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没有想象中顺利。在投了80多个岗位后，陈磊拿到四个offer，且均是双非大学（非985、非211）的讲师岗位，税前薪资范围为6000元到8500元（人民币，下同），安家费10万元至40万元不等。
他对此很不满意。2020年，在他接受老师劝说决定读博深造时，一位当年博士毕业的同门师兄顺利拿到一所省会城市211大学的offer，有编制，税前年薪24万，安家费高达80万。
陈磊就读北京一所985工科大学，在他原本的认知中，工科博士找到一份高薪且稳定的工作应该像喝水、吃饭一样简单（985大学、211大学是中国政府集中资源打造的重点大学，其中985大学有39所，211大学有115所。可将985视为211的精英子集，实力和地位都更好）。
这恰恰是唐俊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读完博士找工作就会变容易？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人“范进”式的思维陷阱：考上公务员就会生活安逸、读完博士就会通往更高的社会阶层。
“现实是，没有钱、没有人脉，读多少个博士都没用。”唐俊2021年博士毕业于北京一所211工科院校，现在在一所双非大学任教——并非他理想的就业选择。
博士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急剧变化，与中国大学博士招生的快速扩招脱不了干系。据中国教育部2025年招生计划，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预计将达到15.2万，在读博士生人数有望达到70万，较2020年增长了38%，相较2017年涨幅更是达到80%。
按照这一扩招速度，中国迈入百万在读博士的行列，指日可待。
这种规模的猛增与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模型并不匹配。上述学者称之为新时代的“上山下乡”。“大把大把找不到工作的知识青年们被赶去读硕士、读博士，既提升了整体国民素养，还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领导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但这种强势扩招极大地破坏了高校的学术生态。譬如，原本只需要指导三到四名博士生的博导，在扩招后，不得不指导10名以上的博士生。在博导精力及学术资源有限、甚至学术经费被一再缩减的情况下，博士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为了找到更核心的期刊、发表更多的文章，以顺利毕业，“内卷”就成为了常态。
而即使能够成功毕业，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不配套的前提下，博士就业难也正在成为一个越发显性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饭碗，成功找到工作的青年学者们只能继续内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状态呢？就是应试，不停地应试，很多青年学者因此身心俱疲”，北京一所大学的知名教授对端传媒表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病了。”
论文大国：“没屁硬挤”
王程远是东南沿海省份某知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现在他的课题组总共有13名博士，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数字。
“不招不行，都是领导下发的任务。”他告诉端传媒。
在这13名博士中，如果严格遵守博士培养规范和原本的博士录取条件，至少有九人没有达到相应标准。
“学术能力、学术天赋甚至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是博士必备条件。但我现在的学生有好几位是为了延迟就业压力而选择读博的，出发点就错了，然后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再错，平白耽误了大好年华。”王程远说。
这不是危言耸听。李玲2024年博士毕业于一所211大学的新能源专业，作为材料学的一个分支，她所就读的专业曾被网红教育博主张雪峰形容为是“天坑专业”。
李玲的求职路也确实一波三折。硕士毕业前，她向新能源汽车公司、电池公司甚至太阳能板相关企业投递了无数简历，但收到的回复寥寥，偶尔获得面试机会，竞争对手也都是博士——即使岗位的学历要求是本科。
李玲和她的硕士导师都非常确定，博士去那样的岗位是绝对的学历浪费。但在大量博士下沉到企业的现实中，硕士就是找不到工作，这一切督促她不得不也去读一个博士。
读博的过程异常痛苦。采访中，李玲展示了她的白头发和越来越高的发际线。“差不多是一夜白头”，她笑称。读博期间她被诊断出重度抑郁，吃不下东西、严重时甚至下不了床，药物导致她的体重从90斤飙升到130斤。她为此休学一年。
种种状况叠加，导致她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出彩，四年时间内仅发表了两篇SCI论文（指被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收录的学术论文，通常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权威核心期刊）。
这样的成绩在博士生“卷王”群体中并不突出，李玲放下了留在大学当老师、做研究的奢望，准备去企业求职。
但四年后的世界，博士学位已不再是免死金牌。四年前同一家企业类似的岗位，如今却要求应聘的博士需要有至少两篇SCI一区论文和两篇二区论文（SCI分区是根据期刊在同一学科领域中的影响力和引用率划分的等级标准。一区期刊通常位于该领域前25%，代表最高学术水平；二区位于25%至50%之间），否则连进入面试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专业内部有一句玩笑，2024年的博士=2020年的硕士=2016年的本科，能找到的岗位和工资待遇都相差无几。”李玲说。而要想打破这一魔咒，唯一的方法是继续拼命发论文。
论文是当下中国学术界衡量个人成就甚至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曾有学者戏称：“我国就是一个论文大国”。
这种偏执达到什么程度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位学者私下告诉端传媒，按照现在的标准，即使爱因斯坦来了也找不到工作。“因为爱因斯坦当年的文章都是发表在物理类期刊，严格来说只能算二区论文。”
不久前获得202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日本学者坂口志文，若是在中国，早年也会找不到工作，因为其早期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因子（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指标，反映期刊发表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为3.4，位列中科院三区，三区论文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没有任何竞争力。
陈磊手里现在有两篇一区和四篇二区论文，在他看来，这仍远远不够，导致他没能找到更好的教职。考虑再三后，他决定放弃现有offer，去一间顶尖学院继续做博后，博后期间继续拼更多、更优秀的论文，然后再去求职。
“我们的学术体系建设这么看重论文发表，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经济学界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呢？中国可是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研究样本。这是否可以说明我们的学者从来没有研究过真问题？”清华大学一位学者表示。
这个质疑背后隐藏着一个学术界众人皆知的现状：“真问题”犹如一口需要持续钻研数年的深井，但现有学术评价体系不会赋予任何学者那么长的时间去深挖问题。为了快速出成果，以更好地评职称、拿更多科研项目和经费，学者在发现那口井的边沿时，并不会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挖井，而是在井的周边左挖一下、右挖一下，这些都能被包装成新发现，并被写成论文发表。
更多的连井的边沿都没摸到的学者，为了发表论文，则会把别人曾经研究过的问题进行二次包装，提出假设，再用新的研究方法继续论证，学术界的人将这种研究称为“新瓶装旧酒”。上述清华学者则将这种举动称之为“没屁硬挤”。
这种套路式的论文发表导致垃圾论文数量激增。
2024年，中国学者发表了84.5万篇SCI论文，数量远超美国学者的48.3万篇。
2025年5月，Science在其线上新闻专栏Science Insider发表了一项研究：近三年来，利用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等公开数据库发表的低质量论文数量激增，其中超过92%由中国研究人员贡献。
据Nature杂志分析，2023年全球近1.4万篇论文撤稿中，约75%涉及中国作者；2021年至2024年，更有1.7万篇中国作者的论文被撤稿。
此外，社会科学领域又在发生什么？通过期刊内容检索不难发现，中国本土的核心中文学术期刊（CSSCI，统称C刊）充斥着“新质生产力”、“绿色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泛泛之谈。
“这些人都知道自己在胡说八道，但这些胡言乱语是可以换来真金白银的，所以很多人乐此不疲，毕竟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为这些bullshit提供了充足的养料。”清华大学的学者表示。
下定决心进站做博后的陈磊对于上述潜规心知肚明。“没办法这就是规矩，我不接受的话只能出局”。
为了更好地和“大佬”们套近乎，陈磊把自己的文章拿给行业内一些知名学者看后，还将自己攻读博士期间攒的钱以红包的形式送给这些学者，当做指正论文的“辛苦费”。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人脉，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他说。
庞氏骗局：一个层层盘剥的过程
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招收博士后人员已超过40万人，2025年预计累计将超过44万人，较2023年增幅高达近30%。
博士后已成为“失业”博士们的避难所。
这一现象背后是学术界的又一个潜规则：大学和机构会以招收博士后的名义，对年轻学者们许诺丰厚待遇和发表机会，并承诺有了发表成果，他们就会获得在当前大学留任的机会。而真正拿到回报的人少之又少。没日没夜赶论文的年轻学者以透支身体健康为代价取得的发表成绩，最终成为高校或机构领导的政绩，多数年轻学者会被以论文不够理想、单位政策变动等为由一脚踢开。
博士后们只能向下求职。无法忍受这种落差的人，只能继续去另一个大学继续做博后，进一步被压榨自己的剩余价值。
在受访的多位学者看来，这是新时代的庞氏骗局。这一骗局甚至是赤裸裸的，比如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多所知名大学会私下要求：想要入职，必须先做至少两年的博后。
“这本质上是一个层层盘剥的过程，即基层青年学者写论文，中层的教授利用论文申请更多经费以招更多的博士和博后发更多的论文，高层的学校领导借助这些论文带来的所谓科研成果实现政治跃迁。”东南沿海某知名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程远说。
为什么不给这些基层青年学者一个稳定的职位，让他们更持续地生产论文呢？
对于这个疑问，上述清华学者给出答案。当下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只需要三种人：第一种是科研天才，能够持续在顶级刊物发表文章；第二种是能为学院甚至学校带来项目的学者，譬如国家级项目和基金，这些项目意味着丰厚的金钱财富；第三种则是海外高精尖人才，对这些人才的引进，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对提升中国以及中国大学的国际形象大有裨益。
上述三点足以将现在大学中至少80%的青年博士、博士后们排除在外。“这些人充其量只能是‘耗材’，‘学术耗材’。”王程远表示。
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率先引进“非升即走”政策，即在约定的聘期（6-8年不等）内，考核通过者可转为终身教职，未通过者则不再续聘。政策初衷旨在激励学术活力和提高科研质量，现已在全国所有重点大学推广。
而在博士、青年学者数量激增的情况下，“非升即走”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已背离初衷，沦为一个工具——将年轻学者的价值榨取干净后，随时将他们合理合法地扫地出门。
李岩峰在海外取得机械工程方向的博士学位，之后在名校光环的加持下成功入职中国北方省份某211大学，学校给他开出优厚待遇，前提是他七年内要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至少两篇文章。
入职四年后，热爱科研的李岩峰却无比焦虑，时刻准备着跑路。接受采访时，他直言这四年体验非常不美好。
在与学校签订的聘用合同中，李岩峰被要求承担教学任务，但合同未注明具体的课时和课程，负责引入他的学校管理人员最初谈到教学职责时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不重”。现在回想学校和学院领导当时的种种表现，李岩峰后知后觉：“陷阱”原来在一开始就设置好了。
入职的第一个学期，教务处就给李岩峰安排了300个课时的教学。这意味着他每周需要为本科生上16节课。教务处更无视他的专业方向，给他安排的课程从高等数学横跨到了传感与检测技术。
“很多课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也是有限的，只能去补相关的知识，然后再备课，这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他说。
此外，作为海归博士，他频频被学院领导喊去参加、主持各种活动，还要抽出大量时间翻译论文，甚至在会议上为领导们做同声传译。
所有这一切都让李岩峰疲惫不堪。上述事务大大挤压了他做学术研究的时间，他很担心自己能否在七年内如约完成两篇及以上数量的论文。而一旦他无法完成考核任务，不仅要退还学校最初发放给他的丰厚的安家费，学术生涯也会遭受重创。
安家费是青年博士和博士后们入职大学时收到的薪资大礼包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博士毕业年龄在30岁左右，安家费的最初目的是帮助博士们成家立业。在2022年之前，即使没有在预聘期内完成相应考核任务，大部分学校也不要求博士们退还安家费。但近两年，很多学校均要求未完成考核任务的青年学者全额退还安家费。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西南省份某985大学的一位行政工作人员表示，疫情后大学拿到的政府财政拨款锐减，原来大手笔发放给博士的安家费，现在已成为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有些地方大学为了“骗”博士们入职，会空口承诺他们巨额安家费，等这些青年学者入职后，再想各种办法拖延这笔费用的发放。“拖到最后，一分钱都不会发”，该行政人员表示。
一些知名高校为了防范舆论影响，会按照承诺发放安家费。只不过，这笔费用是从这些青年学者未来几年的工资中“克扣”出来的。
对此，上述行政人员直言：“以我们学校为例，一个新入职的博士，月工资之前可以给到1.2万，安家费70万，考核期一般为6年。现在为了节省这70万，我们会压缩他们的月工资，现在月工资最高为7000至8000元，安家费最高40万。说白了，安家费就是在透支他们未来的工资，他们是在自己给自己安家。”
不过，名义上那笔钱仍是“安家费”，考核一旦没有通过，仍需退还给学校。
时代黑利：“非升即死”
李岩峰认为自己正在经历“时代黑利”。
几年前，他拿到安家费后，就追随同事的步伐在学校周边的小区买了房，并准备与女友结婚。但很不幸，那个小区烂尾了。在他们因房子停工被迫延迟入住的那段时间，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形势急剧下滑，房价普跌，他的安家费连带房子首付已经被跌没了。
李岩峰家境不错，父母告诉他，即使之后他无法通过考核，他们也有能力帮他退还之前的安家费。
但不是所有青年学者都有幸获得家庭支持。唐俊是李岩峰同小区的邻居，出身北方农村，背负着照顾父母和弟妹的重担。他的安家费及读博士期间攒的钱也全都被房地产市场吞噬了，所以他只能拼命工作，争取考核期结束后能继续留任。
在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后，唐俊还会去其他学院讲课。他周六发朋友圈，称自己正在去给学生上课的路上，配图是小推车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电脑机箱——为了省人力费用，他自己把这些机箱搬去实验室。
早在2019年，《国家治理》周刊的调查已指出，中国大学青年教师正陷入一种群体焦虑。接受调查的3000余人中，超过半数（57.16%）明确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基本达到“996”，12.22%的受访者表示已经不止“996”了。
而此次接受端传媒采访的博士、博士后和大学青年教师们都表示，他们很少能在晚上12点之前结束工作，熬夜到凌晨1点至2点更是常态。
唐俊向端传媒讲述了他寻常工作日的工作轨迹：早上8点从家里出发，给本科生上三到四节课（三到四小时），参与学院教研活动（一小时），备课（两小时），申报青年基金项目（俗称“写本子”，用时不等），支持学院领导工作（通常表现为在活动和会议中为领导打杂，平均每天1.5个小时），偶尔指导学生作业（用时不等），参加学校和学院诸如党建之类的行政活动（平均每天半小时左右），偶尔去行政楼与不负责任的行政人员battle（用时不等）。而他更为看重的科研项目以及论文撰写只能通过熬夜完成。
对于大学教师已沦为“996”群体的说法，他苦笑道：“互联网大厂996，人家起码能拿高薪。我们这些高校最底层的牛马没钱没权，到底图什么？”唐俊非常后悔，当年博士毕业应该直接去华为。
在中国人的惯有认知中，大学老师意味着体面、稳定和高薪。但接受采访的多位学者均表示，现在这三个词与大学工作者一点关系都没有。
陈磊举了个例子，在他博士所在的课题组，大家默认的学术规则是会“舔”——舔项目、舔资源、舔大佬。
“所有人在大佬面前都是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出的。”他说。对于“大佬”们，学术体系内部有另一个略带贬义的称呼——学阀，意指凭借学术地位和行政权力垄断包括科研项目、基金、奖项等在内的学术资源的群体。这是一个凭借时代红利扶摇而上、在大学拥有很大话语权的群体，而博士、博士后和青年教师们更像是为这一群体打工的基层牛马，承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高负荷运转。
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中国大陆已有68名中青年学者逝世，最年轻的仅有32岁，其中多人系自杀身亡。
《预防医学报道》的一篇论文调查研究显示，中国研究人员自杀的主因是学术压力，自杀方式多为跳楼。该论文的作者、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教授吴志明呼吁：大学、心理健康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力合作，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预防及干预等措施。
不过在李岩峰看来，这种呼吁在中国等于痴人说梦。“毕竟在领导们看来，牛马是没有被诊治的价值的。”
唐俊直言，绝大多数人不适合走学术路线，因为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背景、天赋、兴趣、财务自由缺一不可，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炼狱。
2025年4月7日凌晨，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博士后何赵祥睿坠楼身亡，年仅31岁。对于其自杀原因，清华大学方面一直三缄其口，并且在与何赵祥睿父母的沟通中，反复撇清学校的责任。
2025年8月4日，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一名青年教师坠楼身亡，与清华大学一样，浙江大学也紧急启动舆论封锁，不允许学生和教职员工对外泄露相关信息。但随着零星信息在微信群和朋友圈散播开来后，浙江大学又紧急澄清，该青年教师的自杀与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无关。
“这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浙江大学一位学者告诉端传媒。
2024年6月，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系副教授宋凯自杀。该校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宋凯退还了1万元的安家费，原因是他没达到学校的考核要求。
宋凯的不幸事件在舆论层面引发波动后，王程远所在的大学曾组织青年教师、教授和领导一起探讨学术研究的压力问题。在王程远看来，那是一次不疼不痒的讨论，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大家一致认为根结在于沟通不到位，建议青年教师有压力就多多跟领导沟通，才能有效疏解情绪。
唐俊觉得这个结论略显荒谬：“谁敢跟领导疏解情绪？这是不想干了。牛马多的是，你不想干，有大把的人想干。”
王程远则表示，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走过场。“学校的根本意图是，如果今后本校再有青年教师自杀，这次研讨会可以成为学校推卸责任的挡箭牌，毕竟学校已经未雨绸缪地给出解决方案了。虽然没有一个人敢戳破问题的本质，即非升即走的根本问题在于——学校利用这一制度设计营造了极度恐怖的氛围，以胁迫青年教师们无条件交出他们的才华甚至生命。”
这种制度设计也被称为“养蛊”——通过恶性竞争，“卷死”一批人，只有最后的少数胜者可以吃到入职时学校画的那张大饼。
所以，在多位受访的青年学者看来，非升即走的另一个表述是“非升即死”。
解脱
每招收一名博士，王程远都会告诉他们，学术研究不是博士的唯一出路，即使学术方面暂时没有取得傲人的成果，他们的人生仍大有可为。
王程远自认是一个好老师，除去大学公职，他还经营自己的咨询公司，凭借学术声誉拿到很多政府订单。对于那些难以找到工作的学生，他会提供去自己公司工作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更好的选择，我也会大力支持。”他说。
但好的选择非常有限。近三年内，王程远的博士生仅有一位拿到了985大学的教职。他的另一名学生在接受端传媒电话采访时，直言在大学第一年因工作压力太大，已主动调岗去做辅导员了。
博士做辅导员不会是一种人才浪费吗？
“完全不会。辅导员可以直接拿到编制，并且工资比做讲师时还要高。”这名学生表示。
上述西南省份某985大学的行政工作人员也直言，现在他们学校包括辅导员在内的行政人员一律要求博士学位。“在我们办公室，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的博士比比皆是。这是大家能找到的最稳定、待遇最好的工作了。”她说。
唐俊有两位同事没能扛过所在大学的考核压力，主动按比例退还了安家费，现在分别到一所专科和一所民办院校担任老师。两所学校都没有论文发表要求，且工资较公立大学提升了近三分之一，当然缺点是，他们今后将越来越偏离原本的学术轨道。
而在被称为“学术缅北”的浙江，亦有多位大学教师从象牙塔走到中小学任教。对于这种选择，浙江大学一位学者表示，去中小学没什么不好，既有编制，工资还高，还没有考核任务，相对于大学工作来讲，简直是天堂。
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在中国大陆，小学教师中，博士有278人，硕士16万人；初中教师中，博士1115人，硕士超23万人；高中教师中，博士2941人，硕士30.73万人。
“这确实是一种解脱。”唐俊说。
不过，在上述清华学者看来，这种态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即使中国有数量最多的博士、博士后，发表了数量最多的论文，也永远只能是学术小国。
“这意味着我们的学术体系设计没有给年轻人留出足够的容错空间，没有给带来他们任何希望。而从全世界范围内看，鲜少有人在45岁之前能有天才发表。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高校默默无闻好多年。”这位学者说，“我们的学术应该对年轻人更加包容才行。”
为保护受访者，唐俊、陈磊、王程远、李玲、李岩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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