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热带：香蕉种植园和不属于这里的人

01 “中国香蕉小学”

我们坐在这里，一件事一件事说。爸说。

他坐在靠墙的单人木椅上，七个中国人面朝他，长木椅、塑料椅和矮凳围成一圈。只有爸来，这样的场面才会出现。十年前他来越南种香蕉，从无到有，如今是这片种植园的股东之一。这群人分散在六个农场里，场长们分而治之，互不干涉，但都用同一个名字对外售卖香蕉——向日葵。

向日葵农场没有向日葵，爸取的是寓意：向阳而生。纸箱上印著一朵像素模糊的向日葵，旁边两把香蕉，不仅毫无美感，也因为在中国注册不了“向日葵”品牌，箱子上是拼音 xiangrikui，“我们是假的”。更要紧的是，最近有客户反馈：这香蕉，连猴子都不吃。

你先说，爸点了离他最近的场长。

雨季来了，不好洗果。场长说。他喝了酒。五点下班，这群中国人就开始喝酒，打发长夜。

这是第一件事，雨的威胁。

正值雨季，雨像是安排好的，准时让香蕉树在表面上精神了起来。但土壤里的虫子和病菌也跃跃欲试地制造麻烦，爬上果皮留下斑点。雨季助长了这一切，同时阻碍人类的干预——清洗果实、拔除花蕊，这些美容般的工序常常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摧毁。

今天还算幸运，工人下班了，雨还没来。爸头顶的白炽灯刺眼，把办公室浅绿色的墙照得发亮。中国人争论著洗果频率和农药配比，想让香蕉更干净，更清爽、能被人工转化成统一的金黄色——更符合市场的审美。市场追求的完美香蕉，不是口感，而是外表。

七点，雨还是来了。十月，雨季与旱季交替，雨反而更猖狂，伴著风，把香蕉树一棵棵吹倒。暴雨也常让办公室停电。雨砸在铁皮屋顶上，人说话的声音也大起来：工人现在就像爷爷一样。

这是第二件事，人的问题。

农场缺少工人，流失率极高。还有一些报复和偷窃行为。结果的香蕉被成片砍掉。药管被割断。水管更是常被破坏。中国人看到非上班时间，工人在园子里闲逛，立刻心生警惕。肥料是农场最常被偷的物资，被下肥的工人藏在园子里，再拿去转卖。有一次，五场场长发现，就连肥料仓库背面的铁皮也被割开。他数了数，少了120包肥料。

这是一个大数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不知道被偷了几次。割开的地方被小偷聪明地用一块石头固定住，随时可以再来光顾。

场长将石头放回原位，先不打草惊蛇，想办法——

监控。没有配备。晚了。
配电。可以电晕人的。也没有。
报警。不考虑，没什么用，没有任何线索。
保安。信任不了。也可能是他们干的。
巡逻。找一个可以信任的工人。谁可以信任？

又过两个月，六场的肥料仓库也遭贼了。小偷跑了，落下的手机有主人的照片。是在五场下肥的工人。直到最近，这个人还会出现在五场的工人居住区，距离中国人一两百米。因为手头上有了钱，他扬言说是中了彩票。有一次中国人报警，警察到时，他接到风声已经跑了。工人里有他的朋友、亲戚。肥料也继续被其他工人偷走，但因为工人太少，不能开除，只能罚款了事。

比起这些，因为农场没有任何围栏和地界，挂在树上的香蕉暴露在外，常被路人偷走，也就成了一件小事。三场场长60岁，年纪最大，但是行动力强。他骑著摩托车追踪过一个小偷，追到水果摊前看她卖掉我们的香蕉，但语言不通，又怕迷路，他只能作罢。

“都快不敢管了”，三场场长说，“香蕉没及格”。他一向自信，今天却罕见示弱。

人的问题，也包括这群中国人。他们自称“土八路”。来越南前，有的当过村长、卖过油条，有的开过酒吧，有的当过菜贩，也有货车司机、厨师、保安、泥瓦匠和水电工。爸是这群人的“头家”，在越南编织了一张关系的网——亲戚、朋友、同村的，年龄跨度从14到70岁。有人来越南不是为了工作，而是要戒酒、找老婆。爸都答应了。这群中国人的共同点是：都和香蕉没什么关系。但爸倾向于找“自己人”，也决定了这里的“企业文化”——大胆、瞎搞——大胆地瞎搞。

之前爸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叫“中国香蕉大学”，后来他悄悄改成了，“中国香蕉小学”。

对于这群香蕉小学生，越南就是这个农场，位于南部的平福省，离胡志明市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们在机场和农场往返，从未真正走进越南，而是自成一个社会，说闽南话，拜土地公，种草药熬汤，拿村里人的名字给工人取外号。三个月去柬埔寨换一次签证，是体会时间流逝的方式。

雨停了。工人带著头灯在香蕉园里搜寻青蛙和蜗牛——他们几乎什么都吃：狗、猫、老鼠。白天，为了省时，他们在树下进食、午休、排泄；下了班，隐蔽的园子又成了偷情的去处。

种植园最多时有七千多亩，略大于上海迪士尼乐园。与乐园的喧嚣与奇幻不同，这里呈现的是另一种景观——潮湿、静默，在暗处不断涌动的蔓延。种植园分为六个农场，每个农场再分若干地块。为了确保全年都有产出，每块地里的香蕉处在不同生长期，在同一片土地上，人们可以看见香蕉的一生。但香蕉树并非是树，而是世界上最高大的草本植物，只能结果一次。果实采尽，植株被砍倒，根部的嫩芽被作为新一代培育起来。香蕉依靠“克隆”无性繁殖——每一株都与母株相同：基因相同，命运相同，没有偶然性，也没有差异，像是一台无休止复制的绿色机器。

这种“复制品”流动在全球市场。为了降低成本，种植园延续著一个多世纪前的模式——大规模租地、单一作物、廉价劳工，再出口。于是你可以在任何季节，以低价买到这种热带水果。但在种植园，我们几乎不吃香蕉，香蕉在未成熟状态就被砍下、包装、运到上海港口。而“向日葵”停在批发环节，在商场或超市的货架上，标签被撕去。身份消失，统一被归类为：进口香蕉。

在越南种植香蕉，中国人对抗的是天气、病害、偷盗，以及自身的无知。

可爸说：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

这些话，没有一件是对我说的。

我坐在办公室的角落，和爸分坐两端，其他人都背对著我。他们一根接一根地点烟，甜腻的气息钻进我的发丝。这是我在越南的第四个月，我已习惯这种味道，却仍被烟雾熏得五官发疼。

爸唯一问我的是：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归正轨？

02 隔绝

我能来这里，是因为爸。但在他看来，我的正轨应该是留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赶紧结婚生孩子。而不是在2024年6月，辞职离开北京，搬到越南偏僻的乡下。

2024年3月，我来农场住了半个月。驱车进入这里时，先见到的是成片的橡胶树。是法国殖民者最先发现这块红土地适合种植这种经济作物的。如今，这里属于越南的一个国有橡胶公司。中国人从公司手里租下地，最初，香蕉就种在橡胶树的缝隙里。橡胶树上整齐划一的伤口切割了空间，让人恍惚看到了上下分隔的两个世界。

当时，我在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工作，编辑让我来写点什么。我碰巧参加了一对工人的婚礼——新娘在过道上拉了一块布，换上租来的婚纱，镶满水晶珠片，宽大的裙摆让她缓慢地走出来。我按下快门。照片里的她却呈现了飞奔的姿态，像是对命运的坦然。但我知道，这背后有不得已的顺从。她因为怀孕才结婚的。她还不到17岁。我很难直视她明亮的眼神，而不去想生活的残酷。

参加完婚礼，为了跟上工作的节奏，我匆忙赶回了北京。但感觉自己被困在重复的轨道上，僵硬、疲惫。我一次次地想起越南，以及那场婚礼——香蕉工人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赴宴，喝了酒，绕柱子跳舞，踩在碎石泥土上。轮流上台唱歌，妻子跟人私奔的男人唱著《风雨之后会有彩虹》。突然灯灭了，黑暗里寂静无声。来电后，动作和声音又接上了，像是没有被中断。东西吃完了，餐盘被人收走。但酒杯得留下。倒上，碰杯，继续跳舞，仿佛永远不会疲倦。在这群懂得行乐的人身旁，我忘记了关于这场婚姻的忧愁，宁愿相信这是一种自然的、不杞人忧天的生活。

我被异乡的人吸引。当然，这里也有一群故乡的人——我从小认识、却已陌生的人，与我的生活相距甚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故乡和异乡的混合体。我想把自己投入其中。

辞职后，我回到越南，搬进第五农场的打包厂，这里也是中国人住的地方——有流水线和冷库，也有一间办公室、一间厨房和四间卧室，其中一间成了我的房间。

那位新娘，阿环，她住的地方被称作工人房。距离打包厂不过一两百米，但中国人很少去那里。

婚礼的第二天，阿环和同样年轻的丈夫在工人房拥有了一个房间，他们的家。唯一的家具是地上的床垫，支起蚊帐。这里蚊虫很多，紧闭门窗也没多大用处。整座工人房有130个房间，没有封顶，墙和顶上的铁板有缝隙，大到足以让鸟飞进来。每个房间不到10平方，用半面水泥墙隔出一个厕所，最内侧一个蹲坑，唯一的水龙头在里面，没有门。旁边就是煮饭、睡觉的地方。

工人房就像是一个部落。中心是个小卖部，茅草屋顶，柱子之间挂著吊床，摆上两张台球桌。下了班，工人在这里打台球，坐在地上喝酒、唱歌、跳舞。这是娱乐场所，也是公共空间。工头在这里召集工人开会、发工资。这里偏僻，物资匮乏，很难买到东西，小卖部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蔬菜、肉、尿布、药、草帽和彩票。但也容易买到过期的牛奶、假饮料和变质的肉。小卖部旁就是工人住的铁皮房，他们在这创造出生活的空间，种菜、养鸡、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他们很容易满足、快乐，也很容易出现暴力，不由分说的爱和冲突。

那是我渴望进入的地方。起初来这里，我关心的不是香蕉，而是为其劳作的人。但来了后发现，除非有婚礼或者生日宴会，中国人很少也很难接触到工人的生活。工人房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场域，进入其中，我需要克服一种格格不入、引人注目的无所适从，还有中国人和越南人的隔绝。

除了居住地的隔绝，这种隔绝还来自于语言——中国人和翻译之间说的是普通话。翻译是越南华人，说粤语。而这些中国人多用闽南话交流。翻译与工人用越南语。工人们之间讲的是高棉语。语言的隔绝滋生秘密，也会滋生传言、误会和麻烦。工人房是我不敢独自前去的地方。因为糟糕的越南语，也因为一种闯入者的感受。一天下午，我在工人房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门槛上，左手晃著像蝉蛹一样包住孩子的吊床。我走到她面前，看到了一张饱经世事而麻木的脸，她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内容，眼神直勾勾地，说著我听不懂的话，没有回应我挤出来的笑。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在这个香蕉农场，只有三类人，中国管理者，华人翻译和越南工人。我的存在令人困惑，挂著一个相机闲逛，或者待在办公室里打电脑。我不负责香蕉的事务，和工人没有工作交集。但中国人自然地将我归类到他们的角色，试图为我建立心理和身份的隔离——中国人是管理者，你要摆正你的身份，要成为令人畏惧的人。以及，不要跟工人交好，他们不知感恩、只会跟你索取更多。

中国人很少关心周围多余的人和事。这不是一种贬损，更像是一种中国人的性格。就像他们觉得越南人“非常现实”和“容易骄傲”一样。我说起阿环没钱买奶粉，中国人会说，那你在农场养头牛，再养只羊，小孩就不愁奶喝了。我欣喜地说可以啊。然后才意识到他是在挖苦。我低下头，抵触这场对话。他们叫我的名字，让我看著他们，他们有话要说——他说之前送钱给工人，让他别往外说，但是后来别人都知道了。所以工人不可信。另一个说如果今天给了工人一包烟，第二天他们还会伸手跟你要。言下之意是，他们贪得无厌。小琼是五场唯一的女翻译，因为安排工作，被工人威胁过几次，扬言要打她，房间的玻璃窗被砸破。她也劝我，不要离工人太近。

在越南另一个中国人的香蕉园，隔绝实行得更加彻底。中国人不要和工人有接触，一切工作安排通过本地工头传达，说是为了人身安全。在我们农场，也因为一个工人被指出频繁上厕所耽误工作，就拿著西瓜刀冲到中国人面前。“不要为了种香蕉命都没了”，那个中国老板说。

当时，我走得最近的工人是阿力。他是中国人唯一叫得出名字的工人。其他人是用生理特征，或者工种来代称：九指、铲苗队长、开拖拉机的。阿力在农场工作四年，几乎是五场建立时他就在了。在工人极容易流失的农场，这很不寻常。最初他有一群亲戚在这里。如今剩他孤身一人。妻子跟人私奔了，人人都这样说起他。那个男人是他的表哥。两人在深夜骑走阿力的摩托车，拿走了黄金和钱。这成为他身上最重要的故事。度过那些以泪洗面，有轻生念头的日子后，他恢复了开朗的个性。在地里干活，见到中国人，他常做出喝酒的姿势，然后指了指工人房的方向。意思是晚上去他房间喝酒。几乎每次我都去。喝酒是工人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喝完酒唱歌。音响是除了摩托车外在工人心里最必要的物件。几乎每晚都有歌声从工人房传到中国人的房间里。

我明白隔绝的产生，是中国人作为管理者的必要——需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也需要有足够的威信去管理工人。也因为他们害怕我受到伤害。通过索取、借钱不还、撒谎或者暴力。中国人把我拉进他们的阵营，我想走出来，但也无法走入工人的阵营。我只能常通过翻译小琼打听工人的事，结婚、生日我都赴约。也不拒绝借钱的请求。但也只有少数和我相熟的工人会向我借钱——需要路费，需要还债，需要给小孩买吃的。工人长期处于赤贫、赊账的状态，常常领完工资，还完小卖部的钱，就又身无分文了。我会在能接受的范围内衡量这笔钱，也做好收不回来的打算。

来越南前，我听爸说，工人是无国籍者。来了之后，发现工人被越南人称为“柬埔寨人”。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份，高棉人。我开始查阅他们的历史，意识到，他们对于隔绝并不陌生。

工人来自越南南部的茶荣省和朔庄省，位于湄公河三角洲，曾属于高棉王国。被越南占领后，高棉人成了越南的一支少数民族，高棉族。但他们依然遵循高棉文化，说高棉语。但被正统的越南社会所隔绝。在越南官方和城市中产阶级中，他们将高棉人描绘成原始和落后的，文化水平低。

那些我从生活中得来的隐约感觉被证实了。农场的会计是京族，越南最大的民族。他说，工人很难沟通。工头也说，这群柬埔寨人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言下之意，不开化。而高棉人自己也意识到了危机——很多人过早辍学去务工或者务农，失去拥有体面工作和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如果有人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人的反应是，这么好的工作怎么会轮到你？意思是，怎么可能轮到我们。即便在高棉人聚居的湄公河三角洲，他们在公共决策中也缺少话语权，高棉人多种植水稻为生。但就算离开家乡，他们也总被称作“稻农”，也还是从事薪资低微、技术含量低的工作。

比如种香蕉。我们的工头之一如今壮大了事业，除了这里，他还是七八个香蕉种植园的工头，其中也包括越南人的种植园。我原以为是中国人语言不通才需要工头。但我后来了解到，这是种植园的一种常规手段，将工人外包，工人也可以被伪装成临时工，无须缴纳社保和医保。这种本质上松散的雇佣关系使得种植园可以规避责任，高棉人的利益更是无法得到保障。

我看到阿环不再是那个快乐的新娘，憔悴，身材臃肿、穿著睡衣来上班。她在打包厂工作——香蕉被整齐排放进纸箱，她拿改装的吸尘器抽出包装袋里的空气，香蕉在她手里有了一层紧致的保护，以应对海上航程而不至于腐烂。在流水线运转，长时间的站立让她的背部疼痛。除了春节，工人没有假期，更没有产假。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农场的女人除了怀孕、生产，也几乎不停歇地工作，夫妻双方一起赚钱寄给老家的孩子和老人。阿环一直工作到孕期的第八个月。

生产那天，她发了和孩子的合照：chuối xin chào cô chú nha（香蕉向叔叔阿姨问好呀）。

他们将小孩取名为“香蕉”。

03 苏的出现

在越南的第三个月，有人问我是不是常驻越南，爸会替我回答，不是，她在北京有工作，当记者！但私底下，他形容我是，北漂失败。一开始我有些恼怒，说自己是主动离开的。但也许他看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去北京上大学、因为媒体工作留在北京八年，我从未对北京产生过真正的归属感。但离开北京，就意味著放弃了能带来身份认同的职业，成了一个没有社会位置、没有保障的人。跟这里的中国人一样。他的意思是，眼下我也属于这个“失败者阵营”了。

但当我想租下农场附近的一个民房，是爸支持了我。他说，她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只是我的写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我必须去做一些实在的事情——做农药的出入库表格、做日常的采购、记账……才能缓解我无业的紧张。我从来不是斗志昂扬的人。有时我会说，我是去越南种香蕉的、是去啃老的。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形容我做的选择。有大量的时间空白。我是不是在浪费生命？脱离了工作的评价体系，我该用什么标准来看待自己？我该如何在这里建立我的生活？

在农场马路之隔的地方，我租下这个房子，是越南乡下常见的建筑。大门形状窄小，但内里深，采光不足，墙壁粉刷成青色。租金人民币600元一个月，只是年久失修，状况堪忧。大门破了，用胶带粘著，卧室门玻璃碎了，剩个框架。铁窗生锈。浴室和厕所在屋后用水泥和铁皮搭建，漏雨，蚊虫多。没有洗手池，蹲著洗漱。被胡椒树和橡胶树遮盖，入住之后发现，天花板持续掉落硬壳虫，掉到地上，也掉到床上。寂静的午夜，让人出现下雨的错觉。但为了表明我长住的决心，为了在打包厂和工人房之外创造一个打破隔阂的空间，我告诉自己不要在意，每天扫地，定期晾晒发霉的护照、相机和书。每次洗澡带上一枚蚊香去浴室挂著，主要作用是心理防护。

我就是在这个房子结识苏的。她接受了我的主动邀约，定期来打扫房间，赚些外快。

因为苏会说中文。她叫“林式苏”，越南女人的姓和名之间有个“式”字。那时候苏刚来农场，但我已经认识了苏的母亲和两个儿子。两个月前，他们三个人来农场找活干，因为有亲戚在这，也因为农场对工人几乎来者不拒。两个男孩，一个13岁，一个11岁，都没读完小学。他们年纪太小，先是被安排去除草。这是香蕉园最末端、乏味、没有技术含量的活。长远来看，那基本是徒劳无功的，草很快又冒出来，永远无法根除。但为了保护香蕉的养分，也为了给无技能工人工作的机会（按照工时算工资），除草每天都在进行。一天傍晚四点，我们骑摩托车路过苏的大儿子，其他人都完成任务下班了，只有他和另一个同龄的女孩还没做完。从早上六点开始。

他们热情地迎接了我的镜头，晒得黝黑，额头上汗津津的，靠著锄头比耶。苏的母亲正坐在地里等外孙下班。她说外孙是孤儿，她独自抚养长大的。她75岁，做不了工。只能两个男孩赚钱。

但苏出现了。我后来理解老太太说的“孤儿”状态，是指苏在生下两个男孩后，把孩子留给她，经过中介认识了一个中国男人，嫁去了广西。和很多越南女性一样，苏是通过跨国婚姻学会的中文——是生活逼迫她学习这门语言。在中国五年，虽然不认识字，但苏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回到越南，苏在我们的第二农场工作，认识了一个男人，有了小女儿。第一次来打扫时，她告诉我只打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了季节，就回去帮丈夫卖螃蟹。现在的丈夫是另一个男人。

苏对于这个香蕉园并不陌生。她的家族有十多个人在这里工作。大部分工人是口口相传，拖家带口来到这里。新工人带上身份证找翻译登记，第二天就可以打卡上班。辞职也是，跟工头结算工资便可以随时离开。公司与工人没有签合同，通常并不知情工人的来去。工人的流失率极高。开除工人也成了件谨慎的事——十几个沾亲带故的人可能会一块离开。而分配工作的智慧是，给一些人分配重要的且工资更高的工种，就有可能让他们的整个家族长期稳定地在这里工作。

苏个子小，腰间的松垮是多次生育的痕迹。但她皮肤细腻，头发黑而顺，大眼睛之上，眉头一皱，眉毛的幅度展现了她的忧愁。这是她在自拍里常有的表情。她喜欢拍TikTok，百无聊赖躺在吊床上，对口型唱歌。视频下方，总有男人的留言，好几个爱心。她是那种随时准备讲述自己故事的人，在我的房子里，我们说了很多话。苏下了班，我也常独自去工人房和她聊天。在工人房，我们用中文仿佛是一种加密语言，她可以无所顾忌。

因为苏，出现在工人房的我不再是无所事事的窥探者，她帮我打破了这一层隔绝。

但工头，是依靠中国人和工人之间的隔绝工作的。苏的出现，引起了工头阿河的注意。

认识苏没多久，她决定留在农场，不再回到丈夫身边。房间租金让她发愁。工人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由工头发放，房租和杂费也是由工头收取的。五场的工头阿河最近发布了新命令，不允许工人一个人住一间，否则收取100万租金（约人民币300元），这对本就拮据的工人是很大的负担。一个房间45万，为了节省房租，工人多数是一家人住一间，加上孩子，有时候会住5个人。但也有少数单身的工人独居。没人明白新命令的意义是什么。空房间还有很多，也没有新工人来。但工头阿河的心情变化多端，也意味著工人处境的时好时坏（或者只会不断变得更差）。年幼的女儿不算一个劳动力，本质上苏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她需要找到一个室友。

我第一次知道工人的处境，是在三个月前，阿力来公司喝酒。他说工头不允许工人外出买食物，只能在小卖部高价买。如果要买，工人得穿过香蕉园到橡胶树旁的马路上，和流动摊位偷偷接应。回来路上用黑色塑料袋提著。被发现在外面买25公斤米，罚款50万越南盾，一个工人两天多的工资。有一次，几个工人集资买了一头猪回来吃，就骗工头说是捡了死猪。工人惧怕她。因为工头可以随便找理由扣工资，或者开除他们。来公司喝酒，对阿力来说是难得可以跟中国人讲述处境的机会。

但这群中国人和翻译已经司空见惯了——跟公司说有什么用？公司也帮不到什么忙。站在公司的立场，公司支付工头费用，授权工头发工资、收房租，管理工人，就算出现问题，也是工人和工头之间的。工人和公司属于两个系统，工头拥有对工人的随意处置权，中国人很难干涉。但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是一种冲击——人可以活在这样的管束之下吗？可以这样被毫无尊严地对待吗？对于权力差距巨大的两群人，可能达成某种沟通吗？

我和农场如今的负责人，也就是我的三叔说明情况——工头收取过高的房租，收取额外杂费。我还打听到，公司给工人的房租补贴，也被工头私吞了。三叔通过翻译告诉工头，不要苛待工人。要细水流长地赚钱。否则，公司不会跟她买肥料了，这是工头阿河主要的收入来源。

三叔认为，这已经是一种警告，构成了威胁。

但是第二天，工人房进行了一场会议。

阿河和她的男人没有到场，意志通过副工头传达。她叫拉拉，也是工人，但被提拔，代替阿河管理工人。在小卖部，工人们站著、蹲著，拉拉拿著一个喇叭问，是谁去向公司告状？有什么用？如果再去，后果很严重。警告完工人，又说，这个月每个人多收3万越南盾。有工人被怀疑是告密者，被臭骂一顿。

但是至此，三叔不打算再做更多，他认为在这个地盘种香蕉，是一个短期生意，“稳定运行，不要瞎搞”。我完完全全败下阵来。我除了空有一个“老板的女儿”的身份，没有能力，没有实权。我认为我做了正确的事情，非但什么也没有改变，还让工人的处境变得更糟糕。

现在，三个月后，苏在我面前为高昂的房租苦恼时，我除了跟她一起骂工头什么都不能说。我无法许诺我会帮她，或者未来更好之类的。她告诉我，在这里工作是不得已的选择，“赚的钱全还了回去，还给工头，还给生活，一点不剩。但是在老家更没事做，活不下去。”

很快，苏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发工资后，苏和阿力办了一个仓促的酒席，不正式的婚礼，作为一种公开的表态，宣告他们的同居。之后，女儿交给苏的妈妈，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住在工人房，过的是一种群居生活，铁皮房不隔音，闲言碎语时常发生，还有很多琐碎的冲突。酒席之后，她就能名正言顺搬入他的房间。在香蕉园，这是一场婚姻的开端，他们成为了夫妻。

苏和阿力是我最熟悉的两个工人，我察觉到了爱情发生的迹象与进程，也惊讶于他们投身的迅速。酒席上，工人拿两个铁锅作锣，筷子敲打农药桶作鼓。他们跳起舞来，双手在空中转动，身体扭来扭去。我看到他们艰苦工作，一贫如洗，但却在爱，人也快乐。

但两个月后，突然有一天，苏告诉我，工头阿河要赶她走。前一个晚上，她和阿河因为房租起了争执，阿河的男人拍桌子，让她滚。但她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阿河认为她和中国人交往甚密。

这个中国人，除了我没有别人。我心生愧疚，我想留住她。但那段时间，苏经常被发现偷懒，只好安排去除草，但她不会用锄头。那就没有什么活给她干了，他们告诉我。她并非一个好工人。

那就不要了，三叔说。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之前也有一个女工人。和苏一样，去中国生了两个孩子后回到越南。因为会说中文，她被提拔成管理层，也和阿河发生了冲突。三叔不想介入，只给她转了些钱，“最后我也没有帮她出头”。

我知道苏在五场是绝对不能待了。就算用公司的名义去保住她，她也会受到工头的诸多刁难。与此同时，爱情也快速地消散了。苏发现阿力还没和私奔的妻子离婚，而苏的前夫出现在农场，进一步破坏了他们的关系。但是苏不想走，明确表示让我爸出头，把她变成公司的工人。爸是商人思维，问我：你管她干什么？我只好给苏找了两条后路——先去六场工作，六场离五场很近，她也有亲戚在那，那是另一个工头的地盘。如果这个选择失效，可以安排苏去一场，给中国人做饭。

但是几天后，一个中午，我看到苏发来的信息，她说她要离开这里，回老家了。

我赶紧给她打去电话。她正在收拾东西，听起来并不迟疑、难过。她说会让儿子把钱还我。

我意识到她是真的要走了。这是我之前从没想过的。我走出家门，看向工人房的方向，视野没有遮挡。因为这条土路的两侧，香蕉收成，树被砍倒，整齐的枝干排列在地上，重新化作新的养料。而没等土地休息多长时间，新的一轮种植又开始了。新的生长，旧的死去，全部混在一起。

在电话里，我问苏，要不要去一场给中国人煮饭？这是比当工人更好的选择。我问过她是否擅长做饭，她说是的，并且可以随时学习新的菜式。

但这次她说，我不去了。我做饭不好吃的。

挂掉电话，我走回房间，泡羊奶粉，给四只猫崽喂奶，猫妈妈失踪了。有人说被车撞死了。在这个地方，离别是突然和惨烈的。喂完奶，我骑车去工人房，想再见苏一面。但她已经走了。

翻译小琼告诉我，工人间有了传言，苏被赶走，是因为会说中文，工头怕她跟中国人告密。

小琼说：告什么密，公司都是知道的。

没说的是，反正公司也做不了什么。

反正你也做不了什么。

04 使不上劲

一个寻常的上午。三叔坐在办公室，有人推门进入，坐下。他认识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华人，会说中文。后面站著三个陌生人。三叔看向门外，满眼形状各异的纹身，扎堆站著。

黑社会。他在心里给这群人定了性。知道眼前的人来者不善。果然，对方开口，15亿越南盾。

这是2021年，五场刚开设，是面积最大的分场，为了不让之前的工头独大（他会组织罢工），需要新的工头。工人每工作一天，公司就会付给工头1万越南盾，工人越多，工头拿的钱越多。眼前这个人自告奋勇。但他招不来工人，也无力制衡另一个工头，香蕉迟迟种不了。

三叔让阿河替代他当工头。但对方不会轻易离开，现在，他开口要公司赔偿15亿越南盾（约人民币40万元），缘由是他在工人房旁建了四间砖房。这是有备而来的勒索。

不可能，三叔声音大了起来，试图跟对方讲道理。但僵持不下，他举起手机偷拍了一张照片。如今他从微信的收藏里翻出来给我看，再回想，若是真的不害怕，他是不会一直大声说话的。

三叔给阿河打去电话，因为阿河即将代替这个人，成为五场新的工头。那段时间三叔每天傍晚在香蕉园里散步，阿河会来陪他，走四五公里。两人语言不通，依靠手势交流。但这说明，他们此时属于同一个阵营。阿河没有出现。但是叫来了两个人。人数少，穿得干净。重要的是，来的人手里有一把小型手枪。没用上。两方没起争执，反而相视而笑。应该是认识的，三叔说。形势开始逆转，对方同意了五亿的赔偿。经过翻译，现场起草协议，签字，不再纠缠。

如今五场平稳运行。每天下午，三叔开车去附近简易的健身房，在跑步机上走一小时，试图重建被破产击垮的身体。他在越南的饲料厂不到两年倒闭了，欠债数百万。如今他在办公室煮中药喝。房间里有养生仪，他绑上腰带，在脚底抹凝胶，踩上仪器，开始流汗。但又不能流太多汗，发虚了还得再吃补药。泡药浴。吃酵素。不社交。有人形容三叔，“脸上仿佛长了一层毛”。

对于失败的恐惧还是盘踞在他的心上。他说，“不能再走一遍那种日子了。比死还惨。”

不止是身体层面的倒塌，还有精神上的。破产之后，三叔对于人性的失望随之增长。他出生时，爷爷奶奶用这个儿子去换了一个女儿回来，三叔被换到了一个有三个姐姐的家庭。8岁，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养母带著他坐公交车，又步行几公里进村，在他本该生活的地方，告诉他，如果不乖，他就会被送回这里。在国内开厂他赚到钱，回馈他们。但在越南失败后，养父把安置房的协议藏起来，怕他拿走。对人的失望减灭了他的很多欲望，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事业上的。

2021年，爸将三叔“从深渊中拉出来”的方式，是让他来接管农场。三叔刚来，接手的就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体系——农场的外交关系是由越南翻译发展的，工人掌握在越南工头手里，而公司名义上的法人，也是两个越南人。

在外，越南翻译锦绒是农场的代表。2016年，看不惯中国丈夫的无能，她只身一人回到越南。在飞机上，她认识了老松。老松是当时农场的负责人，他很敏锐，邀请锦绒来农场工作，一开始煮饭，后来当翻译，也成了他的情人——因为这层关系，初期锦绒掌握了农场和橡胶公司、保安、公安以及其他当地部门的关系。在越南，私下的疏通比表面的流程来得重要。她的外交手段讲究万无一失，过节时会送出40多个红包。“老松时代”结束后，锦绒有过一次出走，因为她没有被选为五场的法人，还被收回了她外交的权力。一开始，用感情留住一个女人在农场工作是有效的方式。但是对于锦绒来说，之后得是权力和利益。爸亲自去找锦绒回来，让她入股，成为股东。因为她是一个“心思不坏”的人，也因为她已经通过发展关系建立了自己的根基。

去年3月，我在农场还是游客身份，锦绒说要带我去玩。回农场时天黑了，她不走新修的的柏油路，而是走香蕉园旁的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被运送香蕉的货车压坏了。我用力抓握后座扶杆。她让我放心，如果有人看公司不爽，会偷香蕉，但不敢抢劫。她说，碰到我他们找死。

“这条路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香蕉园”。

但作为实际投资者，这群中国人没有任何归属感。三叔形容，农场的生存模式就像是手握在一把刀的刀刃上，不仅出血，还使不上劲。但他的管理风格是，没弄到命脉，就没事。

“我们只能一边强硬，一边慢慢退让”。

重点在于退让。

五场的工人房，一部分是工头阿河向公司借钱建的。之后，三叔让她自己出工人的房租补贴来还钱。但我发现，阿河偷偷取消了给工人的房租补贴。她在用原本该给工人的钱还公司的债。所以阿河忌惮会说中文的工人，必须将苏赶走。

为什么不直接用肥料钱抵债？我问三叔。公司每个月都会向阿河买肥料。

三叔说，阿河也很惨的，她也没钱。如今的局面，中国人都告诉我，这不是阿河的错。中国人认为一定是那个男人从中做梗。他们认识离婚之前的阿河——2021年之前，阿河投资了很多土地，乐观，常常笑容满面。后来她认识了一个男人。被男人打，儿子去把她带回家，但是她还是和男人联系。儿子问她，选这个家还是选那个男人？阿河给出了答案，和丈夫离了婚，和男人搬进了工人房的小卖部，经常打架。她变得憔悴。土地价格下滑，她的经济状况也一落千丈。但在47岁这一年，她怀孕，和男人生了一个女儿。她是名义上的工头，而实际上男人干涉了很多。

阿河惹不得，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河是农场的法人之一。越南法律规定，外国人或者组织不能直接获得农业土地使用权。只能选择一个越南法人挂靠。阿河被选中，是因为她曾经稳定的生活。她有家庭，有肥料店，人生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较小。还有信任关系。农场初期，资金周转不过来，拖欠肥料钱，阿河也不催款。几年前仓库发生大火，损失惨重，爸记得阿河哭了，还把3亿越南盾放到爸面前让他救急。还有，她和农场有深层利益绑定——农场是她最大的肥料客户。

也就是说，阿河是农场的实际所有者。香蕉的成本可以计算，但人的风险不能。三叔告诉我，几年前，在我们农场附近也有一个大型的香蕉农场，老板和我们来自同一个小镇，选择和一个越南人合伙，并且让对方担任法人。在一系列冲突之后，法人说：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全都滚。中国人最终离开了，但无法带走香蕉和设备。如今这个越南人还在之前的地盘上种植香蕉。

听了几个类似的案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心理防御——越南人不可信。我们只是走运。

在中国人眼里，越南工人也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共同体。也是在阿力的房间喝酒，一个年轻人在拿酒时被藏在啤酒箱里的一只幼蛇咬了，银环蛇，剧毒。我们劝他去医院，他的哥哥说没事的。确实没事。活下来了。后来偷六场肥料的就是兄弟二人。五场的肥料被偷了之后，中国人只好在仓库后侧挖一个一米宽、两米深的大坑。类似于护城河，让小偷无法从背面接近仓库。但也只是防范作用。小偷三不五时回工人房喝酒，工人会帮他掩护、帮他逃跑，知道中国人拿他没办法。

香蕉这种看似无害的水果，它的历史却充满了人类的野心与剥削。提起香蕉，人们经常会想到“香蕉共和国”——在二十世纪的中美洲，几个小国的经济单一，完全依赖香蕉出口。政府软弱而腐败，为了保障利益，美国公司甚至可以扶持、收买或推翻政权。这是一种资本殖民。

但在越南这个种植园，中国人夹在多方势力之间，试图在缝隙里找到生存空间。

需要见到手枪的危险时刻，再也没有了。但中国人始终走在钢索上：随时可能被收回土地，也随时有可能被赶走。土地合约陆续到期，中国人只想赶紧种完香蕉，赶紧离开。

05 东山再起

2024年3月，我第一次单独和爸飞往越南，在高崎机场时被盘问，为什么出国？

厦门这个机场是管控出国人员最严厉的机场之一，特别当目的地是东南亚。种香蕉！爸语气强硬，径直往前走，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就让我们走了快捷通道。

10年前，一个投资失败、破产的人找上门，让爸一起去越南找地种香蕉。许多人对他避而不及，只有爸相信他。他形容爸有开放的心态。但那一年，因为领土争议，越南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反华游行，从街头示威很快演变成了打砸烧抢，目标是“中国工厂”。出现人员伤亡。次年春节后，风头平息，爸才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第一天，他去看地。第一天，就定了要租的地。

因为能赚钱，他说，因为越南没有台风。2014年，就是因为台风，中国香蕉主产区广西、广东和海南的种植园有大规模的香蕉损毁。其他地区的香蕉价格上涨，也迎来了投资高峰。

但是第一年，越南的气候就给了他一个教训。爸不知道越南南部没有四季，只有旱雨两季。雨季几乎天天下雨，但是到了旱季，长时间见不到一滴雨，他没有为香蕉准备好足够的水。2015年8月，他在越南种下了12万棵香蕉，第二年旱季，香蕉树因为缺水生长缓慢，叶子都垂了下来，他赶紧从中国运来柴油机抽河水灌溉。而局部强对流引发的大风，又吹倒了3万多棵香蕉树。

你连越南的气候都不知道，怎么知道能赚钱呢？10年后，我问他。

在飞机上，爸在我身旁睡著，他坐得笔直，垂著头。频繁应酬、喝酒导致的大肚子挺了出来。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他。他的后勃颈肿大，总是酸痛。而眼睛周边密密的黑点，是热带螨虫留下的痕迹。睡著之后，擡头纹的沟壑没有消失。还有白发，长出来就不会再消停。

爸说，凭感觉。

在中国的语境里，越南是“复制中国制造”的新工厂。因为中美摩擦，大企业把生产环节外迁，供应商跟进，纺织、制鞋、家具、电器接连转移，新闻里写的是投资、地价和全球产业链。

但对爸来说，没那么复杂。越南就是一块能种地的地方。只要气候适合、土壤能用、工钱便宜，是越南也好，是老挝、柬埔寨也好，都一样。他不害怕去陌生的地方发展事业，也从不学语言。比起知识和信息，他更相信口口相传，相信人的关系，相信直觉和经验。

亏钱了怎么办？我问他。

亏钱了再赚，他说。去越南前一年，他在菲律宾种香蕉就亏了。但他习惯了从头再来。他对于金钱的态度大胆，所以从不让我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毕竟在他的野心下，总是处于负债状态。我10岁时，他常说要我长大后替他偿还银行的30万欠款，一定程度造成了我对钱的谨慎和不安。

好在时运不错。爸在越南的第一年，香蕉赶上高价，没赚到钱，也没亏本。爸看到了希望，只要解决水的问题。2017年，经过阿河介绍，找到了现在的土地，更大，更符合他的野心。彼时几乎没有中国人在越南大规模地种植香蕉。爸找人入股，抵押房子、贷款。我一无所知。后来妈说的那是一种“钱咬钱”的方式，她也去借高利贷给他。即使如此，也必须往外走。

1988年。爸14岁。初二开学那天，他迟到了，拿著斗笠扇风。校长叫他出列，说扇什么扇。那我不读了行吗？他顺著说。初一读完他就想辍学，数学老师去家里劝他，还帮他出学费。这次老师又来了，他正在水沟抓鱼吃。但他心意已决。因为没有自行车总迟到，因为不想当班里唯一一个屁股上有补丁的人。因为妈妈是残疾人。因为家里需要他——“就这么永远离开了书桌”。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个贫穷的、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农村少年，会有什么出路呢？为了赚钱，爸擅长以假乱真，用古厝庭院的井水自制过假汽水，“金三角”牌的，据说味道不错。冬天，他穿厚厚的衣服去买烟，老板把烟放在柜台上，转身去拿别的，爸立刻掏出长得一样的假烟，把真烟塞回衣服里，再拿去卖。停电是他施展手脚的好时候。都是一些荒唐而危险的把戏。

在同村人的拉扯下，他14岁北上济南，成为香蕉工人。彼时，随著私人企业被允许，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在北方，香蕉新奇又昂贵。南方生产区的人看到商机，将香蕉运到北方售卖。爸将香蕉催熟，运到批发市场，判断行情，扯开嗓子喊价。每个月他拿到180元，多数寄回家。夏天，山东农忙割麦子，香蕉买卖暂停。爸回乡照顾300多棵香蕉树，认识了隔壁村的女孩，她也不读书，12岁去采茶，在工地搅水泥做小工，也编装香蕉的筐，用稻叶编给香蕉防寒的草席。

后来，一直有人问妈，胆子这么大，敢嫁给他？结婚的时候，妈用做活的钱买了家具，爸拿来两千块钱，走个过场，又拿走了，说是要去投资。等妈生下我，爸从北方回乡收购香蕉。在当香蕉工人近10年后，爸开始与人合伙做生意。香蕉运走了，但是货款一直没到爸这里。最后他背上了数十万的债务。在九十年代末。经常有人来家里敲桌讨债，家里所有值钱的家具都被搬走了。我两岁时，我们全家跑路，但也只跑到了隔壁村妈的娘家。那段时间爸没有出去工作，是妈养活我们——她骑自行车去买卖破烂，车太重，上坡的时候只能推著，她的大腿和腰被磨出大片淤青。

我们所在的闽南小镇上立著一所香蕉博物馆。在上个世纪末，小镇因盛产香蕉闻名。香蕉，曾经是镇上多数人的出路——围绕著香蕉种植、贸易、商超、加工，遍布全国的香蕉产业链。如今镇的招牌上写著“爱拼才会赢”，旁边画一把黄香蕉，香蕉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村民的精神里。

有人告诉我，你们镇上的人改变了香蕉。随著耕地减少，小镇的香蕉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有了流动的需要。在越南的同奈省（在越南最新的行政机构改革中，我们所在的平福省被并入了同奈省），遍布中国人的打包厂，他们从本地农民手里收购香蕉，出口到中国。这群中国人多来自于福建漳州，来自我们小镇。他们的出现使得香蕉被大规模扩种，省份合并前，该省的种植面积占越南东南部70%以上。

但爸说，是香蕉改变了我们。到农场来的中国人，多是一群在中国找不到位置、被淘汰的人。

当我告诉三叔我要写这篇文章时，他说，我们的工人就是三十年前的他们。他也是在10多岁时，就在连云港的地下防空洞卖香蕉，扁担挑起一侧一百公斤的香蕉，走长长的楼梯，上上下下。

贫穷。早早辍学。底层工人。负债。被人看不起。无可奈何的生活。

初来农场，我看到的是隔绝，以身份划分位置，只要是个中国人，就能成为管理者。但后来，我在两波人之间穿梭，双方的故事在我这里汇合，我才意识到他们的相似之处。

我开始理解表弟的疑问——为什么要可怜工人？他们穷、惨，关你什么事？比起我，他跟工人有更多工作上的交集，骑著摩托车下地监督工人工作，工人也常开口向他借钱，让他请喝饮料。他不情愿，但还是会做。他认为自己也是来“打工的”，工资不比工人高多少，处境也不好多少。因为义务教育，表弟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但14岁他就去打工，搬运家具，在空调房里衣服还能拧出水来。他发誓，不要当工人，要当老板。表弟到越南来已经8年了，但梦想还遥遥无期。

五场的场长，外号叫大头。在我们村里，他经营过药房。在镇上，他开过第一家清吧（后转型成KTV）和汽车维修厂（一种集资骗局）。欠了几十万，他才到越南来的。大头会说起那些虫子。白天，走进香蕉园里就沾染一身的白色小虫，像米粒倒了他一身。虫躲在烂杆里，农药怎么喷也没有用。晚上，一旦睡著，虫就爬进他的梦里。刚来农场三天，从来没有种过香蕉的他开始独立管理香蕉，他在农场到处问，没有任何人能给他答案。他只好求助网络上的专家，一遍遍的，直到对方不再理他。现在他坚信，是虫子开始怕他了。大头说，这里是东山再起的地方。

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经济上的。毕竟来农场的中国人几乎都还在还债。信用卡。贷款。私人的债。有人被法院起诉、被限制高消费，来越南是“跑路”的一种方式，而回国时因为担心护照被剪掉无法再出境，只好偷渡回去。

但大头身上有一种偏执。最得力的翻译离开了，他也不动声色。他说，我不需要他们任何人，我一个人也可以。因为他就在高压和陌生之下，一步步掌控下来，消灭了虫子，把微小的香蕉苗，种成了一串160多斤的香蕉。

在这个过程中，大头也重建了自己。来越南三年多，他的父亲至今不相信他可以种出香蕉。大头回国，他爸还说，“好好干啊，不要浪流连”。这是一句闽南语，形容人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现在他的香蕉被认为是我们农场最好的。我才意识到，大头说的东山再起，是指人的意志。

这群中国人和越南工人，是两个国家在不同历史进程拥有相似处境的人。种植园将他们放置在了同一时空，是同样没有保障且不确定的生活，是不得已的选择，是背井离乡过一种农民生活。

06 求生

去年底，苏之所以匆忙离开，是因为女儿的爸爸从天而降，帮她还完了所有的债，带著她们走了。我的无能无法留住她，但她找到了看似更好的方式。另一个男人。新生活的可能。她告诉我，过年后，计划把女儿送到自己妈妈身边。那个男人会买土地、建房子，他们会生活在一起。

苏32岁，是家里七个孩子里最小的，没有上过学，17岁开始周旋于男人和生育之间。但她并不将之看作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因为离婚被人看不起，所以母亲总是要给她找下一个男人。因为男人对她不好，母亲又“不给我要他了”。这是苏进入和离开每一段婚姻的理由。以母亲的名义。

苏说起那些男人，无一例外都是称呼“老公”，一开始我分不清他们。后来我慢慢理清了她以男人和生育为坐标的生活。17岁。第一个丈夫。大儿子。第二个丈夫。二儿子。中国丈夫。两个儿子。越南丈夫。小女儿。现在的丈夫。未生育。之后是阿力。每次她都当作是一次婚姻。但苏在越南从来没有领过结婚证。孩子生了，跟自己姓，户口放在自己父母那里，交给母亲抚养。

“因为妈妈找老公给我，她帮我养小孩，她不敢骂我的。我老公多，她也不敢骂我的。”苏的语气并不沈重，而是夹杂著一种狡黠。

但和阿力的结合，更明显是苏自己的意愿。和阿力恋爱后，在我的房子里，苏告诉我，“我不给他煮饭，不给他洗衣服，也不给他睡觉”，她这样宣称，将三者并列。她清楚自己在用身体和劳动做交换。很快，她就给出了自己的筹码。我再去找她，已经是在阿力的房间。她白天上班，下了班煮饭、洗衣服，两三天洗一次，做工的和日常的两人加起来有十几套。我邀请她来家里玩，但她太累了。工人房水管太久没有清理，停水，洗衣服只能去外面。洗澡、冲厕所的水则要提回房间。苏煮了一道猪肠，两个人可以从早吃到晚。但下午四点，早上煮的饭已经馊了，她抠干净饭锅，重新倒进去米，等阿力下班回来吃饭。

两人一起生活，阿力出食宿费，但不打算负担她的开支。她也得知阿力还欠了很多钱，典当了摩托车和音响。一部分债务是他前妻的。两人开始冷战。但他们还是住在一起。“晚上爱我，白天他不关心我”，苏说完后自己大笑了起来，她知道其中的荒唐，也熟悉男人的德性。苏是个把痛苦挂在嘴边的人，但同时也是个容易快乐的人。她很直接，有幽默感，笑的时候会露出一颗镶在牙齿上的小钻。我喜欢苏的笑声，响亮，清澈，让人也轻易感染到她的愉快。

苏在我面前说的是爱，要和阿力一生一世。但中国男人告诉我，她会和他们调情。一开始我不相信，但后来我也发现，苏很在乎男性对于她的注意力。敏锐到似乎过了头。打扫我表弟的房间，她问我，是他让她来的吗？我说，不是，是我。她常和我提到一个词语，Ghên ，嫉妒。形容男人对她的占有欲。而农场确实有太多争风吃醋的男人，一旦女人穿著暴露一些，或者和其他男人说话，他们就会打女人一顿。男人把女人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和阿力在一起之前，她主要打听的就是阿力不会打老婆。但她和阿力的激情，也像是一种即时的需要。“婚姻”是这些女性能否改变命运的关键，她们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其他通道。出于实用态度，苏认为男性的Ghên是她获得生存优势的策略。也许这是她理解的、某种形式的爱。

这样的“爱”曾经将她带去中国。

在还只有五任丈夫的时候，苏说中国丈夫是对她最好的。离开他，是因为父亲重病，男人不让她回越南探望。这惹恼了她。趁男人出门，她低价卖了家里的一头猪。大儿子告诉她，如果被爸爸发现，她会被揍的。她拿上钱和护照离开。她也说不清那些地名。只记得转了几趟车，又坐飞机，回到越南。她不识字。不知道怎么完成这一切的。回来后，父亲已经去世，她决定不再回中国，换了新的手机，没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在我闽南老家的村子里，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位越南来的女人，她们生下的孩子被称为“越南仔”。没有官方的数据，通过媒体的不完全统计，2011年，在中国的越南新娘总数超出10万人。

在我们村，多数女人找到机会离开了，待得最久的是一个叫华为的女人，她就住在我从小长大的大厝里。她和我们的工人一样，是高棉人。12年前，她30岁，决定另寻出路。婚姻中介安排她在胡志明会见来自中国的男人。这些中国男人由相亲机构的负责人组织“相亲团”来到越南，与越南女性见面，并挑选其中一个，之后相亲机构会帮助他们办理手续，让他带著新婚妻子回国。

有个男人第一面就选中了她。她也决定跟这个陌生人走。到了中国，才发现居住环境如此之差——只有老人还会留在大厝里了——露天搭建的厨房，上公共厕所。比她的家里差多了。这就是风险。但她很快有了女儿，也去打工，寄钱回越南给儿子。她告诉我，没有拒绝这个男人只是因为他足够老了，当时已经50岁。她估算年纪大的男人酗酒以及自己被殴打的可能性，较小。

苏也常说，“我们女人啊，如果挑的老公好，就好一点。如果不好，就苦啊。” 婚姻对她们来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选择。苏和丈夫分手，常常是在手机上进行的，她看了一些新闻，也得出结论，如果当面说分手，“怕他杀我”。但是，苏又总是依靠另一个男人将她“解救”。

我刚认识苏不久，苏便请我帮她找在中国的两个儿子。去年11月，我在中国的网络上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很快有人私信我，我给出了更具体的信息。第二天，对方发来了一个电话号码。我加上微信，头像就是她的两个儿子。男人的朋友圈每天发自己在山上找野蜜蜂的窝，野蜂蜜是他的收入来源。他对于我的出现似乎并不惊讶，他告诉我，他们的感情其实并不好。但他说，孩子们很想她，现在她过得好吗？她妈妈身体好吗？他发来很多孩子的照片和视频。

苏很兴奋，我们给她下载微信，她给中国打去视频。但很快，她就提到了要钱回中国。对方没有给她，她告诉我，这只是试探，并不会真的回去——怕被扣住，不让回越南。不过，她打算春节时再试探一次。之后，他们联系越来越少，直到再次失联。这次是因为新丈夫不允许。

找到失散的孩子是一件天大的事，但对于苏，像是生活里需要权衡的一环。她的生存策略是在现实的压力下形成的——灵活、果断、有时甚至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今年三月，我最后一次见到苏，她带著新丈夫来农场看望亲戚。新丈夫不是女儿的爸爸，而是在TikTok上认识的男人，比她小，没有结过婚，还中了彩票。她给我看手上的金戒指，说，有钱的感觉真好。他们在生产衣架的工厂上班，“他对我很好，逗我开心，还会给我洗衣服。”之后，苏也不再联系我。她必须与过去彻底决裂，才能开始新的生活。她一向都是这么做的。

这样的命运轨道不止是苏的。2025年夏天，农场的一个女工人也将嫁去中国。她发了护照的照片，说，中国我来了。她18岁，嫁去中国后，她的妈妈会帮她照顾她两岁的儿子。她不用再去给香蕉喷水，在房间里玩手机，学中文。她说要去福建。一段时间又说是江苏。或许对她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整体，在哪里都一样。女孩在网上表达对中国丈夫的爱，即使他们没见过几次，语言不通。但我想那是一种出于求生的自我说服。以为这样的爱会将她引领到更好的生活。

07 共生

去年12月，我和爸一起参加了阿平的婚礼。场地就设在五场的打包厂。那天晚上，爸非常兴奋，和越南宾客又搂又抱，频繁地和一个人敬酒，喝光了自己的，督促对方也要喝完，那是前保安队长。有份量的橡胶公司的管理层没有来。我跟著爸走来走去，劝他不要再喝了。但阿平在我耳边说，你爸真的非常给我面子。阿平和我们同村，和爸有交情。2016年他破产被讨债，爸叫他来越南前，他说，我还以为你爸不要我了。他知道爸在越南种香蕉，也知道爸会给他一个机会。

快要散席了，爸坐在办公室，一个为了婚礼充门面新买的椅子上。六场的场长戴阿兴（化名）坐到旁边的凳子上，他是我们村之前的村长，爸的朋友，年纪比爸大，爸有时候会叫他“大的”，自称“小的”。爸告诉我，明天下午他要回国。阿兴听到了，让爸明天上午去找他坐坐。

坐什么坐，有什么事现在说，爸喝了太多酒，口齿有些不清。

也许看到办公室里还有别人，阿兴说，没什么事现在。

我明天就要走了，现在说。也许也是因为旁边有人，爸更坚持了。

两人又来回了几次，外头音响还在唱歌，两人扯开嗓门说话，然后爸就说到了钱的事：你要借多少钱去买房，我借你，但是不能太过分，懂不懂？

“你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的意思……”阿兴没说完，爸就打断了他，“什么意思你就说。”

音乐响声下他们的对话难以听清，只有一句话盖过了音乐，爸说，你以为你很牛逼！

钱的问题，爸觉得阿兴不信任他。爸的脸涨得更红了，他把茶杯摔在地上，往阿兴身上扑去。

爸和这群人的关系是在信任的基础上运作的。农场一般是两年分红一次（如果有盈利的话）。这里的中国人大部分没有入股金，用劳动置换，爸和其他股东会将自己的股份分给他们。每个人每月是5000元工资，除了少数人，这笔钱不会直接发给他们。而是每个月给他们折合约3000元的越南盾作日常消费，剩下的2000块钱可以存下来。如果需要人民币，他们可以找我爸预支。细算下来，他们的日常开支都超过了每个月工资。但他们并不指望每个月的工资，而是指望分红。

在场的人拉住爸，但爸紧紧拽住阿兴，他情绪激动，快喘不过气来。阿兴被人拉去外面。

爸坐下，反复地说自己越想越烦闷，越想越难过。这是他心头上的一片曲折山脉。他认为阿兴欲言又止，是在责怪他占了钱。因为爸握著财产大权，没到分红的时候，这群中国人拿不到钱。但这触犯到了爸的底线——“难道阿兴觉得他是在赚钱给我花吗？”

“你爸是不容易走过来的，爸爸这个人只能吃亏不会占人便宜。但不能跟我躲躲藏藏……”他又摔了一个茶杯，转头又安慰我，“没事，你爸爸没事。你爸从来什么事都看得开。”

办公室里，其他人安抚爸，“牵”这些人从失败中起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走到这里不容易啊。

但这不能让爸释怀，抽了几根烟，爸又起身去外面找阿兴。他今天非要把事情说清楚。爸和阿兴坐在一条石凳子，两个人像是扭打又像是拥抱在一起。阿兴说，我们兄弟就这样，没什么事情。

我问过中国人关于钱的问题。他们的回复是：你爸不会亏待我们的。他们相信爸。除了小孩上学、国内日常支出向爸预支外，像结婚、买房之类的大事，也需要和我爸商量，从爸这里拿钱。

农场是以你爸为核心的，三叔说，现在能赚钱，是因为你爸的勇气和魄力。爸和农场是共生关系，虽然他不在越南长住，但还是掌控农场的发展。看到爸的失控，我意识到他身上背负的压力。我和三叔说，虽然他们都仰仗我爸，但农场一旦亏钱，那就很严重了。

三叔说，不要说亏钱，没赚钱，这里就散了。很现实的。

三叔破产后被爸安排来管理农场，爸和几个股东凑齐了“足够翻身”的股份给他。三叔和五叔虽然从出生起就被送走，但在爸看来，他们依然是亲生兄弟。三叔知道爸这是救了他一命。

但因为一些中国人多数负债，入股没有本金，如果农场亏钱，是爸自己承担。

今年夏天，爸的二弟、五弟也因为负债来了。所有兄弟都来投靠他，爸又多了要背负的人生。

这就是爸的角色，也是他认为的责任。爸10多岁时，奶奶带著他去一户人家，告诉他，以后要来认弟弟。这是奶奶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因为太穷养不起只好送人。爸一直记得那条路。是在2007年，爸在村里建了房，也买了车，他叫上二弟、三弟，一人开一辆车去认亲，兜里还揣著两万块钱，让对方知道自己现在已经不穷了，不是来占便宜的。

那次回国前，爸和阿兴说清钱的事。又说，这是一片山的人，“我这辈子就是为了这些”。

我和爸第一次飞越南时，他说，和我的女儿一起出门，我很高兴。我没反应过来爸会说这样直白的话。他问，你高兴吗？我说，第一次坐公务舱很高兴。我习惯用这样的方式转移情感交流。

我和爸无法以一种亲密的方式交流，从来不。我们总是争锋相对。只有在他喝酒之后，在他开车的时候，我们会聊起过去——只能喝稀粥，吃不起干饭。如果有别人在场，他会说，因为我的女儿在这里，我不能再多说什么。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会适当地描述当年的贫穷和痛苦，但绝不会多，多到我无法承受。他清楚地守著那个界限。这是属于他的克制。所以我只能瞥见那些重复的、可言说的东西，不多不少的痛苦。除了一次，也是他彻底喝醉了，在家里客厅硬邦邦、象腿一样粗壮的木头椅上，他闭著眼，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说，我就是要让他们都看得起我。

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村里的人。这些人曾经嘲笑过他、与他斗争过，因为他的家庭一无是处，他一无所有，还欠了很多钱。直到他必须建起楼房，种了香蕉。有人开始恭维他有“将军的血统”。他的母亲是一位台湾将军的后代。因为战争，奶奶出生后就在医院被亲生父母送了人，到乡下生活，因为落后的医疗条件，她残了一条腿，嫁给一个大她十几岁的孤儿，爸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我理解这些历史如何造就了他。

让人看得起，这个执念里，除了财富，还有“生儿子”。而我不是儿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看到妈不断怀孕，又意外流产。妈的配合使得她成了生育的容器。唯一活下来的是妹妹，女儿。如今，妈还背负生不出儿子的骂名。这样的乡土社会，不仅歧视女儿，也歧视只有女儿的父母。

与人发生冲突时，对方会说：就算你在越南有一万亩香蕉有什么用？你没有儿子。

曾经我想远离的就是这一切。爸希望我有自己的事业，同时又要留在他身边，确保他有后代的后代。我还上大学的时候，问过他，到底有什么是儿子能做的而我不能的？他说，因为你是女的，就是不行。之后，我封闭了我的疑问，也不再告诉他我的想法。到他的地盘，也是我自己决定，辞职，搬来，再告诉他，我不走了。我就待在这里了。

有一天，在农场的办公室，爸还是坐在那个位置，突然说，我本来应该有个儿子的。

我走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湿了湿手，走出来，说，如果你有儿子，他已经在坐牢了。

他没有说话，我看到他眼里的惊讶。这样一句看似无来由的、恶毒的话，是我在那个时刻唯一能给出的反应。因为我又想起了那个名字。在爷爷奶奶的墓碑上，排在“孙”那一列的最前面。立碑的时候，我高中，爸妈让我取的。那是妈又一次意外流产之后。爸作为长子，不愿意让弟弟们的儿子的名字出现在最前面。而我，一个长孙女是没有资格的。他们让我取一个男孩的名字，排在我前面。仿佛他存在过，或者说未来可能被生产出来。妈最后一次意外流产的，是个男胎。

我曾经想做的一切是反叛爸的希望。反叛他说的女孩不能做的事，之前是不顾他的反对报考北京的学校，现在是放弃一份在他们看来体面的工作，到越南来。反叛在日常生活中变成疏离，变成封闭。而我装模作样的洗手，是一个暂避激烈冲突的假动作，让接下来的伤害更自然。我用最平静的语气回击，仿佛自己也没有受到伤害。我看到他在越南的商业企图，是建立在爱和付出之上的，我敬佩他。但这一切也建立在观念、他人的眼光里，而这注定是脆弱、随时可坍塌的。

那个无人认领的名字是，商衍。像是当时的我，对他的一种祝愿。

08 有限的行动

苏离开后，我意识到，我不能也不愿意只当一个旁观者了。我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去获得、行使权力，依赖于你对于此地的了解、对于各方的认知，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老板的女儿”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了正当性，在各个群体之间获取信息，掌握事实，权衡利弊，主动出击。我减少了对于这个身份的羞耻和抗拒——要利用这个身份做事而不是为它所困。

机会很快出现。六月，农场人手短缺。招工是工头的职责，工人越多，工头的钱也越多，农场需要青壮年工人，但阿河招来的大多是老人、孩子和孕妇。工人流失也与她的苛政分不开。我和三叔重新讨论起了制衡阿河的可能性。三叔已经警告过阿河数次，说的话也越来越直白——工人是你赚钱的工具，你要长远打算。但很显然，警告是失效的。

这一次，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对付她。我说。小琼提了一个主意，由公司发布公告——统一工人的房租、免去杂费、明确补贴，并且让阿河签名，统一告知工人他们有的权利。

第一次谈判，是在阿河家附近的咖啡馆。去见她的前一晚，我梦见自己被镰刀砍手。左边三次，右边三次。我听过不听话的工人被她用暴力处置的事。也许恐惧潜入了意识里。但比想象中顺利。阿河不承认自己私吞了工人的房租补贴，乱收房费，但是同意发布公告。不到半个小时，三叔收起桌上的两包烟和一个打火机，说，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戴总已经说了，如果不好好干，之后不会让你参与了”，走之前三叔不放心，又补充了一句。

隔天我便以公司的名义拟好了公告。

越南语版本里，我反复推敲符号和措辞，但我没有想到，大部分工人都不识字。

第二次谈判，发生阿河拖延签名之后，她坚持独居工人不得补贴，还要收双倍房租。我和三叔拒绝，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政策，并且会在公告发布后影响已经独居的工人。我们开放公司的工人房给阿河收房租，但要求保留工人独居的权力。她同意了。我去她家里，让她在公告上签了字。

我在劝阿河时说了一句话：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工人，而是为了公司。公司赚钱了，你也才能赚钱。我不再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而是试图去平衡各方的利益。这是我从这件事里学到的——我不再说工人有多么需要帮助，而是说这件事能给我和你带来什么好处。我意识到，人的处境、尊严，公平与否，在这里的话语体系里是失效的。这也意味著，我不再藏在三叔身后了。

6月14日，我和小琼去监督阿河发工资。小卖部的茅草屋顶下，工人纷纷上交自己的账本，工卡夹在里面。工人的日常消费是在小卖部赊账的——有一个巴掌大小的账本记录每笔消费。发工资前，工头会先扣除他们在小卖部的债务和房租。账本在桌上堆叠在一起，粉色的，紫色的，软皮的，硬皮的，每个本子表皮上用涂改液写著一个编号。工头用编号叫本子的主人过来算工资。

一开始就给我当头一棒。阿河说，独居的工人不给房租补贴。这又回到了我们的争执点。在阿河签名的公告上，写著所有符合条件的工人都有补贴，“所有”二字被我加粗了。我转头寻找贴在小卖部的公告，发现已经不知所踪。工人已经在等著拿钱，我没有和阿河争论。但这时我已经意识到，即使阿河签了名，公告依然对她没有约束力，她随时可以反悔。

阿河在薄薄的、对半撕开的日历纸背面写下几个数字，工资，减去房钱，减去债务。但她的笔像是有记忆一样，照旧没有扣去房租补贴。我和小琼站在她身后，方便纠正她。但工人们默默接受错误的账单，被我和小琼拦回修正。没有人抗议。也许知情权对工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他们也不敢捍卫自己的权利。知道这是无用且会引来不好后果的行为。我几乎可以想见，当时苏在领工资时和阿河的冲突。因为没人敢这么做。绝对的压制让沉默成了唯一的选择。

是在那里，我才意识到有这么多陌生的面孔。我所认识的工人只是极少数。灯泡昏暗，工人坐在台球桌上，蹲在地上，脸庞模糊。几乎没人说话，没人微笑，都望著这里，等待被叫到编号。

我和三叔说我每个月都要去监督发工资，确保工人拿到补贴。他说，“为了这么点小钱？”

10万越南盾当然是一笔小钱。不到30元人民币，但几乎是工人房租的一半。

我说，工人没有钱看病。有些工人去药房赊账，还不上钱，现在药房已经不给工人赊账了。外界总是把工人当作一个整体看待。

你不要可怜工人，三叔说，不是钱不够看病，而是他们发了工资会挥霍一空，先享乐，看病的时候才没钱。他们没有任何储蓄的意识。他的意思是，10万越南盾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我还是认为，每笔钱对工人都很重要，而且钱就应该以正确的方式给正确的人。

第二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有备而来，阿河坐下来打开包，掏钱和本子，小琼坐下来和她说了几句，我拿出阿河欠公司的账单。估计是有工人在场，她也识趣，答应了给所有人房租补贴。但这一次，阿河的男人把一捆钱摔桌上，大喊大叫。小琼告诉我，那个男人生气，因为我们像监视他们一样，搞得他们像没有信誉。还说，工人房的钱他爱怎么收怎么收，因为这是他的房子。他不会想的是，阿河欠公司的钱，以及一部分工人房是公司自己建造且不允许他们收租的。是他们先破坏规则。我们走了之后，还听到那个男人在摔东西，大叫，对著工人和阿河出气。

其实在第一个月，我就意识到，这样的做法难以为继。小琼和我是农场唯二的女性，讨论的总是工人的事——那些中国人不在意的事。我很依赖她。但小琼的中国丈夫形容我们的行为：因为我的身份，我可以无所畏惧，但小琼是单纯的——他担心阿河找小琼麻烦，也觉得工人的事本与我们无关。在他眼里，我的介入只是感情用事，不符合商业逻辑。这也是多数中国人的看法。

苏离开几个月后，阿环夫妇也带著小香蕉走了。阿环的丈夫在木材加工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年轻人总是最先走的，他们有力气，也有选择。

那时我也不再住在原来的房子。一次我回国期间，中国人说那房子遭了贼，不安全。临走前，我们拆走了电线、空调、洗衣机、灯泡和热水器，带不走的铁皮屋顶只能留在那里。几个工人则搬走公司弃置的木头沙发、吊床、拖鞋、脸盆和酒杯。那所房子很快被掏空，只剩下一个空壳。我租下它时，还幻想过能给孩子们放电影。最终只有苏和孩子们来过一次，后来再没有人踏进来。

我搬回打包厂的房间，也明白是阿河的胡作非为才让我进入这个缝隙——介于中国管理者和越南工人之间的真空地带。真正的工头要与公司对抗，为工人争取工资和不被开除，而我的作为并未触及公司的利益。我也难以撼动这里根深蒂固的势力纠葛和权力结构。我被支持，是因为我的行动符合公司的需要：留住工人。我所做的一切，也始终是框架内的，很快就到了头。

09 所在之地

七月底，我和爸从越南胡志明飞往老挝巴色。越南的土地租约陆续到期，爸决定不再续租。

农场的衰败与技术和市场环境有关。2024年上半年，越南取代菲律宾，成为中国最大的香蕉供应国。本地和外来资本正在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大规模承包种植涌入市场。而我们依靠运气、经验、直觉和有限的技术，几乎无法与之竞争。这是一片注定将被放弃的土地。

查阅过香蕉的历史后，我对它的未来不抱有太多希望。如今市场上几乎只有一种香蕉——“卡文迪许”。与它的前辈“大麦克”相比，它个头更小，味道也不算香甜。但“大麦克”在上世纪因巴拿马病——也被称为黄叶病——而灭绝。卡文迪许被迫登场，成为唯一能大规模替代的品种。它适应了工业化：耐运输、口味整齐划一。但它的命运同样脆弱——在新的巴拿马病变种面前，没有抵抗力。人类在这种命运单一的作物身上追求可靠，却无力改变它的根本脆弱。

这一两年，黄叶病也席卷了我们的农场。骑摩托绕一圈，衰败清晰可见：叶片从边缘开始泛黄，像一圈圈被火烫伤。植株感染后，会被工人砍倒，可很快新的子株又会从母株的根侧冒出。但黄叶病的根源在土壤，病原是一种土传真菌——尖孢镰刀菌。它能在土壤中潜伏多年，不会因为母株倒下而消失。砍伐和清理只能延缓，不是拯救。农场种植的年份越久，真菌积累越多，感染也就越普遍。常规的香蕉苗已经无法生存，农场只能选择更“抗菌”的品种，但黄叶病并没有如预期般退场。种下的香蕉不仅生长周期长，还容易长斑、口感下降。

黄叶病就像一场看不见的火，把土地一点点烧空。曾经整齐划一的绿色断裂了。你会看到一圈盎然的新芽，围绕著一棵枯死的母株——但那只是一种无用的生命力，它们只会重复母亲的命运。

同样在七月，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死在了工人房。

小孩的父母没有钱办葬礼，副工头拉拉来公司请中国人捐钱，她抹著眼泪。我听懂她反复说的越南语是，他们没有家。家的第一层意义是房子，这对夫妻在老家没有土地，在工人房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挤著五个人，如今夭折的婴儿是第六个成员。家也意味著支撑，但小孩妈妈父母双亡，没有依靠。买棺材、买冥币、去寺庙的路费，工人们东拼西凑。

火化那天，他们把小棺材送到附近的高棉寺庙，却因没有死亡证明，被迫把孩子留在那里，再回农场找公安。我们才知道，这对夫妻没有身份证，也没有结婚证。她怀孕时依旧下地除草，用隔壁女人的身份证去医院生产。她已经有3个孩子，最大的12岁，却从未上过学。我买来书，想和翻译一起教她，但她说“不想学”，她经常帮别的女工照顾孩子，来赚取生活费。

第二天，婴儿被火化了。在视频里，我看到一个密封的骨灰盒。有人用小刀一点点在顶部转圈割，才打开盖子，镜头往下，她留下的痕迹铺不满一层。刚出生的时候，我给她拍过一张照片，也摸过她。还活著的时候，她去过几次医院，被诊断出肺炎。但是这家人没有钱让她住院。她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氧气面罩扣在这个孩子脸上，大人用手扣住的，是在家里，不在医院。那可能是她最后的时刻。翻译小琼说，死亡，对这个孩子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

公安以慰问的名义来到农场，转头把车开到打包厂，拍摄在厂里工作的孩子们。12岁、13、14岁的孩子，在家长请求下进入厂里做贴标签、推纸箱等简单工作，否则无事可做，容易学坏。上学从来不在他们的选择范围内。这被管理者看作是对工人的怜悯，却触碰法律边界，也牵扯出中国人的问题。有经验的人告诉我，看到公安，中国人最好躲进香蕉园里——多数人没有工作签证。

那段日子，工人房旁的橡胶树被砍，工人猜测工头是为了卖钱，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些中国人要走了。确实，他们比谁都清楚，香蕉正在大片死去。没有一种完美的、可以对抗黄叶病的香蕉品种被研发出来。如今农场寄希望于一种来路不明的“126”苗，从柬埔寨的种植园挖来，开始复制。

一旦失败，会加速中国人离开的进程。爸下定决心：放弃这片土地，到更荒僻的地方去。

在巴色，湄公河穿城而过，水面开阔，缓慢，奔腾向前，像是拥有永不疲倦的欲望。我们在跨河大桥上，爸忽然说：做人要闯湄公河。他相信，只要闯过去，就会有一个崭新的，所在之地。

参考书籍：

《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辛西娅·恩洛
《Banana:The Fate of the Fruit That Changed the World》，Dan Koeppel
《the Khmer Lands of Vietnam Environment, Cosmology and Sovereignty》，Philip Taylor
《Bananas：How the United Fruit Company Shaped the World》，Peter Chap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