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就“反修例运动五周年”有系列报导，此前已刊登第一篇：反修例运动五年，9个改头换面的社运关键词。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最新报告6月17日刚出炉，显示香港大众对港媒的整体信任度较去年一下提升了十多个百分点，这个结果有些令人意外。
“英国那边也问我要怎么解读这个数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坐在办公室里，一如既往穿著白衬衫。他正在放大半年的学术假，在外地和香港之间来回。大办公桌上堆满了书、文件和杂物，我在他对面坐下，眼前是香港小说家张婉雯的散文集《参差杪》，他扫了一眼，尝试将东西挪一挪，不过几乎挪不动。
这份调查报告是由牛津大学统筹，共包括四十多个国家、地区，各地都使用同一份问卷，每年出一期报告。香港自2017年被纳入，李立峰、陈志敏、陈萱庭三位学者一直负责问卷在香港的翻译和更新，并撰写当年的传媒业重点事件与观察。
对他来说，牛津大学的项目像“义务帮一点手”，他自己正在进行的最主要的项目，是追踪研究2019年后香港新闻界的转变。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2021年中至2022年初，《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相继停止运作，前二者更被涉入国安案件。他和许多仍留在业内的记者做访谈，聊变化，并关注行业风险文化（risk culture）的建立与实践。
虽然在“放假”，但李立峰还在《明报》上定期发文，他擅长根据手上大大小小项目收集来的、做完就“被放著”的数据，做些有意思的观察和交叉分析，比如香港的新闻回避情况、香港人的新闻参与，也谈数码化下主流媒体的“危机”、垃圾征费的社会讨论等。今年2月他接受“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访问，彼时23条立法将至，他谈业界在应对上可能的挣扎与坚持。
讲到风险，外界常常联想到记者的自我审查。去年他出版大众读物《阅读新闻：专业价值和媒体批判》，在（现已关门的）见山书店介绍这本书，讲“要管理风险即是要冒险（take risk）”，而“审查”不是新闻工作者应对法律风险的唯一方式。
今年是反修例运动五周年、苹果消失三周年，六四三十五周年；立场案审完而不断延迟宣判，黎智英案则终于开审。继《国安法》后，“23条”也在今年正式立法，不过事先张扬的《假新闻法》暂不立法。端传媒和李立峰做了一次专访，谈这几年新闻与受众的关系、媒体与政治，以及行业生态变化。谈为了“坚持”二字，此刻新闻工作者的心态，与“不现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