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初选“47人案”中，45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第二批罪成被告在7月2日、3日求情，涉及6名港岛区参选者，包括认罪的袁嘉蔚、梁晃维、徐子见，以及经审讯后罪成的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
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及陈仲衡审理。
“颠覆国家政权”罪划分了三级刑罚，“首要份子”可处无期徙刑或十年以上监禁，“积极参与者”可判囚三至十年，“其他参与者”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梁晃维一方称他属“积极参与者”中较低层级，求情信自述“对香港从未失信心”；彭卓棋一方则表示他一直拥护《国安法》和热心中港事务，尤其是推动大湾区发展；其余四人均争取归属为“其他参与者”，袁嘉蔚一方形容初选中的“35+”是极不可能成事，郑达鸿称已退出政治，徐子见、杨雪盈称从无激进政见，并呈上道歉信。
首日开庭，6人分坐两排，杨雪盈、袁嘉蔚坐在第一排，中间隔着惩教人员。杨身穿浅色连衣裙、米色外套，精神不俗，不时微笑；袁则身穿黑衣，戴上大方框眼镜，短黑发束低辫，笑容不多。其余被告坐第二排，梁晃维、郑达鸿、彭卓棋并排而坐，徐子见则被一名惩教人员隔开。徐身穿白色衬衫，头发灰白、戴口罩，手持拐杖；梁、郑二人均身穿灰色西装外套，彭卓棋穿黑色西装外套，不时拉下口罩向旁听席做口型。
到场旁听的人士中则有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前议员及大律师吴霭仪、政治漫画家尊子。
袁嘉蔚：主张角色轻微，透露在狱中完婚，据悉对象为同案被告
袁嘉蔚的代表律师祁志认为，本案的串谋罪属普通法罪行，概念上不同于《国安法》，法庭应沿用《刑事罪行条例》第159C条对串谋罪的判刑原则，若套用颠覆罪的最低刑罚制，可能造成“走后门”、“随意的”判刑。
祁志提出4个衡量严重性的方向：行为、实际后果、潜在后果、可能的影响。他认为，涉案谋划相当不可能成功，实际伤害很低，因计划有许多变数，包括经过两次大型选举，功能组别能否取得大多数、重选时被告会否当选。他形容计划“短暂、天真、注定失败”（short and naive, doomed to fail），有许多“前设和但是”（ifs and buts）。法官质疑指戴耀廷相信会成功，祁志反问：“多少次他被证明错了？他坐在那里（犯人栏）多少次了？”他强调，法庭不应靠猜测后果，来断定罪行严重性。
他又称，在《国安法》后，7月底政府以疫情为由，押后立法会选举，计划仅29天寿命。法官李运腾指有被告讨论 DQ（取消资格）后的替补机制，祁志回应即使“Plan B”也会被 DQ。
祁志认为，比较《国安法》22条中各项颠覆行为，涉案计划属第三类“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不涉及中央、暴力行为，严重性较低。
他主张，袁的角色接近最低层级，她参选后便被DQ。他形容，各被告本非罪犯，皆来自得体的中产或工人阶层，形容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人民”（our children, our people）。
求情时祁透露，袁在狱中结婚，夫妻相处时间不多，希望尽快出狱，组织家庭，又指她正在“更生路上”。而且袁热心社区，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idealistic），因善良、关怀社会而陷狱。
梁晃维：较低级“积极参与者”，求情信称“与香港命运紧扣”
抗争派之一的梁晃维其后求情，代表律师彭耀鸿认为，梁应属较低级的“积极参与者”，加上认罪应扣减三分一刑期。
对于梁是〈墨落无悔〉声明书发起人之一，彭强调是《国安法》前行为，刑判时不应考虑；且〈墨〉仅重申各人共识，梁未增添太多内容，不太影响其参与的严重性。法官陈庆伟质疑梁从未退出，仍出席抗争派记者会，明言会考虑这点。李运腾随后提起，梁曾与其他发起人受访谈及〈墨〉，彭厘清访问在6月进行，7月才上架。
彭随后提出，梁被 DQ 后，没有找“Plan B”人选补上；法官陈仲衡引述梁的言论，指他是找不到政治理念相近、同时不触碰“红线”的人，而非不想。
彭续指，梁对法律“无知”（ignorance），有别于刻意不尊重法律，望纳入量刑起点考虑因素。陈庆伟质疑，梁认为戴耀廷“太温和”，才发起〈墨〉，又指梁较袁嘉蔚做得更多。李运腾其后称，部分参选人可能对法律无知、相信戴耀廷的“35+”合法论；但也有“死忠激进派”（diehard radical）、“极端分子”，不论有否《国安法》都会实行计划，违抗法律，后者并不适用于“对法律无知”观点。
彭又称，本案的颠覆行为“特别”，被告立意良好，希望以他们所认为的合法手段，使特首回应民意，而非为了一己私利或搞破坏。
控方在首批求情时，使用内地刑法诠释“首要份子”等概念，彭亦反驳称有违法律明确性（legal certainty）、可及性（accessibility），不利香港的市民及法律界理解条文，应沿用普通法原则。
庭上，彭归纳梁晃维亲友所写的求情信，提及他有爱心，会照顾流浪动物；并真诚、坚定地服务社区，包括加入大学学生会、区议会。彭希望法庭考虑其正面品格，略为减刑。
梁亦亲撰求情信，由彭耀鸿读出重点。梁称，还柙期间感到孤独、“迷茫”，明白自由可贵。他自觉“命运与香港深深连系”，表示这代年轻人常被戏称为“被诅咒的孩子”，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大事发生，包括沙士（SARS）、猪流感、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但他“从未对香港及香港人失去信心”，建设更美好香港是一生志向，将与香港“同甘共苦”。
郑达鸿、徐子见：角色“轻微”，属“其他参与者”
下午，前公民党郑达鸿求情，代表律师潘熙称他属“其他参与者”，倡量刑起点不多于3年。
潘熙不否认郑罪行严重，但称郑的角色相对轻微。在筹划阶段，郑曾提出反对，《国安法》后修改政纲，7月被选举主任 DQ 后，已不再有角色；12月，郑宣布退党，其后关闭社交平台，退出政治。李运腾问，是否指郑只是跟从公民党立场，潘同意。潘继指，涉案串谋不含暴力元素，郑的动机良好，只希望服务大众，不为金钱利益或出于愤怒，李官问是否指涉私利、愤怒等可加刑，潘确认。
陈仲衡后来质疑，郑被捕后不再用 Facebook 是否属保释条件，潘回应条件是不能用社交媒体危害国安，但郑目的是脱离政治。
他又称，戴耀廷、党内的资深法律人士均指初选不违法，郑自行研究相关法例，也认为不违法，反映郑没忽视严重性，因被误导才犯罪。
辩方呈上7封求情信，包括本人亲撰的信。潘说郑达鸿年仅36岁，修读法学专业证书、法学博士，曾任8年区议员，希望服务基层大众，盼法庭给予年轻人机会。
东区前议员徐子见由大律师黄雅斌代表。辩方透露，56岁的徐患有长期病；他近日离婚，父亲去年离世，有一名26岁儿子及89岁母亲。李运腾曾问，徐的身体状况会否有碍服刑，黄只说有皮肤问题，未有收到治疗不当的投诉。
黄雅斌指，徐子见从不激进，自2015年当选区议员，一直致力服务社区。不少求情信由街坊撰写，黄称徐子见身怀多项“技能”，如为长者修理家电、剪头发、教导少数族裔中文等，形容他是“做实事的人”（a man of action）；他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曾向长者解释疫苗好处，推广全民打针政策。
黄雅斌读出徐撰写的道歉信，称他明白罪行严重性，不会逃避罪责，并致以深切歉意。黄又提出，“积极参与者”和“其他参与者”分别在于“热切程度”（eagerness）。不同于当时有人制造参选压力，如“三不投”行动，徐子见作为无党派人士，应属“最低参与者”。
杨雪盈：属“其他参与者”，“愚昧”地以为初选合法
杨雪盈代表律师张耀良提出，杨属于“其他参与者”，称她没有政治联系。
辩方呈上32封来自亲友、同事、街坊等的求情信。张耀良摘录重点，指杨热心艺术、动物权益、环保，又帮助新移民等；其中一封由前南区议会主席司马文撰写，指二人理念相通，不为推翻政权，志在改善施政。香港艺术发展局前委员张秉权在信中说她“身在政治圈，随波而去”。张强调，没有求情信把杨塑造为政治人物（politician）。
随后，张提及杨雪盈父母的求情信，指杨出身基层，父亲是的士司机，母亲做低层工作，收入微薄，但二人皆支持及理解杨服务社区。杨此时望向旁听席及做口型。
杨雪盈亦亲撰道歉信，称没有激进行动，从无意图危害国安，单纯希望把动物保育、艺术等关心的议题带入议会，不知触犯《国安法》，因此误堕法网，自言“愚蠢”。
陈庆伟质问，法庭已裁定杨有危害国安意图，辩方是否不满裁决，称感觉张想上诉多于求情。李运腾问辩方是否想表达良好品格、动机，张耀良确认；陈仲衡则表明，不接受杨雪盈信中自称“从未试图危害政权”。
彭卓棋：求情指对法律无知，国安法实施前一直有爱国之举
彭卓棋于第二日求情，代表律师卢敏仪首先提出，《国安法》并非一般的法例，且没有经过公众咨询，需要一定时间理解。彭因对法律“无知”（ignorance），误以为移除政纲已足够保障自己不触犯《国安法》。她又指，彭误信错误的法律意见，以为初选并不违法。
李运腾指出，彭在后来的竞选照片做出抗议的动作（gesture of protest）。卢称动作是由摄影师所决定，陈庆伟随即发笑说“他才是老板！（He was the boss!）”指彭理应自行决定以何种形象示人。
卢续求情指，彭案发后任职基本法学生中心会长。李运腾问，是否代表彭有意悔改，或改过自身？辩方则指彭一直致力维护国家安全。李运腾随即质疑，彭先积极推动大湾区发展，而初选时言论极端，后又改变立场加入基本法基金，言行前后不一致，是“投机”表现。陈仲衡重申法庭不接受彭的言论是选举语言的解释。
卢引多封求情信回应，指彭在不同时期都爱国，希望服务香港和国家。李运腾质疑求情信所描写的彭的形象与裁决截然不同，难以明白。卢表示，内容是不能扭曲的真诚见解。
最后，卢再次强调彭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对青年创业和大湾区商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下一轮求情在7月5日，涉黄之锋、谭文豪、李嘉达、谭得志、胡志伟、施德来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