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期间，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在年轻人中间引起热议的新词汇——“县城婆罗门”。
“婆罗门”源于印度将人划分等级的种姓制度，“县城婆罗门”则是寓意在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以地方上的家族关系网络为依托，享受各种优越生活的“地方势力”，或是说“地方上的特权阶层”。随着春节假期期间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返乡，这一词汇随之走红。
伴随这一词汇走红的是一句据称出自《水浒传》的诗词：“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贴文，其中主人公自称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回到老家，发现老家体制内亲戚消费力惊人，感慨大城市努力不如在小城市和县城依靠家族关系生活。
其中最走红网文章题为“北漂十年，输给了县城中产”。文中称“大城市的打工人为了省钱，都是晚上八点以后才去逛超市；县城的同龄人却加价找人代购盒马、山姆，入手两三千一件的衣服时眼睛眨都不眨。”（延伸阅读：《“我身边的位置都空了”，互联网裁员潮中的“幸存者”》）
该文随后被批评将“县城婆罗门”的生活当成了县城一般人的生活，从而产生了“县城人都过得比大城市人好”的错觉，而事实可能是县城里只有有关系有编制才能活得好。在另一篇题为“小镇贵妇、县城婆罗门和公务员米线”的文章中，作者称“这些心碎的大都市中产，拿自己比错了对象。他们只看到了哪些接管了父母人脉资产的县城婆罗门，却忘记了县城还有无数普通人⋯⋯也忘了北上广也有精英阶层，只是人家深宅大院，并不会给普通中产造成心灵震撼。”（延伸阅读：《谁是最“清白”的中国人？——出身论卷土重来，宗法社会还会远吗》）
随后，在微信公众号上涌现出了许多讨论“县城经济学”的文章。其中一篇总结道：“县城经济学就是人情经济学”，文章指，县城做生意就是要靠人情和关系才能有稳定客源，而体制内的编制身分或关系就是生意稳定的保证：“所谓的县城婆罗门，就是这样一批在小镇里通过非标服务卷出来的顶尖玩家。”
另一篇题为“为什么县城公务员那么香”的文章则指县城公务员“一是收入水平中等偏上；二是工作作息稳定强度不高；三是福利待遇好；四是权益保障完善；五是社会基础好；六是社会地位高。”文章还指“县城可以说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在当地做公务员一般可以结识到地方较为上层的人物⋯⋯如果本人有一定社会关系处理能力，那在本地而言，可以过得非常自在。”
许多分析认为，出现这样的阶层，和中国近年来的城镇化过程中财政不遗余力地支持县级行政单位有关。根据2022年的数据，中国大陆总共有2800余个县一级行政区，其平均人口规模约40万人左右。其中，位于西部等不发达地区的许多县级行政区呈现出较为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
网上的一些民间非正式估算认为，按照一个中等规模的50万人规模县城计算，需要财政支持的公职人员岗位约有1万个，大约“每50人中就会有一个公职人员”。（延伸阅读：《如何为人民服务？中国700万公务员的升迁法则》）
“县城婆罗门”和城市中产对比讨论的升温，和中国一线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趋缓、限制增多，在大城市有“出头天”越来越难的现象同步。北京等大城市在近年更是不遗余力“纾解人口”。2022年北京市的数据就显示北京市坚决执行了降低人口密度的上级要求：“2021年核心区常住人口为181.2万人，其中东城区70.8万人，西城区110.4万人，分别比2014年减少20.4万人和20.8万人。核心区常住人口密度由2014年的2.41万人/平方公里下降到2021年的1.96万人/平方公里。”
和大城市流动减缓同步，习近平时代的县城也相比之前受到了更多中央权力的垂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下，县委书记属于正处级干部，其任命权在各省省委。其上则是属于正厅局级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延伸阅读：《西部计划的尴尬时刻：没有理想全为上岸，“去西部就像开盲盒”》）
习在接班初期就显示出对“县委书记”群体的突出关注。习本人曾经在1983年到1985年之间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也在同时认识了其后一路成为其同事并做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无极县县委书记栗战书。
担任总书记三年后的2015年，习近平组织了一次对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表彰。这是1995年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举办类似活动。当时习近平在颁奖讲话中表示：“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
2020年，习近平再次表彰了一批县委书记。根据上海“澎湃新闻”2023年的一篇报导的统计，当时被表彰的103人中，至少有98人在两年后获得了新的职务，“绝大多数得到提拔重用，占比超过90%”，至少有14人升到厅局级，担任地级市党政“一把手”。
社会学家周雪光等人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的大量县委书记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会向上晋升，其余大部分会长期在地方区域中工作，从而形成小圈子、地域性的蜂窝状结构网络。随着习时代县委书记得到更大关注和提拔，县一级人脉网络和更高层人脉网络的打通，或为这一层面的“蜂窝结构网络”带来更大的体制内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