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幸咖啡烂手之痛”最近登上微博热搜榜，东方网记者的这篇卧底调查报道揭示了瑞幸咖啡在高速扩张过程中造成的劳工问题，特别是瑞幸门店大量使用所谓“长兼职”咖啡师，他们大部分是做五休二或者做六休一，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不超过200个工时，这种工作模式已经超出了“兼职”的定义，跟正式工无异，但实际上瑞幸并没有与这些咖啡师建立劳动关系，而是发明“长兼职”这种名词来降低雇佣成本和规避职业病维权风险。
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这或许是一种精明的人力资源策略，但是这种增加劳动市场灵活度的做法会产生预期之外的社会后果。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描述，从事兼职工作是批量制造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方式，随着服务业经济成为主流，兼职变成了一个粉饰太平的问题词汇，因为越来越多自愿或被迫做兼职的人，实际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原本预期或酬劳给付的时间。而且，兼职工作的增加掩盖了失业问题与低度就业问题，比如在德国被迫从事“迷你工作”（mini-jobs）的人不断增加，却制造了高就业率的假象。
中国的“临时工”
在劳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沦为“临时工”的风险，这是国家和企业有意为之，把工作不确定性转移给劳动者承担，进而制造越来越多不稳定的边缘人。
中国的问题要比德国严重得多，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的规模达到2亿人，撑起了“零工经济”新业态。这些人以劳务派遣工、日结工、学生工、外包工、独立承包商等名目繁多的身份，成为打工人中的二等公民。相比于有“编制”的正式工，这些人的工作显得很有“弹性”，这包含多种面向，比如企业可以根据用工需求的变化，适时降低工资；可以轻易裁员而无需付出代价；可以在内部调动员工职位，改变工作结构，并将反对力量与成本降到最低；可以轻松降低员工的技能需求。
这些弹性来源于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扩散到世界，它存在的托词是为了留住投资与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其本质是系统性地降低劳动者的生活安全，因此追求弹性是推动不稳定劳动者数量增长的直接原因。劳动弹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使用更多的临时劳工，他们的成本具有优势，工资较低，享有的企业福利较少，因而企业可以快速改变雇佣策略来适应环境。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临时工往往是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背最黑的锅，成为正规部门推诿卸责的替罪羊。
在劳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沦为“临时工”的风险，这是国家和企业有意为之，把工作不确定性转移给劳动者承担，进而制造越来越多不稳定的边缘人。早在十多年前，国企就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员工，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把职校学生当成重要的劳工来源，这些现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更多人在失去稳定的工作，开始以不稳定的收入维生，三和大神“干一天、玩三天”就是劳动市场恶化的真实的写照。而且，大神现象扩散到全国，不仅在深圳，北京、苏州、广州、郑州、杭州、武汉等主要城市都出现集中的日结工市场，为零工们提供最辛苦和低端的临时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