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卖大战中，练就低成本饮食技能
在长期的旅居生活中，我本以为吃不腻泡面是我最实用的省钱技能，但没想到，我的伙食在2025年5月突然升级了——因为美团新上线的板块“拼好饭”。
在这个专区里，仅仅四五块钱就能吃到15个饺子，一两块钱就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奶茶。当时，我刚刚从外卖不发达的云南县城、小镇上，来到重庆市中心的青旅短住。也正因此，我视此为城市的福利。
这仅仅只是开始。6月份，我来到位于广州附近的朋友家暂住时，听说京东外卖不仅有很多便宜的饭，还会在实际送达时间超出预计时间20分钟以上时，被系统自动免单。
京东于2月11日正式上线外卖业务，又在4月11日开始发放百亿补贴。外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此次“外卖大战”的起点。美团也自称，是“被迫参战”的。随后，因订单量快速提升，京东的外卖系统频频出现问题，京东才推出了超时20分钟免单的活动。
6月份，京东外卖的骑手还不算多，广东又不时出现台风大雨，超时是常有的事。我几乎掌握住一种规律——在开始下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后下单，我的外卖就会因订单积压而排到很后面，超时免单的概率会随之增加。
在当时，我并未觉得这对骑手有什么不利。但有次我一开门，披着雨衣的骑手刚好吭哧吭哧爬到了我的门口。这是没有电梯的五层，是外卖员最不喜欢的一类订单。广东老城区的许多高层楼房都没有电梯，外卖员抱怨道，还有个住8层的让他送上去，他真上不去了。
那次不仅没有免单，还因这句话，我打赏了五块钱。要知道，在那段时间，5块钱已经是我全天的伙食费标准了。在那之后的好几天里，我不再在超时免单上下“赌注”。就算下了单，也尽量在骑手快到达时，自己下楼去取。
后来我才从一位在外卖大战期间做过骑手的朋友处得知，在暴雨、高温天气里，订单会增多，为了避免订单积压，配送站点的站长或小队长会挨个打电话给骑手们出来跑单。即使是兼职骑手，如果不按时上岗，站长也可能在未来通过限制其接单数等方式，对其“秋后算账”。
到了七月中下旬，我几乎不再遇到超时的情况。即使有，超时免单的补贴也变成了返优惠券。但没关系，我转向了淘宝闪购。
淘宝闪购在4月30日正式入局此次商战，依托的是阿里巴巴于2018年收购的外卖平台“饿了么”。在淘宝闪购中的“满15减14”、“满14减14”等分类下，我品尝过3块钱的火腿热压三明治和1.8元的丝袜奶茶。
就算这些新人福利都用完了，也没关系，还有小象超市。小象超市是2023年由美团买菜升级而来的业务，定位为“30分钟快送超市”，提供生鲜食杂日用及配送服务。小象超市里的速冻饺子10.9元500克，还买一赠一。对我来说，相当于2-3元吃一餐。
由于平台每天的补贴力度都不一样，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常常是先看一眼三家平台的今日均价，来为一天的伙食做规划。一旦遇上暴雨台风，或补贴力度减小，就以速冻饺子为缓冲。四个月里，我吃掉了21袋速冻饺子。
我经常觉得，自己是最适合在外卖大战中薅羊毛的人，因为我对美食真的没太多追求。而在外卖大战中，最划算的刚好就是那些没有太多特色的大众饭食——在重庆是碗杂面，在广东是煲仔饭或炒菜盖饭，在任何地方都能遍地开花的是东北大馅饺子。
在《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中，一位受访者也提到，“拼好饭”刚上线的时候，大家觉得档次不高，不少品牌不愿意去，觉得会降低整体的品牌形象。
一般来说，我每天点一次或两次外卖。从六月到九月，我点的次数最多的店是一家木桶饭，贵时四五块，便宜时两三块，一共25次。其次是一家轻食店，贵时六七块，便宜时四五块，一共21次。另外两家五块钱左右的手撕鸡和煲仔饭，则分别点过17次和11次。我去店里看过它们在菜单上的价格，分别为18元和17元。除煲仔饭我通常都是在“拼好饭”中选“自取”外，其他的价格里都已经包括了配送费。
在外卖大战的初期，我每天花在食物上的费用大多在5-10元之间。后来补贴减少，我又提高了日常运动的强度，才上升到了10-15元。
尝试的次数多了，我还总结出了一套薅羊毛公式。比如，便宜的排骨饭最好不要点，因为基本要么只有骨头，要么肉吃起来干巴巴的；便宜的鸡肉可以放心点，因为鸡肉本来价格就比较低，做起来的难度也不高。
鳗鱼、牛扒、寿司等比较有特色的餐，如果一直都便宜就不要点，大概率肉少又难吃；但如果某天突然便宜了，就一定要点，因为肯定是新参与的店家为冲量给了优惠，不光会维持原有品质，还很可能会在之后的三天内把价格涨回来。
短短几个月，我练就了一身在吃喝上的省钱技能。但同时我也感到忧虑的是，这些技能实在是太过于“中国特色外卖大战限定款”了。只要哪天外卖大战一停止，就再也用不上了。
制造垃圾的“坏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外卖大战中薅羊毛。在我的朋友中，偶尔薅一次羊毛的人不少，像我这样的重度用户还真的不多。原因很简单，外卖虽然便宜，但美食本身也是有乐趣的。有的人不差这么几块钱，因此更想去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锅气”；有的人享受烹饪的过程，也觉得自己做饭更健康。
就连我也一样。每天点外卖，并不意味着我真的只想吃外卖。我虽然对美食兴趣不大，但是我有对人的好奇。而食物，以及谈论食物，正是与不同地方的人拉近距离最好的方式之一。
在云南边境城市瑞丽，我靠着吃遍尽可能多的缅甸小吃，交到了不少缅甸朋友。在临沧的一个小镇上，我因为经常去店里吃米线，发现了其实那条街上大部分的云南米线店，都是四川人开的。
但这些都仅限于，在堂食足够便宜的情况下。瑞丽的缅甸小吃大多不超过5块钱，临沧小镇上的米线一碗只需8块钱。除此之外，我在这些地方还都能在住处步行几分钟以内找到中式快餐，其样式和学校食堂差不多，荤素搭配，自由选择，按量收费。如果不和朋友聚餐，我每天在餐饮上开销只需不到15块钱。
但是到了大城市里，很少有哪种方式能便宜过点外卖。2021年前后，我住在北京的胡同里。若外出堂食，附近最便宜的去处是一家步行5分钟到达的西安面馆。在那里，连一碗没有肉的油泼面，也要20块钱以上。其他店则大多是网红餐厅和私厨，人均50+甚至更高。
因此，相比之下，如果能耐下心来找一找新上线外卖的店铺，凑一凑满减，反而比堂食要划算得多。我经常点的一家麻辣烫，用完满减券后，只需5块钱就能肉、蛋、菜、主食俱全。如果觉得麻辣汤底不健康，还可以换成番茄汤底。开始旅居生活并遇上外卖大战后更是如此。在大部分一二线城市，堂食一顿饭至少15块钱，想想还是忍了吧。
当然，我知道，疫后经济下行，商家也都经营不易。早在外卖大战之前我就听说，连大理卖烤红薯的阿姨都在感叹，怎么连几块钱的红薯大家都吃不起了。
可是吃饭毕竟不是做慈善。连自身都难保年轻人们，也不见得就比餐饮店老板和骑手们过得好。
朋友小晴是一家事业单位的非在编人员，月薪不到5000，却要从每天早上七点上班到晚上五点，有一半的日子还要加班到十点。她每个月只有一两天的休假，早已没有精力买菜做饭。多点几份外卖，可能是她每个月里为数不多能享受他人的服务，而无需自己劳动的机会。
其实“拼好饭”中也有堂食或到店自取的选项。最便宜的一次，我吃到了两块钱的滑蛋牛肉饭，还配一碗汤。但说实话，进店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在抢劫。
更多的时候，我没有堂食的机会。因为越是便宜的商家，越有可能只是租了一个厨房，不做堂食，只做外卖。我经常点的一家外卖价6.9元鸡肉蔬菜荞麦面的轻食店，和自取价6.4元煎蛋牛扒饭的西餐屋，都是如此。
很多人会担心这些店的卫生，但我则经常安慰自己，反正外卖大战不知道哪天就会结束，就算店家用的真的是烂菜叶、地沟油，我也不可能因为吃了这么几天就得癌症吧。有时候，看着外卖里的肉越少我就越放心。因为才几块钱的饭，如果真的放了太多肉，我反而会怀疑不是什么好肉。
更何况，健康也是有成本的。在大理，有机农业的概念被炒得火热，但当我手里拿着高于菜市场价格至少10倍的有机土豆，我实在是觉得，咱们老百姓还是不健康为好，因为不健康就可以短寿，短寿了就能再省下十几年的吃饭钱。
多年以来，外卖最让我良心不安之处在于，会制造太多的塑料垃圾，不够环保。
然而，环保也不是仅靠良心就能解决的。疫情之前，我去过北京一家小有名气的零浪费商店。看着店里几十块钱一根的吸管，上百块钱的梳子，我想问问，是谁在嫌弃我们穷人买不起“环保主义者”的光环？而即使我想在日常生活中做垃圾分类，在我居住过的大部分地区，也都没有可供居民进行分类的垃圾桶。
对许多店家来说也是如此。为了节省下再雇一位洗碗工的成本，大部分开在非一线城市的小吃店，即使是堂食，也只提供一次性餐具。
我的朋友yy也说，外卖大战让她变成了一个制造垃圾的“坏人”。她以前几乎不点外卖，但现在除了一日三餐大多由外卖解决外，她还差不多每天都要点上两杯咖啡或奶茶。每到晚上，还会被要不要再多点一份烧烤的念头折磨。开销没有减少，摄入的非必要饮食却越来越多。但她又觉得，这只能怪外卖太便宜，不便宜的话她肯定不会点。
不少人经历了和yy相似的变化网络上，“外卖大战的第一批受害者”的话题被热烈讨论。这指的是商战期间咖啡奶茶的外卖价格极低，淘宝还在7月5日发放了大量咖啡奶茶免费兑换券，有人便一天要喝上四五杯奶茶，结把自己喝成三高和痛风，进了医院。
但我想，说到底，这还是资本的陷阱。毕竟，“好人”都让富人做了，“坏人”可不是只能由穷人来当了嘛。
为了赚钱送外卖，为了省钱吃外卖
近几年，与越来越多用户开始点外卖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种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送外卖了。
阿浩是广东一个县城里的一名2025届高考生。高考结束后，他的父母外出打工，他觉得花自己的钱比花父母的钱更心安，便和很多同学一样，送起了外卖。
他在美团、饿了么和京东三个平台都注册为了众包骑手。县城里送外卖的单价不高，两三公里的路程，三个平台都只能给到两三块钱。
刚开始，外卖大战还没有抵达最火热的阶段。进入七月份，订单开始变多。有一天晚上他接了8份奶茶单，其中一家店里只有两三个店员，小票却堆得比扑克牌还厚。还有一次他因一家奶茶店出餐慢，导致了后面的几单全部超时。那天他一共才赚了七十多块，却赔了二十多块。
8月中旬，外卖平台的补贴有所减少，骑手们却越来越多，有时候，他一整天接不到10单。于是他不再送外卖，开始找其他的工作。
小金从2024年底到2025年7月，在广州做了七个月的顺丰同城兼职骑手，负责配送不论在京东、美团还是饿了么下单的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订单。
广州每单的价格多在5-8元之间。小金最勤奋的时候，从每天早上七点开始跑十几个小时，赚250-400元。过年期间，他完成了一个连续十天每天跑满8小时、30单的任务，得到了500块钱的额外奖励。
送外卖不是一份多么吸引人的工作。在小金的观察里，很多年轻人刚开始只是想用送外卖过渡一下，但慢慢地就不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只想着今天跑多久，赚多少钱。
而且，由于经常会找不到地址，或者要跟保安拉扯，如果没调整好心态，就会变得越来越压抑和暴躁。小金以日本画家石田彻也的作品来描述这种状态。石田彻也作品中的人物往往表情冷漠麻木，他们会被用加油枪注射食物，被打包进方形的箱子里进行运送。
有一天，他在骑电动车时摔倒了，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尽管平台为小金提供了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提供事故认定书才能赔偿，而他摔的地方刚好没有监控，自然开不出事故认定书。他不再继续送外卖。
阿浩和小金都没有将送外卖视为自己想要一直做的工作。阿浩觉得，送外卖虽能攒下一些钱，但无法让他积累人脉等资源。小金则是一直都确定，自己想做的是音乐。但问及为什么要去做骑手，阿浩和小金都提到，相对于其他工作，做骑手在时间上更灵活，也是特定时期里的有限选择。
小金因为家庭原因，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但有的时候，连打眉钉都会成为被公司拒绝的理由。2024年，他因一些原因有了案底。刑期结束后，之前的工作资源无法迅速恢复，但他又急于攒钱制作自己的音乐专辑。
他先是在一家私人影院做了一段时间的店长，但私人影院提供的，实际上是位于灰色地带处的色情服务。他担心这会让自己再次惹上官司，便开始送外卖。
阿浩才刚毕业，可选的工作不多。不再送外卖后，他去了一家酒吧打工。在酒吧里，不仅每天要陪客人喝到吐，还比送外卖更要看客人脸色。有次一个大姐过来，给所有的服务员都发了一百块钱小费后，把两万块钱往他腿上一放，让他再去陪个“后半夜”。他以喝多了为由，叫了个兄弟过来，帮自己脱了身。
在吃外卖和送外卖的两极，我发现，我和他们的共同点，其实是在外卖之外——他们提到在酒吧、私人影院等地的工作，也是我曾做过的。
许多因我的作品而认识我的朋友，都以为我的工作只是“自由撰稿”，但实际上，我做过的收入最高的工作，也是在酒吧里。女性员工在酒吧里，被性骚扰不叫性骚扰，叫“陪客人玩”。男性在酒后的暴力，是工作中最不可控的因素，客人殴打工作人员、砸酒瓶的事情常有发生。
一些朋友不理解我，ta们认为我受过好的教育，就不该接受这样的剥削。可是这样的声音不论是出于关心还是指责，在我听来都非常刺耳。
毕竟，过一种仅为追求理想而存在的生活，本就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权。而我正是因为在酒吧工作了几个月，才能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压力地关心那些可能无法带来高收入的议题，或者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是所谓鼓励创作的文化艺术行业，无法提供给我的自由。
最近吃外卖的时候我经常想，经济上行期的节省，和下行期的节省是不一样的。上中学的时候，我父母的经济条件一点点变好，他们会给我足够的生活费，保证我吃穿不愁。但我会偷偷省下来，是因为父母无法理解我对文化艺术的追求，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买喜欢的专辑、杂志。
大学毕业之后，我自己赚了钱，却还是很节省，是因为我不知道哪天就又会失业。即使不失业，我也总是在计算着，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我需要忍受多少赚钱过程中的委屈，这样的交换是否值得。
我并不觉得我有多惨，因为身边许多90后、00后的朋友都和我一样，在本应充分探索创造力的年纪，被囚于酒吧、外卖、大厂和体制内。我没有去送外卖，是因为我实在不擅长骑电动车，在从不闯红灯也不竞速的情况下都已摔过好几次。而大厂和体制内的等级次序和无意义劳动，更是我宁愿过一种省吃俭用的生活，都不愿忍受的精神摧残。
yy曾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大厂里有个词叫“人效”，指的是以精确的数据计算出的、每个人的工作时效。领导总会告诉员工，现在公司处于很艰难的阶段，因此必须提高人效。但一旦提了上去，领导就又会定下一个更高的目标。这样的规训和外卖平台不断缩短骑手的配送时间是一样的。
通过三轮面试，yy才从据称上万份简历中被选中，得到了这份工作。但仅仅工作了半年，就因压力太大而决定辞职。现在，她在外卖的补贴中，满足自己对饮食的爱好。
有天我看到作家张赛在《一席》的演讲中说，“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
我被这句话启发了。我想，为了赚钱送外卖，为了省钱吃外卖，就是城市年轻人的解脱。
饮食，亲密关系中的“第三者”
尽管外卖大战来势汹汹，但在我的观察中，外卖对城市生活的改变，早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2018年，我在青海旅行时，发生过一段短暂的浪漫关系。对方S是当地人，在一家酒吧打工，收入不高。我们一起吃饭时，大多是去附近的小饭馆点一两个炒菜。虽不算是甜蜜的加分项，但也绝不至于扫兴。
到了2022年，我们重新联系上时，他已经在北京送了一年外卖。北京送外卖的单价要比其他地方高很多，他不属于最勤奋的骑手，但仍然一年攒了10万块钱。据他说，同事中月入两三万的大有人在。
他仍想追求我，于是在立秋那天，他问我，“要不要给你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与外卖大战有所不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以下简称“秋奶”）最早并不是由商家促销带动起来的潮流。2020年，一位男性发布了一张自己与女友的聊天记录截图，内容是他给女友发了52元的红包，作为买奶茶的费用。很快，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爱她，就请她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流行语。而商家们反而是在爆单后才后知后觉的。
不过，在此后的几年里，“秋奶”的确变成了商家们的主动营销。美团在2024年立秋的“秋奶”活动中，以9000万单创下了一整年的日订单峰值，其中过半是茶饮咖啡。淘宝闪购也在2025年立秋这天的夜晚，创下了日订单量的新纪录。
“秋奶”梗流行起来后，对消费主义的批评，最先落在的是女性头上。有人认为，向男友索要奶茶，是女性又一次被商家营销圈套所洗脑，“一边重拳出击，一边变相乞讨”。
可是需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真的是女性吗？
可以想像，作为外卖骑手的S，可能正是因为察觉到了订单的增多，才开始仿效。但我还是拒绝了他，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喝奶茶，这和秋不秋天有什么关系？
但我们之间的分歧，却不仅仅是一杯奶茶这么简单。在这次重逢后，点丰富且过量的外卖，似乎已然成了他对城市女孩生活的全部想象。有很多次，即使我已经明确告诉过他，我现在不饿，我吃不下东西，他仍自作主张地下单，把大虾、拌饭等外卖送到我家门口。
在他看来，这是关心我、爱我的表现。也正因此，我的拒绝令他十分不满——他觉得我看不起他，不给他足够的存在感。
他自己的生活，也因外卖而发生了不少变化。一年的骑手生活，让他的体重涨了20斤。他说这是因为许多快餐店都会给骑手半价优惠，还常常送一些小吃。当时的他吃起鸡腿，就和现在的用户们喝起奶茶的心态一样——反正不要钱，不吃就亏了。
在不跑外卖的时候，他还经常陪站长和一位“大哥”吃火锅、喝酒，并因此得到了站长给他派更好的单，在他不戴头盔、不穿制服时不罚他款的特权。
小金曾告诉我，在广州，如果每个月给站长缴纳600元的“税费”，就能拥有一个掌控跑单的后台。拥有后台的骑手会将近单派给自己以及和自己亲近的人，把远单留在派单大厅，让系统分配给没有“靠山”的“个体户”们。此外，系统一次最多指派五个单，但利用后台则能人工指派无上限的单。这样一来，普通骑手的时薪大约只有30元，拥有后台的人则能达到100元以上。小金没有缴纳“税费”，还向系统投诉过这一现象，但是无果。
S所利用的正是这一漏洞。在2022年，我曾就大部分骑手都被平台的规则困住，只有少部分人能像S一样轻轻松松月入上万，问过S的想法。他说，那些骑手留在二三线城市送外卖，又不主动贿赂站长，是做事不动脑子，活该赚不到钱。当我问他是如何讨好了站长和“大哥”，他开始嫌弃我，“你怎么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亏你也是个在社会上闯荡过的。请客送礼这点事你不懂吗？”
当然，这些变化不能全部归因于外卖。他一直习惯于在男人中依附权威，幻想在女人面前成为靠山，这点不论在酒吧调酒，还是在北京送外卖时，都没有变过。只不过，我们刚好赶上了这个外卖盛行的年代。
所以或许也可以说，并不是外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生活里原有的一切，都在外卖中得到了印证。
外卖之外，守卫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生活
许多媒体热衷于猜测，外卖大战什么时候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但实际上，尽管它一直没有宣告结束，也有很多细微之处在发生变化。
许多店家内最便宜的商品，在完成了冲量任务后就被下架了。一些店家没有调整商品价格，但起送价、打包费等却一直在上涨。我常点的那家轻食店，以前用纸盒和纸袋包装，从九月起都换成了塑料。yy常点的一个奶茶品牌，开始在不同连锁店之间出现不同价格：有一家不能选甜度了，单价为3.9元；另一家能选甜度，单价为7.9元。她常点的椰子水，味道也变得越来越淡。
对平台们来说，他们最在乎的，很可能并不仅是外卖大战中的赢家。多篇报道都曾提到，三家平台都希望用外卖流量带来如生鲜食品、日用百货、家电数码甚至服装等更丰富的品类的成交额增长。2024年10月的即时零售大会上，美团核心本地商业CEO王莆中说，“即时零售不是应急零售，而是一种高确定性的生活方式。”
“高确定性的生活方式”，听起来有种“人定胜天”般的野心。然而，当天灾真的到来时，它还是失效了。
9月23日至24日，台风“桦加沙”在广东省登陆。在此期间，广东多地实行了“五停”措施，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其中当然也包括停止外卖配送。9月22日晚，在我的住处附近，不论线下超市还是线上商超，食物和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都被抢购一空。
可是不论“桦加沙”的杀伤力有多么大，它的过境时间也不过就是两天而已。真的有那么多物资，是连两天都等不了的吗？
那个时候我想，人们赖以为生的安全感，或许本不应是确定性，而是对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因此，价格也不是资本最大的谎言，确定性才是。
台风过后，我发现我常点的轻食店和木桶饭，都涨价了三块钱。得益于我最近住在一个有厨房的朋友家，我开始买菜做饭。如果做饭的成本也开始提高，或者朋友家不再方便让我住，我想，我会从城市离开。
（阿浩、小金、小晴、yy、S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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