插画、烘焙等爱好。恬淡优美的画作，在以范娟娟为例的受众群体当中极为受到欢迎。
Linkedin全球运营总监李珲是在一场微信群拍卖里得到了自己喜欢的画。那幅画叫做《遇见年轻的你》，是两只红色的小猫相遇黄色和粉色相间的尖顶房屋上面。李珲买它，是为了“提醒自己保持年轻好奇的心”。
李珲后来又陆续买了几幅画，有的以企鹅为主题，有的画的是金鱼和落叶，他将它们分别摆在14岁和8岁的孩子的房间，为了哄他们开心。这些画都不贵，最高的价格是3700元，他凭直觉入手，甚至画寄到手中才察觉到实际大小。他形容自己买画，一为捧场，二为欣赏。
不仅养眼，还要养心——这是中国中产阶级对于艺术品的基本诉求。正因为窗外的天气总是阴霾，他们才会需要一幅展现蓝天白云绿草的美好油画。那样的画能给他们带来愉悦的心情，哪怕这种好心情只停留几秒钟、几分钟，都能让他们从循规蹈矩、勤勤恳恳、精打细算的日常生活中透一口气。更何况，一件艺术品需要承载诸如范娟娟、李珲这样的新买家关于艺术、文化的想象与品位。刘强觉得很多人买画是“为了装逼”，但其实，他们买画是为了肯定自己。
刘强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互联网从业者，比如程序员，恰恰是艺术品的消费者。“程序员一直在压抑自己，但他们对审美是有追求的，”刘强说，“比如我看过优秀的程序员的代码，书写的工整度和艺术品是一样的。他们或许给人感觉很内敛、羞涩，但内心是很闷骚的。并且，程序员的薪水普遍偏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够。”
2015年8月末，梵几家具的创始人古奇高为青年艺术家墨白举办了一场展览。墨白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花鸟专业，将国画山水绘制在绢布上面，被称为“自然系画家”。画作用上好的木框装裱，被精心地展示在位于北京国子监的“梵几客厅”当中。在这个以展示家具为主一并提供优雅茶点咖啡的所在，柔和灯光里，观众们不断地踱步、交谈。画的售价从三四千元到七八千元不等，开幕预展时，就已经有过半的画品被预定。
“在我从事室居搭配时，一直认为一件在预算内的艺术品是作为家装饰物的最优选择，”古奇高说。艺术品最基本的消费就源自于家居装潢中的“补墙”。他说，在西方，几乎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墙面上都会挂有艺术品，这不是所谓的投资，而是为了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第二代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素养。
在梵几家具展览厅里出售的家具价格不菲，主打手工和实木，很受有消费能力的青年夫妇喜爱，相传包括歌手王菲在内的演艺明星也是顾客群之一。
古奇高说，樊几家的展厅就是“与一些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合作，展售大家买得起又有美感的艺术品。”
“透过展览将艺术家的作品置于生活空间中，让观者联想它们在家里的样子，也让人们知晓艺术品的直观美感比它的升值空间更值得被关注。”
刘强在美国旅游时，曾经用Airbnb预定了一位老太太的公寓，她家墙上有一幅安迪·沃霍尔的原作，一幅像广告招贴画一样的波普艺术作品。那是她在三十年前买的，当时不过花了几百美金，并且只是因为喜欢。“对她来讲，买画就是一种习惯。那些画廊就开在社区里头，每周举办活动，还有跳蚤市场，大家去置换，”刘强说，“在欧美，买画就像买家具一样简单，几乎人人都会收藏艺术品原作。”
郝宁宁也有过相似的感受。在去美国波士顿出差时，她曾受邀参加一位当地朋友的家庭聚会。她一下子就被墙上的艺术品吸引了，“那是一面墙的画，挂了林林总总七八幅，大小都有，都是夫妇二人在这十几年、二十年的过程中不断收集的。”而她留意到这位朋友挂在门厅把手上的手提包，“那是一个很旧的Coach帆布包……我至少有五个比这昂贵得多的包，可我却没有那一面墙的画，我连想都没有想过。”郝宁宁回忆，那天，她摩挲着朋友家通往二楼的、已经有点包浆的楼梯扶手，直纳闷自己的生活究竟缺少了什么。
共同的机会
后来，范娟娟买了另外一幅画。那是一幅有点阴郁的作品，由青年艺术家庞博创作，画的是一个女孩的下半身，画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主人公脚踝上的伤痕。范娟娟觉得这幅画和她在某一段时间的心情十分接近。对于她来说，艺术好像是对抗平庸与随波逐流的解药，也是摆脱千篇一律的生活的某种方法。
“你要知道，很多画廊和美术馆等官方机构要求的东西要有卖相，要‘够当代’，展出的东西要高大上，要赞美国家和人民群众，”十八度灰艺术馆的创始人海音说，有很多“被边缘的艺术品”，是那些“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却被官方机构摒弃的。”
范娟娟看重的是一幅画对于生活的理解。而这些画的制造者——与范娟娟同龄的艺术家们，和她所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城市，共同经历商业的繁荣、信息的封闭与解锁，以及种种微妙的社会规则带给他们的冲击。范娟娟觉得，她收藏的是“这个时代的痕迹”。
摄影师吕文志收藏了一张赵亮的作品。那是一张130cm*130cm的画，他当时以比较低的价格在拍卖场上得到，画的是一条放大了的项链，像是藏在薄雾或者纱帘当中。有这样一幅画在家里摆着，吕文志觉得特别舒服。“有时候回到家了特别累，就坐在那，在那张画前面待上半个小时，那是一种放松，家里会充满了一种你喜欢的氛围，”吕文志说，“有时候早晨起来，冲一杯咖啡，看着那幅画，研究一下他的笔触，看一看他这一笔是怎么画过来的……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都会有新鲜的感觉，会在里面发现新的我喜欢的东西。”
“其实大多数绘画，包括抽象绘画，是会引起人的共鸣的。比如知名的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包括当时的伤痕美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这是一种共同性。但是，我能看懂的画，绝对是我曾经的一种感受，颜色、布局或者情绪，是与我吻合的，”海音说，“我一直坚信，画家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给某一个人完成的。”
海音所说的“某一个人”越来越多，这让艺术家抱有信心突破传统的禁锢，与过去的主流审美分庭抗礼。
“中国自古以来，除了官方、朝廷自己养的画院以外，民间一直没有自己的艺术批评或艺术理论。因此中国人对于书法绘画的认识，总是基于谁的名气大，”海音说，过去的艺术家投靠资本派，是因为“容易混到钱”，甘愿沦为宣传工具，为政府大唱赞歌。
他举了一个很简单明了的例子。“过去西安市书法协会一共有六十二位领导班子（指主席、副主席等），”海音生活在西安，“他们为什么要当主席？因为作品更好卖。买家只知道买的是书法协会副主席的作品，而关于这件作品的好与坏，他是不知道的……非常缺少独立审美的能力。”而“从新的打老虎开始（指2013年开始的反腐运动），书画作为礼品的功能大大降低了，”海音发现，那些书画作品的拥趸者也变少了，“例如一些美院的前任院长、副院长，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西安卖到几十万元，但是在正规的拍卖市场就是一万多。”
艺术的良性发展需要有开明的政治环境，繁荣的文化市场和鼓励艺术品和创意得以自由交易的商业环境。反映现实生活和个体趣味的当代艺术品市场在被官方忽视的偶然自由状态里，悄然形成。而这一切，与中国在扑朔迷离政治社会环境中缓慢孕育的中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和生活规划不谋而合。供需关系自然孕育，市场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我能靠画画活着，多好啊，”赵亮发现他周围的同行都更加愿意创作下去了。他以每月三千元的价格和朋友一起，在北京东北五环外的黑桥村租下了一间两层的工作室，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他开着车带着端传媒记者在黑桥村停留的时候，指着那些小楼、小院，告诉记者村子里有无数像他一样的年轻艺术家。
“买画，其实是买明天，是跟着画家一起成长，”吕文志说。“你回过去看今天有成就的这些人，方力钧也好，王广义也好，他们也曾有过几千块钱的时候。一个艺术家一直走下去，你想想他/她需要多大的动力？买画对他是一种鼓励，他可以继续画下去。你相信他，同时他（的作品）给你带来乐趣。”
“大众买艺术家的作品是真心喜欢的，不是炒价格的，”刘强说，“这能够去刺激他，他会主导自己的风格，永远在进步。”
海音喜欢为他周围的朋友推荐年轻艺术家及其画作。他的朋友通常都是在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基本都有二胎”，“事业也进入比较稳定的阶段”。他们买艺术品，主要是为了“能够影响孩子”。
“坦率来讲，他们喜欢的作品，我看了以后觉得很糟糕。当然我不能直接这样说。”海音会建议这些朋友暂时不要购入十万元以上的作品，而是从几千元、几万元的开始收藏，“我会告诉他们，你要挑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的孩子再过几年，就会成为这个年轻画家的年龄，那你们之间的研究探讨，就变成你们共同的语言。”
价格停留在三千元
为了加强与新买家群体的联系，刘强发起了一个微信群，每周推出一场在线艺术品拍卖，零佣金。群里有二百个人，大多是刘强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以他的经验来说，“低于三千元的作品百分之百能够卖掉；高于三千的，会根据价格的上升，销售率大幅度下降。”
“这个圈子（指Artand的受众），薪水基本上在10到30万元之间，绝大部分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大陆一线城市。三千块钱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个合理的价位。但即便是年薪百万的人，选来选去，都不会选择超过一万块钱的作品。”刘强认为，这个圈子95%以上都是在过去不懂艺术的人，都是收藏界的新人。
无法否认的是，中产阶级的艺术收藏并不严肃，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初衷是“闲情”。郝宁宁为自己准备的艺术教材是蒋勋的书，她更喜欢那些展示舒适安逸生活的荷兰油画，以及雅致的、以民间风情为主题的宋画。这不是个例。在Artand上面，恐怖的、恶心的画作很难卖掉。最受欢迎的是人物题材，抽象画的接受度也不错，但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要漂亮。
在Artand上面有过成交记录的六百多位艺术家，“其作品无一例外地是偏可爱的，大众可以接受的风格，”刘强说，青年画家陈建周以俏皮、可爱和鲜艳的色彩绘制《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等人物，每幅画作3000到8000元不等，几乎每一张都能够卖掉。
“你去看看哪幅画的点赞最多，那就是大众审美的倾向。”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已经成名的85后艺术家张凯，以画猫闻名，装裱讲究，画作精细，市价通常在四五十万元。“他（的作品）就是老少皆宜，专业与大众通吃的，绝对是一堆人喜欢，”刘强说，“油画镶在玻璃框里，就感觉是大师的作品。”
“如果你去宋庄挑过画，就会发现，有些艺术家过的还不错，那一定是画风比较甜美的，也就是容易被市场接受的，”吕文志说，“有的画是苦不堪言的，那创作者真就是穷困潦倒，过不下去。”
中产阶级的购买行为影响着艺术品市场的走向。仅以作品规格来讲，尺寸上不超过一米见方、30cm至80cm的画在Artand上面销量最好，可以想象新中产的房产面积不大，无法挂置巨大的作品。油画和水彩依旧是最受欢迎的，“买萌系作品的人很多，”刘强说，“但说心里话，只是好卖。这一类风格的作品，属于现阶段人们审美的高度。但萌系的风格只能挂在女孩的闺房里面，自己去欣赏。”
这也炮制了新一批“逐浪者”。“比如漫画题材符合八零后的集体回忆，一下子就有很多画漫画题材的，”赵亮说，“前一阵流行水墨，流行抽象几何，就开始有很多人画水墨、画几何……所谓板块流动嘛。但你说画的个人价值在哪里？”
“更重要的是建立艺术市场的专业知识和基础框架，这个基础框架不仅仅有关买卖，而是关于专家、鉴赏家、拍卖行和画廊。”文化经济学家克莱尔·麦克安德鲁（Clare McAndrew）撰文说，“可能大家都会问中国和西方市场比起来缺少什么……画廊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商店，进行买卖，还是孕育艺术家职业生涯的地方。”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像是艺术的杂食者，他们很有可能白天去位于城中心的故宫午门前排队去看“石渠宝笈特展”，晚上到北京西四环外的五棵松体育场和来自英国的Muse乐队一起嘶吼。商业品牌意外地扮演了艺术教育的角色。法国的干邑品牌马爹利（Martell）、德国的奢侈品牌雨果·博斯（Hugo Boss）和万宝龙（Montblanc）都在连年不断地为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举办展览。在2015年9月刚刚结束的上海艺术周当中，艺术爱好者们涌向了淮海路上的购物艺术中心K11。一年前K11举办的“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曾经迎来了40万参观人数，并带来销售业绩的20%增长。
“以前画画的时候经常说，你要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风格……但我最后发现自己是没有的，那个自己是妄想出来的，”赵亮在反思艺术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就像你的名字是别人给取的，你所设定的身份是一种自我认同，而真实的你却是这三千大千世界里的一粒微尘。但是你心里的那颗种子，却认为那个是你，是存在的。”
他曾遇到过尴尬的局面。比如，就在北京的那次博览会上，一位游客打扮的中年妇女，仔细地观赏挂在墙上的作品，然后小心翼翼地问赵亮，“你能给我画只猫吗？你要是画只猫，我肯定买。”
不过，“好的东西，放在任何懂得美、追求美的人面前，它都会闪闪发光的。它不代表钱，也不代表拥有财富的东西，更多地代表对美的认识。”海音说。
中国的新中产正在学习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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