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要举报老师？”
“看他不顺眼，加上他不支持祖国统一”。
这是举报者小A通过同学转述的回答。此外，他坚决拒绝就这个话题进行更多输出。
在大学青年教师徐静看来，小A的回答概括了当下中国大学生举报老师的两个主要动机——个人情绪的宣泄和对自己意识形态的捍卫。
“学生和老师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学生来说，举报绝大多数是为了发泄，还有一部分是为了谋取诸如保研之类的私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举报已成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徐静说。
过去两年，徐静因被学生举报，数次被系主任找去谈话。谈话内容不外乎她应端正思想、积极拥抱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能一味吹捧国外、要多说国家和政府的好。
徐静根据谈话内容反推自己被举报的原因：“可能是我在提到台湾时，没强调这是‘中国台湾’；讲中苏关系时，提到珍宝岛战役，并借此抨击了苏联的邪恶；对于日本的现代化转型，强调了麦克阿瑟和美国发挥的积极作用；对大国之间的关系构建，提到了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但肯定不止这些。”
这也是让当下很多中国大学教师感到有心无力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自己哪里出了差错。被举报后，迎接他们的往往是无休止的被谈话、写检查，不但错失评优机会及奖金，甚至主持的学术项目也有可能被迫中断或转手他人。
祝你平安——平安上课、平安到家，也因此成为很多教师之间最诚挚的祝福。
“发动人斗人，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省钱省力还能做到事无巨细。”一位因“政见不合”而被某知名大学边缘化的大学教授指出，“这也充分说明党对现在大学施行的大思政教育还是不放心，换言之，对大学老师和学生的思想动态不放心。举报就是揪出那些拥有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人，然后将其‘绞杀’，以达到人人忠君爱国的最终目的。”
这名教授提到的“大思政课”，于2022年进入中国每所大学的必修课系统。和过往思政教育不同，“大思政课”强调将思政课堂延伸到社会各领域，让学生在真实社会情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学生信息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批量出现在大学校园。学生信息员制度始于1989年，2000年后逐步普及至中国所有大专院校。信息员均是从学生中选聘，名义上从事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服务调查等工作。实际上，信息员是学校党政部门的耳目，用于监视教师和其他学生，也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一部分。
近年，随着信息员数量成规模扩大，针对其工作的奖励也更加多元，除劳务报酬外，他们还能得到加分、论文发表、保研等额外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信息员们对举报的积极态度。举报行为也被不断美化，甚至有官方媒体将举报者称为“吹哨人”。
“‘恐惧’和‘让人感到恐惧’是一种卓然有效的管理手段，它阻止了人与人之间的自发连接，更有效遏制了思考和思想的存在——后两者恰恰是大学最珍贵的财富。这正是官方鼓励举报以致现在大学举报蔚然成风的主要原因。”上述被某知名大学边缘化的教授表示。
在无所不在、愈演愈烈的举报风潮下，一些教师尝试守住教育者的底线，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一些教师学会“自保”，却不得不放弃教育质量。一些文科教授私下表示，在不能求真求实、没有任何思辨的教育系统中，文科专业应直接被废除。至于大学精神，多位受访的大学教师共同表示，早已不复存在。
没有人是安全的
过去两年，大学教师车学军被学生举报了十次以上。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被举报了？
“举报是不会被意识到的，那是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暗箱交易。如果一个老师能意识到自己被举报，那么他就不会被举报了。”车学军说，“如果学校偶尔懒得追究，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被举报了。”
于云楠就曾一度饱受“迟钝”之苦。她是一家知名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性格直爽开朗。有次为了活跃课堂氛围，于云楠半开玩笑地提问：“中国人民是哪一年站起来的？”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主席说的”，一名学生回答道。
“其实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的签署，标志着美、英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意味着中国彻底从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中摆脱出来，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这说明早在1943年，中国人民其实就已经站起来了。”于云楠告诉学生。
上述历史事实在史学界被统称为“废约”事件，在中国历史学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鲜有老师敢在课堂上公开讲授。
于是，于云楠被举报了，理由是她诋毁毛主席、刻意扭曲历史真相、在课堂传播有毒言论。最终，学校以重大教学事故为由对她做出停课半年的处罚。
如果说历史系是举报的“重灾区”，在工商管理学院任教的车学军曾以为自己教授的课程并不敏感，更不具备思想教育意义，所以不会被监督。直到2019年，他在课堂上成功识别出一位学生信息员。
“那时新冠疫情还没爆发，一位学生戴着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不看我，更不看我准备的PPT，也不和其他学生交流，整节课都是一个人低头看手机。我感觉他很奇怪，于是在学生小组讨论的环节，走到他旁边问他为什么不加入讨论，并追问他叫什么、哪个专业的。”车学军说，那个学生明显慌了，“我立即就猜到，他是信息员”。
随即，车学军大声呵斥他离开教室，这名学生没做任何抵抗——这进一步验证了车学军对其是信息员的猜测。课后，他迅速到学院的行政办公室，质问为什么在自己的课堂安插信息员。对方没有否认，只是一味安抚他，称这是学校的统一安排，学院也无能为力。
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如水到渠成一般。
2025年春节过后的第一节课，陈凯提早去了教室，他在中国南方一所知名大学任教。准备教案的过程中，陈凯发现学生们都反常地坐到了教室两侧，中间正对讲台的座位几乎空无一人。他当即就猜到：教室里又安装新摄像头了。
不出所料，在黑板正上方的中间，一个硕大的摄像头在虎视眈眈的俯视着整个教室。
“如果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Big Brother）有形象的话，他一定长着一双如摄像头般黢黑的眼睛。”陈凯说。
据多位受访教师叙述，摄像头已成为中国大学教室的标准配置。一般情况下，容纳30人的教室要配置至少2个摄像头，70人的教室需配置至少4个，能够容纳百人以上的教室，则要求配置10个。
对外，这种“高配置”的教室被大学包装为智能课堂。但事实上，在人为监督、举报之外，摄像头为全程监视大学老师的授课内容提供了更大助力。
老师们是否有尝试抵抗呢？
“当然有”，徐静说。
但每个抵抗的人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抵抗的代价
在意识到自己被学生信息员监督后，徐静先询问了自己博士生导师的建议。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告诉徐静，她还是太年轻，好日子过惯了就误以为那是常态，最后送给她四个字——审时度势。
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次全系教师会议中，徐静还是小心翼翼地询问系主任：能否不在课堂安插信息员，将课堂完全交给老师？随即，另一位与她同年入校的青年教师当场驳斥她：“大学是国家思想教育的重镇，保障大学生的思想体系不出现偏差更是每一位大学教师的首要责任，什么叫把课堂完全交给老师？你能对学生们的思想不跑偏负全责吗？”
徐静被怼得哑口无言，更重要的是，其他老师对他们的争论默契地保持了沉默，而系主任则明显更赞赏那位青年教师的发言。
“那一瞬间，我知道我输了，这事（安插信息员）不可逆转了。”徐静说。
唯一让徐静稍感安慰的是，会后，一位年长的教师私下找到徐静说，其实她也不赞成在课堂上派驻信息员，只是没有勇气表达出来，她现在只想顺利退休，而一旦发表反对意见，她的退休待遇很可能会因此受影响。
对此，徐静表示理解。“现在的大学，有党员身份和党政思维并且能够积极拥护党政决策，甚至能够躬身其中主动帮忙建言献策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包括学术发表、职称评级、个人工资甚至项目申请方面更多的资源。即使做不到主动出谋划策，大学对老师的底线要求也是要规规矩矩的，不能惹事。”徐静说。
而任何试图抵抗的细小动作，都不会被轻纵。
针对遍布教室的摄像头，车学军曾尝试进行相对柔和、且在他的预想中效果卓越的抵抗。“毕竟我们不能温和的走进那个良夜”，他说。
在一次上课前，他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教室，用事先准备好的抹布将各个角落的摄像头蒙住。他认为这个举动虽然有掩耳盗铃的嫌疑，却是他抵抗态度的明确展示，借此捍卫身为大学教师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尊严。
但课堂刚刚开始，教室的大门突然被人大力推开——更准确的说法是被踢开，伴随着响亮的破门声，一名自称是学校督察队成员的工作人员喝令随行的保安将蒙在摄像头上的抹布扯开并扔到地上。随后，带头的督察队成员一言不发地将教室大门“砰”的一声大力关上了。
“所有学生都目睹了这个过程，大家都是一脸的震惊，事后他们更是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车学军回忆到，“在学生面前，把一个老师的尊严踩在地上，没有比这更狠毒的做派了。而随着教师尊严的丧失，今后学生在举报时也会更无所顾忌。因为尊师重道的传统在课堂秩序崩塌后，也会一并消失。”
课后，车学军被叫到院长办公室接受批评，院长要求他写2000字的检讨，理由是：他公然扰乱课堂教学秩序。
“我是老师，那是我的课堂，我居然成为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人，太荒诞了！”车学军极度愤懑：“大学已经成了最不讲理的地方了”。
而写检讨已是所有惩罚中最轻微的一项了。
“被诬陷、被开除、被判刑，有太多前车之鉴了”，陈凯在中国南方一所知名大学任教。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后，他被母校老师力邀回母校，但正是在回归母校的这几年内，他目睹了大学精神的崩塌。
“先不说许章润这种大教授的遭遇，就是我们学校的教授，据我了解也有不止一位‘被嫖娼’了。”他说（编按：许章润是中国知名法学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因批评时政被革职并以“嫖娼”罪遭逮捕，后获释）。
其中一位“被嫖娼”教授同样是海归，20年前加入这所大学，近年因“大闹”学院院长办公室而全校闻名。而他“大闹”的原因也很简单，有学生举报他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学院领导在没有对事实进行再次核查的前提下，便对他进行了问责。
但课堂上的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这位教授非常肯定改革开放政策，他反对的是对该政策的倒行逆施。事实被调查清楚后，这起举报事件最终以学院领导的公开道歉做结。但这也使得这名教授与学院之间的对抗更为公开和白热化。于是，举报事件发生不到一年后，这名教授便因“嫖娼”，被学校开除。
对此，陈凯直言：“直觉告诉我，这名教授的遭遇和许章润老师一样，是被诬陷的。因为他一直是学校公认的‘刺头’。他曾公开给所有教职员工发邮件，怒斥大学的自由精神不复存在、怒斥教授的学术研究被党政思维严重干扰，他的持续发声让学校领导烦不胜烦。”
而在“被嫖娼”之外，因项目报销流程不规范而被指控贪污科研经费、并因此被去职的学者更是大有人在。
最终，在这些“前车之鉴”们的震慑之下，大多数教师不得不严格遵循不断缩紧、异化的思想和言论审查，这种服帖直接导致了大学课堂秩序的进一步沦陷。
比如，诬告横生。
诬告、包庇与“吹哨人”
相对于大多数老师对教室内摄像头的抵触，林敏却积极拥抱摄像头的到来。
“你不觉得这其实也是对老师的一种保护吗？”她反问。
林敏在一所工科院校的农业学院任教，多次被学生举报后，学校根据摄像头记录到的授课录像证实了她的清白，使她幸免于因诬告招致的无妄之灾。
农业学院的老师，能被学生举报什么呢？
“他们举报我泄露国家机密”，林敏说。课堂上，为了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当下最新的种子培育技术，林敏会将很多前沿的科学研究数据和试验方法对学生们进行展示。
根据她所在学校的教师行为规范和课堂授课条例，她的行为是完全被允许的。因此，当她得知被学生举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时，她的错愕无以言表。
类似的“诬告”在当下的大学校园颇为常见。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一个案例为，2023年5月，兰州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名老师被学生举报“明目张胆的抹黑抗美援朝”。后校方调取课堂视频并与上课的多名学生核实，得以还原事情真相：老师在讲授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和意义时，引用了网上曾经出现的“一得九失”等观点，然后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证实了，公开举报老师的学生在断章取义。
即便如此，兰州大学在后续通报中，仍表示“将继续强化对教师的培训”，且未对诬告老师的学生进行任何处理。
“包庇学生和严格要求老师已经成为了大学校园的新常态”。车学军无奈道。
而兰州大学的案例也证明了摄像头可以保护大学老师。但是对于林敏欢迎安装摄像头的说法，陈凯还是觉得过于天真：“谁站在摄像头后边？得想清楚这个问题才行。摄像头就是权力的象征，在这样的权力结构设计中，包括查看摄像头的权力是被学校垄断的，掌握权力的人想整谁就能整谁。所以，不管有没有摄像头，大学老师都是案板上的鱼肉，不服从、不配合的人，只能被随意宰割。”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2021年11月，湖南城市学院的教授李剑在讲授建筑文化时，提到日本人精益求精，后被学生举报，李剑被转岗到学校图书馆成了一名图书馆管理员；2022年10月，西南大学的教授徐松岩在微博透露，他被一名学生信息员举报，下课后，这名学生甚至直接通知他“准备汇报”。
在受访的多名大学教师看来，“准备汇报”是典型的文革用语，尤其当学生对老师讲出这个词时，文革氛围越发浓厚，而他们实在是想不通“00后”学生是从哪里学到的这些糟粕。
非要追本溯源的话，陈凯思考了很久后表示，这应该与举报者最开始被视为“吹哨人”分不开关系。在他看来，“吹哨人”的荣誉会让很多学生的行为失当，因为行为是语言的衍生品。
“或许学生们真的不认为他们是错的，在他们的想象中，举报老师使得他们成为了英雄一般的存在。这种行为和思想与文革中的红卫兵以及纳粹的冲锋队员别无二致。”陈凯说。
对举报者进行“吹哨人”这一荣誉加身的始作俑者为党媒《环球时报》，该报曾发布评论文章称：震旦学生不是“告密者”，而是“吹哨人”。
2021年12月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东方电影学院一名老师在课堂上质疑了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被学生录制视频上传到网络后，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之后当事老师被学校开除。
对于学生的举报行为，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和大量网友给与了巨大的支持和赞赏。事后，这名学生更直接表示，他在这件事中感受到了快乐和互联网的巨大热情。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个人信息的大学教师评价道：“把举报者美化成‘吹哨人’，无疑使告密文化进一步升级，以后举报者就是救苦救难的大英雄形象了”。
这种英雄臆想无疑进一步导致了举报者的肆无忌惮，迫使教师们在恐惧的阴影下摸索自保的方法。
大学老师的“求生指南”
停课半年复课后，于云楠不得不时刻警告自己，跟学生讲话需三思而行。甚至有一次，一位学生和她微信聊天时夸她有思想、有见解，她第一反应是惊恐，然后下意识地打开微信朋友圈。“还好我什么都没发”，她说。
她和几位同样饱受“被举报”之苦的年轻教师共同整理了一份“求生指南”。
这份求生指南指出，作为大学教师，首先应克制自己的表达欲，如果对于照着PPT给学生念课件感到于心不忍，可以适当额外表达一些学术用语，但永远不要涉及敏感话题（注：敏感与否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为准）；而如果学生主动提问敏感话题，要告知他们以中央文件为准，请他们课外自行查阅（责任心强的老师，也可以当场查阅，然后念给学生听）。
其次，永远不要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自由讨论，万一碰到较真（认真）的学生，言论的边界很容易失控；此外，对于无法避免的课堂讨论，必须让学生事先提交讨论文案，老师进行审查后，再允许他们在课堂上读出来。
再次，永远不要共情学生，更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不要给他们提供任何求学、就业方面的建议，不能说任何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的坏话，更不要鼓励他们出国深造。对于学生的主动询问，给予“哼哼哈哈”的回应即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老师无法帮助学生逆天改命的时候，保住自己的性命更重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永远不要和学生交朋友，永远不要回复他们咨询与课堂内容无关的邮件和短信，更不要加学生微信（如果实在无法拒绝的话，可以再买一部手机注册一个专门用来加学生的微信小号，而如果只有一部手机和一个微信号的话，绝对不要对学生开放朋友圈）。
“按照这个指南操作，可以在至少90%的程度上避免被举报。”于云楠说。
但是如此一来，大学精神何在？
大学精神早就不复存在了，接受采访的多位教师共同表示。
上述因“政见不合”而被所在学校边缘化的教授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如果大学老师讲课还要顾忌颇多，不能求真求实，不能如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学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没有了”。
不仅该教授，多名文科学者也都曾多次私下表达，现在大学里的多数专业尤其是文科专业都应直接被废除，因为这些课程无法给学生带来任何知识甚至成长，既不能教会他们如何思辨，又不能让他们尽情探究真实世界。相反，绝大多数课程都是一些“水”课，浪费学生时间的同时，还带来了负面的智识影响。
从这个角度出发，有些老师对学生的举报行为也变得包容。“或许这是我们应得的。虽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是在这样的大学里，如果无法为学生提供正确指引的话，我个人有非常重的道德压力。”刘叶明说，他在中国东南某省一所985高校任教，教授现代经济史。
因此，刘叶明会在开学第一课上公开告诉学生们，欢迎随时举报他，但举报需要有理有据、有礼有节，需要是在完成事实核查的基础上进行。一旦让他发现有谁在恶意举报他，他绝不会放过恶意举报者。
“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教会学生们如何思考问题，以及明辨是非”，刘叶明表示。这成为他弥补愧疚感的途径之一。
但愧疚感是弥补不完的。
一位在准备硕士论文的学生曾发邮件询问刘叶明关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政策变动的更进一步原因，学生真诚地在邮件中附上自己的论文开题报告、指导老师、自己所在的院校以及当下的困惑。
因深层次原因涉及到“天安门事件”这一敏感因素，刘叶明思考再三后才回复。他写到，南巡前的1989年是个非常关键但却敏感的时间点，作为老师，他不建议学生深挖现象背后的原因，否则他的论文可能会因此无法通过答辩，进而无法拿到学位。但如果在论文之外，他仍感兴趣，刘叶明愿意私下和他认真聊一下这个话题。
这样一封字斟句酌的邮件发出后，这名学生再没有回复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刘叶明再次陷入了为自己的“懦弱”和对学生的辜负而产生的愧疚感中。
尽管，他的担心并非多余。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原教师虞乐仲曾公开发文指出，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的一次论文答辩中，他指导的七名学生均因意识形态问题被要求重写论文，进行二次答辩。例如，对主题为《印度教葬礼对贵州乡村殡葬改革的启示》，否决理由是：这明显是对本民族的文化不够自信，有意识形态问题；一篇论文借助美国辛普森案思考、启发法治观念相对落后的贵州农村学生去思考程序正义，被否决的理由是：这明显是在抬高美国，贬低贵州，有意识形态错误；另一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为印度教报业轮回思想对中国人财富观的启示，否决理由则是：业报轮回思想是唯心主义，不能宣扬封建迷信，另外，说中国人过度追求物质财富是在贬低中国人，有意识形态错误。
对于这些在外界看来犹如笑话一般的否决理由，所有受访的大学教师都给出同样答案：“这就是当下大学的现状，甚至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虞乐仲后来与学院院长发生了冲突，遂离开浙江大学、转做自媒体。不过更多身处大学的教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如此洒脱地放弃大学教职，他们必须要学会配合、忍受以及自保。
所有这一切均导致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
学生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积极谋求在专业课以外继续提升个人的竞争力，以期在残酷的保研、就业市场拔得头筹，而大学对学生的考核方法也加剧了学生间的竞争。
据徐静介绍，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里的评奖评优和保研，其中20%-30%的分数由课外活动构成，甚至多所知名医科大学和医学院的考核方式也是如此。
而监督、举报老师，便是其中可以获得加分的一项课外活动。
车学军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每年都会参加两次研究生面试，一次是保研学生，一次是报考学生。他透露，有次一个保送生在简历上直接写——本科在校期间自己曾做过信息员以及协助辅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
车学军本人非常不想要这个学生，但因对方是保送生，加上学院院长亲自在录取名单上签了字，要不要这个学生已由不得他。
可是放任一个信息员留在自己的课堂，是否会担心和害怕？
“当然害怕，谁知道他看我不顺眼了会不会举报我，但我能怎么办？只能继续谨言慎行了。”车学军说。
他也因此下定决心，让责任感和道德感都去见鬼吧，从此以后，他只做一个无情的PPT阅读机器。“要烂大家一块儿烂”，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徐静、陈凯、车学军、于云楠、林敏、刘叶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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