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把幸福抓在手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卢克看到朋友在朋友圈发孩子的照片，就“嫉妒得变形”。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有孩子，自己却不行？那些情侣贪玩怀孕随后遗弃孩子的新闻更是让他“气炸”：为什么世界这么不公平，像他这样喜欢孩子的人不配拥有孩子，而那些不要孩子的人随随便便就能有孩子，却又随随便便就遗弃？
卢克今年30多岁，供职于上海的一家互联网企业。他说起话来礼貌、轻柔，又透着几分职业的分寸感。可一旦说到孩子，他的激动就有些难以抑制。“人的一生只有短短几十年，能把自己的幸福抓在手里就很好了。”对卢克而言，幸福的源泉就是孩子。
但在卢克和他的梦想之间，有一个曾经难以逾越的障碍：他是一名同志。
父亲在卢克很小的时候就去世。母亲知道他的性取向，虽然不像一些传统家长那样不愿接受，但对于卢克没有孩子，她多少会有些遗憾。当工作单位临时要抽调人手时，总会有人提议找她：“她没孙子，让她去吧”。她听了会难过，也会跟卢克说起这些。母亲甚至会暗暗想，卢克是不是哪天还能“变直”。
卢克有时甚至会怀疑，之前和母亲出柜是否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虽然让他卸下了面对母亲的负担，但却把面对其他亲友好奇质询时难言的苦衷转移到了母亲头上。
所以卢克愈发觉得，如果能有个孩子，也能减轻一些家人受到的压力。不过他一直强调，母亲的愿望和担忧不是他做决定的原因：作为一个目标感很强的人，他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改变自己的决策。“我本来就很喜欢孩子，所以不管妈妈催不催、伴侣要不要，我都一定会要。”
2019年，他在为去格鲁吉亚旅游前做功课时，意外发现在这里还可以合法代孕。
格鲁吉亚长期都是一个合法代孕目的地国，但过去其市场份额远不如同在东欧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但2022年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市场受到战争严重冲击，俄罗斯则立法禁止外国公民在俄罗斯代孕，两国的代孕产业链迅速向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一系列后苏联国家转移。
而且，由于政策上的细微差异，格鲁吉亚对于像卢克这样的男同志代孕者更有吸引力。乌克兰的法律限定只有持证异性恋夫妇才能接受代孕服务，而格鲁吉亚则在此之外追加了一项“同居一年以上的异性恋伴侣”。在实际操作中，这极大地降低了自称“奶爸”的中国同志群体寻求代孕的难度。在乌克兰，他们需要先寻找合适的对象形婚（尽管美国某州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推出的在线远程结婚服务大大降低了形婚的难度），而在格鲁吉亚，他们只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女伴”。
在2025年的第比利斯机场，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中国家长抱著娃准备回国，其中就有相当比例的“奶爸”。有“奶爸”大方地问我：“要不要加入‘奶爸’的队伍？”随后凑近我的耳朵说：“我花了五十（万），非常划算，国内都要六七十，美国至少一百二。”
终于等到登机，这位兴奋的“准奶爸”又找到队伍里的我，给我看自己的手机相册：“你看看我找的‘卵妹’多漂亮，就像迪丽热巴一样，气质太好了！”
2. “什么都不会也没事”
2025年6月，我在第比利斯北郊的一座公寓楼里见到王大哥。由于附近生殖诊所和妇产科医院密集，许多代孕母亲和来接孩子的家长都租住在那一带。他门口有双黑皮鞋，穿得很旧，全是褶子。他70多岁的哥哥随行，二人衣着也很朴素。中午给我们煮意大利面，王大哥反复说，怎么总煮不熟？面是上一任租户留下来的。他们自己带了老干妈辣椒酱，还用本地买的罐头玻璃瓶泡麦冬喝。
2023年，王大哥在抖音上偶然刷到了一则影片，一名年轻男子在片中说：不结婚的我也晋升奶爸了。心动的王大哥发私信咨询，对方说自己是在格鲁吉亚做了代孕，并推荐了一家叫“宝到家”的机构。
王大哥联系上了宝到家，对方根据他的情况，为他开出了人民币40多万的价位。王大哥觉得非常划算，他此前也了解过中国的地下代孕，但80万的开价让他望而却步，动辄上百万的美国代孕则更是高攀不起。尽管从没在线下见过“宝到家”的两名员工，他还是觉得对方值得信任，并按要求付了1500美元的订金，随后按照对方的建议，飞往第比利斯联系接洽的机构。
2024年初，王大哥坐飞机从深圳出发，经乌鲁木齐转机，来到第比利斯。这是他此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来自南方一个内陆省份县城的大家庭，平时在深圳工作的他，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甚至觉得多多益善：“别人说四个娃鸡飞狗跳，我觉得不会。”年至五十多的他过着单身生活，每当家庭聚会，兄弟姐妹们纷纷带上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女，他总是羡慕他们的美满家庭，遗憾自己的人生不完整。
但格鲁吉亚给了他希望。
在第比利斯机场，一名举著“Kinderly”牌子的格鲁吉亚司机接走了他。这家通常被中国客户称作“康德利”的公司是在格鲁吉亚本地对接宝到家的机构。司机把他送到了公寓，这是康德利公司为客户们租下的，条件相当不错，不仅设施齐全，就连中国人常用的油盐酱醋也都不缺。
康德利格鲁吉亚公司成立于2022年5月，两位老板分别是乌克兰和亚美尼亚公民，多数员工都来自乌克兰。但这家公司所有的客户都是华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康德利有一个庞大的中文翻译团队，基本都是学中文的乌克兰女孩。王大哥的翻译亚娜就曾在基辅的孔子学院学习。第二天，王大哥先被亚娜带去一家辅助生殖诊所取精，随后前往康德利公司签合同，挑选了中意的格鲁吉亚捐卵者，之后就回到中国。
随后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全都由康德利搞定——匹配代理孕母（“代妈”），去公证处签订“准父母”（也就是王大哥和他的“女伴”）、捐卵者（“卵妹”）和“代妈”的三方代孕协议。“卵妹”在与康德利合作的辅助生殖诊所中促排、取卵，随后诊所实验室用王大哥的精子和“卵妹”的卵子进行人工授精，形成的胚胎在经过养囊、基因筛查等步骤后，被移植入孕母体内。再过几周，就能通过B超检查确定胚胎是否在孕母体内成功着床、是否出现胎心音，一旦有胎心，就意味着妊娠成功，开始进入怀孕管理阶段。
怀孕期间，孕母可以选择在第比利斯或回家乡生活，因而中介需要相应地保障她们在第比利斯的住所，抑或往返家乡的机票。平时，中介要监督孕母按时服药、产检，并将结果告知准父母。待临产时，中介要为孕母寻找产科医院。多数准父母会在分娩前后再次来到格鲁吉亚，随后中介将协助他们办理孩子的出生证与亲子鉴定，准父母凭着这两份文件，去中国使馆为孩子申请旅行证，之后带孩子回家。
这一切都牵扯到复杂的医学、法律流程，以及对“人力资源”的调度与管理。当然，像康德利这样的代孕中介机构本身并没有从医资质，也不实际掌握“人力资源”——医学步骤全都由持证诊所完成，签订协议和办理证件靠的是律师和公证处，“卵妹”、“代妈”则分别掌握在各自的中介手里。准父母大可以亲自完成所有这些步骤，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需要一定程度的外语沟通能力，还有可能四处碰壁、受骗。代孕中介机构实际所做的，就是把这些零散的线头织成一张网络，免去准父母的奔波之苦。
有了康德利，王大哥几乎完全不用实地参与自己孩子被制造出来的整个过程。他自己都觉得有些魔幻：“你什么都不会也没事”——只需要飞去格鲁吉亚，留下自己的“生物学材料”，签订一份合同，之后就能待在中国，坐等康德利那边传来好消息。
当然，还得按时付款。和大多数在格鲁吉亚代孕的中国准父母一样，在1500美元的订金后，王大哥还需分五次付款，每笔基本都是一万多美元：签合同时付一笔，“卵妹”促排成功付一笔，胚胎着床并出现胎心音后付一笔，怀孕中期付一笔，“代妈”分娩后再付最后一笔。
加上订金，王大哥已经付了四笔款。但这些钱并没有打进康德利公司的账户，而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打给了一位庄姓人士。据称这位庄先生在第比利斯做外贸生意，为多家本地代孕机构进行类似的资金周转——准父母把人民币打入他的中国账户，他再按照实时汇率将相应数量的美元或格鲁吉亚拉里交给机构。由于中国严苛的外汇与资本管制制度，普通公民很难频繁往国外大额汇款，再加上代孕话题本身的禁忌性，银行若怀疑资金进入代孕产业，往往就会拒绝操作。因此，通过外贸商打款基本成了整个行业默认的规则。
其实40多万元的代孕款对王大哥而言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这已足够他老家盖一栋楼。但他的决心很坚定：“我就是要宝宝啊。”他不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说自己，觉得只要有家人支持、自己内心强大、宝宝足够自信，那未来一切都会好。幸而事情出奇顺利，王大哥等来了好消息：他的代理孕母成功为他怀上了一对龙凤胎。人生梦想就要实现，王大哥总是抑制不住“心里美”：“我觉得自己的好幸福！”
3. 悲剧
但并不是所有的代孕故事都能从磨难与考验通向“幸福”。
星辰在中部省份一座大城市的国企工作。过了30岁后，他“突然间”就很想要孩子。通过同志圈过来人的推荐，他了解了格鲁吉亚的一家小型华人中介。早先他也了解过国内的代孕市场，但一来作为国企员工，不敢涉足非法产业，二来在格鲁吉亚可以要漂亮的混血孩子，让他心动。
不过，国外代孕也有别的不便。作为国企员工，他的护照平时被没收，每次出国都需要上级批准。因此，甚至其他人通常前往当地完成的取精步骤，他也是在中国做完后经香港运送至格鲁吉亚。他被中介收取了3万元的运精费用，尽管后来他才了解到，这件事只需5000元就能搞定。
由于人不在国内，无从核实现场情况，中介每一次中途加价他都只能照单全收。后来在和其他奶爸交流后，他意识到这几乎是所有中介一致的做法。但他早已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一步一步被拿捏。
最初签订的代孕合同差不多在40万，但最终星辰花费了超过60万。经历了中介一轮又一轮的盘剥宰割，他的龙凤胎宝宝在今年年初诞生。在这之前，星辰甚至觉得自己一直在给一个骗子打钱，“直到见了孩子，才发现一切都是真实的”。
孩子出生后，办理出境文件通常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对于许多在职的中国准父母都是极大的考验。由于男性在中国并不享有产假，且奶爸们也不愿让工作单位知晓自己在境外代孕，因此他们往往需要想尽名目请假。但即便这样，也很难请出一个月的长假。星辰的孩子1月9日出生，但他直到春节前两天的1月26日才得以请假出国，而当中那段时间，孩子就都得由中介照料。
因此，许多华人“月子中心”便在第比利斯应运而生。不过，这些月子中心并非专业机构，例如星辰所在中介开设的月子中心其实就是中介老板自己住的公寓，两名中国女性受雇帮忙照看这些被送来的孩子，每月收费1500美元。
春节假期结束，星辰孩子的出生证还没有办下来，他只能把孩子送回月子中心，自己再赶回国上班。2月中旬，出生证终于办妥，他急忙飞回第比利斯，开始办理孩子的旅行证，孩子晚上还是放在月子中心。星辰原本估计，24日他就能拿到证件，带上孩子回国。
但在22日凌晨，一个噩耗击碎了星辰对幸福生活的期待。由于保姆工作失误，盖被子时遮住了孩子的鼻子，导致他的女儿窒息夭亡。接到通知后，他赶到月子中心，只见年轻的保姆瘫在沙发上，年长的保姆抱着孩子。女孩的身体还有些许温暖，但已经没有了心跳。星辰把孩子紧急送医，但已回天乏术。短暂的抢救后，医生宣告女孩不治，并且报警处理。
星辰原以为事件会被当作意外，但未料格鲁吉亚警方的态度十分强硬，派出几十名警员来到现场调查取证，甚至拿走了婴儿的奶瓶、奶粉进行化验。星辰也被请去警局审讯，警员怀疑，婴儿夭折是否与她是女婴有关。“警察问，要两个孩子是不是要多花钱？我说要多花多近 10 万块钱。警察又问，你对这个孩子喜欢不喜欢？他老是问我这样的问题。”他们怀疑他会不会是在故意伤害、虐待孩子。
之后，星辰被限制离境，直到三个多月后案件调查完成，蓄意嫌疑被彻底排除，星辰才得以带着儿子离开。但由于无法回国，星辰丢了自己从大学毕业起干到现在的稳定工作。等到回国办理离职手续，还因为代孕和滞留境外被原单位罚扣一大笔钱。他曾以为回国再找工作问题也不大，但由于年龄赶上了许多中国企业招聘的35岁截止线，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他才发现“跟想象的还是不一样。”
在滞留格鲁吉亚的108天里，星辰结识了形形色色的准父母，听闻了种种因代孕而生的悲欢离合故事，而来代孕的准父母，也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有在非洲经商的老板，有上了征信黑名单，需要辗转多个航班间接回国的失信人员，有非常年轻但不想怀孕的女性。他发现，孩子成了不少同志奶爸与家庭和解的契机。甚至有多位奶爸的父母在抱了孙子后，主动出资让奶爸回来“再做一个”。
但许多奶爸也因孩子的健康问题饱受困扰。一位奶爸的孩子得了一种未知怪病，在第比利斯的医院里长期治疗，花费将近10万元，最后在中介的干涉下才出院。回中国后，终于确诊先天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罕见病“歌舞伎脸谱综合症”。还有奶爸的孩子在怀孕三个月时，被诊断发现没有右手手指，这位奶爸几经犹豫后决定打胎，但那时已错过了格鲁吉亚法律允许的流产时间节点。
就在星辰女儿的悲剧发生后不久，另一家中国大中介的月子中心里，也有一个孩子因类似的原因夭亡。业界传言称，那家中介赔了家长150万元，还承诺“再做个孩子”。星辰没有向自己的机构索赔，因为觉得对方在善后处理方面确实已用心出力。
当被问起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是否后悔去格鲁吉亚做代孕，星辰说自己唯一悔恨和自责的，是没有做好迎接女儿的准备，让她在这个世界上只待了44天。但代孕毕竟为他带来了儿子。“人生来这世上一遭，酸甜苦辣都要经历体验一番，也算不白来这一趟。”
4. “你们不是商品”
2019年来到格鲁吉亚后，卢克选定了一家诊所，以及当时为数不多的华人中介里的一家。在和这家机构的老板交谈后，他觉得对方值得信任，于是便启动了项目。
但那时的格鲁吉亚，代孕产业尚不成气候。很可能正是因此，卢克选择的那家诊所平时能“练手”的客户数量不多，技术相对生疏，最后每一次胚胎移植都宣告失败。诊所告知卢克的原因一直是他的精子质量不行，“碎片率太高”。他觉得很离谱，因为行前在国内做过检查，一切正常。
当时，格鲁吉亚供卵代孕的价格在30多万，但每一次失败后，再次移植的费用都要由客户全额承担。如果之前做好的胚胎用完，那就还得重新选择“卵妹”并支付促排卵的费用。前前后后，卢克至少损失了15万。
那段时间是卢克人生的低谷。他经常彻夜难眠，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就不配有孩子，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被上天惩罚？他甚至开始听信一些民间说法，觉得是自己对新生儿抱太多期待，结果“把孩子吓跑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因别人的孩子“嫉妒到变形”。
他和自己相处多年伴侣的关系也因此起起伏伏。比他年长不少的伴侣起初一直不支持卢克寻求代孕。他觉得卢克只是年轻冲动，怕他有了孩子后并不会负责。与此同时，他也担心孩子会分走卢克原本对他的爱，而卢克的回答是：为什么要预设他只有一份爱，而不是“很多很多爱”——“我给你的是一份完整的爱，给孩子的也是一份完整的爱”。最终，当伴侣看到卢克在一次次移植失败后的辗转反侧，明白了他是真心爱孩子，也转而支持他。
2023年，新冠封锁结束，卢克重新启动了格鲁吉亚的代孕项目，不过他对原先的诊所耐心耗尽，转去了另一家。这一次移植非常顺利，孕母成功怀上了卢克的龙凤胎。由于之前太多次的失败，他开始相信“玄学”：越是在意和焦虑，就越是会出错。他说自己放下了先前对“卵妹”学历、外貌条件的执念，对孕母的态度也从发号施令转变为倾听并满足对方的合理要求。“只要把孩子抱回来就好了，其他都是次要的。”
次年7月，他的宝宝顺利出生，卢克和母亲飞往第比利斯，将孩子接回中国。不过，一个没有妈妈却有一对混血宝宝的家庭，难免面临种种社会压力。但他对上海人的包容与边界感有信心，他说如果有人问起，他就说孩子妈妈是外国人，常年在国外不回来。“真正关心你的人不会问太多，不关心的人更不会问。”卢克觉得，别人没有权利知道他生活的细节，他也没有义务解释。
现在，卢克在本职工作之外，有时也会向有需求者推广自己此前合作的那家代孕中介。根据他的说法，他也有自己的筛选原则：通过谈话鉴别对方是真诚地想要孩子，抑或只是屈从于社会与家庭的压力。他说自己只会推荐前者去做代孕。起初他的宗旨是“彩虹帮助彩虹”，来咨询的也都是同志群体，但后来夫妇越来越多，且其中“不能生”的远多于“不想自己生”的，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做的其实还是“人帮助人”。
但本以为“什么都不用会也没事”的王大哥遇上了麻烦。自今年1月起，就不断传出中介康德利公司出现财政危机的传言。3月底，整个公司突然人去楼空。
这家中介的爆雷大约导致两三百对中国准父母遭受严重的财产损失。在第比利斯，他们被称作“康得利难民”。“难民”们彼此的境遇相差悬殊，其中最幸运的，是胚胎已成功移植的准父母，他们需要做的是安抚孕母，重新为她租房、付生活费，最后在分娩后支付代孕酬劳。尽管如此，他们最后可能还是要多支出个十几万元。王大哥就属于最幸运的这一类，但他还是放不下心来。许多代孕母亲两个月没拿到生活费，甚至被赶出租住的公寓。据说有人因为联系不上准父母，绝望之下自行决定打胎。
4月，王大哥请假飞往第比利斯。此前，“宝到家”的中介帮他和孕母建立起了联系，但除此之外的一切就都不负责了。孕母是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女性，40岁的她在离异后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除了代孕外，根本找不到其他可以从事的工作。王大哥为她租下房子，补发生活费，再去诊所缴清了康德利的欠款。
6月，孩子的预产期临近，王大哥和自己70多岁的兄长来到第比利斯，租住在产科医院附近的一间公寓里，准备抱娃。知道此行漫长，他干脆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准备把孩子接回老家，等孩子三岁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他在第比利斯的公寓里堆放着不少从国内带来的尿布，还有不少准备带回国的奶粉。为了省钱，他研究了怎么坐公交车前往机场。
不过对于孕母，王大哥却不含糊，不仅生活费、房租、路费，乃至孩子的零花钱样样给足，他还每天登门为孕母送鸡蛋、牛奶、零食。甚至其他不便前来格鲁吉亚的奶爸都麻烦他照顾自己的孕母。说起这些额外花销，王大哥无奈地笑了笑：“我们都是样样哄着代妈，说她们是我们的老祖宗。但没办法，毕竟你想要孩子是吧。”
甚至在孕母圈子里，王大哥也有了非常不错的口碑。在我们拜访的前一天，王大哥的孕母就做了一桌俄餐请他去吃。在见了王大哥后不久，另一位孕母就在闲谈中告诉我，她听说有一位中国奶爸是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头”，非常可爱、和蔼，穿着朴素，“看起来完全不像富人”。不知为何，这让她想起了过去在俄罗斯做代孕时听说的一些本地案例——很多“不富裕的伙计”会卖掉房子，甚至和父母一起凑钱，就是为了能有个孩子。
受害于康德利爆雷事件的，不仅有两百多名中国“难民”，也有数十名来自各个后苏联国家的代孕母亲。她们中有些人比较幸运，不仅最终收到了足额的代孕酬劳，甚至还能被像王大哥这样的准父母当“老祖宗”那样呵护。但也有许多不幸的孕母在分娩后分文未得，欠了一身债回到故乡。她们的故事，是格鲁吉亚代孕产业硬币的另一面。
5. 后记
卢克知道网络舆论对代孕几乎是一边倒谴责，但他觉得其中有许多不实指控。例如现在有不少人称代孕就是“器官买卖”，他认为这说不通。他觉得，因为金钱交易，器官被割下来，从此不属于你，那才可以说是买卖，而代孕充其量只是“身体租赁”。这其中可能有剥削的成分，但并没有任何强迫因素在其中：代孕母亲自觉决定把自己的身体给谁使用、如何使用，本质上，这和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每天在公司工作，不也是在出卖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租赁给公司，换取公司给我们一点报酬吗？”
不同于一些靠晒自己的混血孩子起号做代孕营销的博主，卢克的小红书账号低调、内敛，其中孩子的照片并不多，主要反而是他的格鲁吉亚语学习笔记。许多代孕博主和格鲁吉亚的联系，似乎仅限于在接孩子时，去几个“出片”的景点，拍些网红风旅行照，而卢克则是我遇到的仅有一位对格鲁吉亚文化、语言、历史有深厚感情并诉诸学习行动的奶爸。他对格鲁吉亚本身就有天然的好感：这个遭受俄罗斯侵略的高加索小国引发了他天然的同情心。“可能我情感上更倾向支持弱小群体。我们自己也是边缘群体，对边缘的地方天然更感兴趣。” 而他学习的另一大动机，是因为知道孩子早晚会有身份认同危机。
他相信，孩子长大后终究会问自己从哪里来，而他一定会告知真实情况。既然他们一半血统来自格鲁吉亚，不会讲格语是很可惜的；如果没有人能教他们，他就应该尽自己所能地去教。而如果他自己对格鲁吉亚一无所知、没有情感，那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件跑去国外买回来的商品。“可我想告诉他们：爸爸热爱那个地方，你们不是商品，你们是爸爸真心想要的孩子。”
星辰回国后，把这半年的生活记录下来，并在社交媒体上连载。这些文字记录了一个他在格鲁吉亚的所见所闻，里面有产业内幕，有奶爸八卦，有萍水相逢，更多则是对一个伤心父亲如何跌打滚爬走出至暗时刻的见证。
“我抱着孩子，把她放到法医的大巴车上，看着她孤零零地从我的视线中远去……她要一个人被送到冰冷的法医那里……她还那么小，那么可爱，就遭受到这些……”
“我最后一次再见（孩子小名）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冻起来了，整个脸庞惨白，只有充血的鼻尖诉说着她的死因，我抱着她，不舍地放入十字架木盒中，然后在墓地人员的陪同下到达墓地，那里已经有三个第比利斯大汉等待着给孩子下葬。”
让他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的，是女儿夭折两个月后，儿子突然带给他的支持：“有一天早上，这个小家伙睁开眼开始对我笑……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又值得了！”
当星辰的文章逐渐开始在想去格鲁吉亚代孕的准父母中流传开，他也收到越来越多咨询消息。但不同于其他许多奶爸，他表示自己不向人推广具体的机构，因为经历了丧女之痛后，他“不敢也不愿触碰这个行业”。
如果没有中介爆雷跑路，王大哥和他的孕母之间本本不会有任何接触。大多数服务中国准父母的中介，都推行这种隔绝准父母与孕母的“封闭模式”。有些中介甚至会特别提醒客户，不要多事，不要去联系孕母，以免对方不断提出非分的要求。星辰的中介也告知他，本地孕母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不会对准父母的好意心存感激，而“只是把别人给予的善良当作上帝的恩赐”。
多数受访者只是从纯粹法律和商业的角度来看待围绕代孕的争议：既然在格鲁吉亚合法，既然双方自觉自愿，并且他们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那就没有问题。在行业的日常用语中，代孕母亲经常被当面称作“爱心妈妈”甚或“天使妈妈”，但在和许多受访者的交谈过程中，又可以感受到人们意识中对这些女性有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贫穷贪婪、无知愚昧、懒惰消极……而事实上，她们中的许多恰恰是这种刻板印象的反面。她们勇敢、智慧，有对生活的抱负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她们的贫穷往往应归因于偶然的不幸境遇，以及女性在社会的艰难处境，而为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又是无比坚定的意志力让她们决心跨过卢比孔河，成为一名代孕母亲。她们的故事，是格鲁吉亚代孕产业硬币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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