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臨時工」提供服務的社會：中國勞動就業的不穩定化及其後果

「瑞幸咖啡爛手之痛」最近登上微博熱搜榜，東方網記者的這篇臥底調查報道揭示了瑞幸咖啡在高速擴張過程中造成的勞工問題，特別是瑞幸門店大量使用所謂「長兼職」咖啡師，他們大部分是做五休二或者做六休一，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不超過200個工時，這種工作模式已經超出了「兼職」的定義，跟正式工無異，但實際上瑞幸並沒有與這些咖啡師建立勞動關係，而是發明「長兼職」這種名詞來降低僱傭成本和規避職業病維權風險。

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說，這或許是一種精明的人力資源策略，但是這種增加勞動市場靈活度的做法會產生預期之外的社會後果。按照英國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描述，從事兼職工作是批量製造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主要方式，隨着服務業經濟成為主流，兼職變成了一個粉飾太平的問題詞彙，因為越來越多自願或被迫做兼職的人，實際的工作時間都超過原本預期或酬勞給付的時間。而且，兼職工作的增加掩蓋了失業問題與低度就業問題，比如在德國被迫從事「迷你工作」（mini-jobs）的人不斷增加，卻製造了高就業率的假象。

中國的「臨時工」

在勞動市場上，每個人都有淪為「臨時工」的風險，這是國家和企業有意為之，把工作不確定性轉移給勞動者承擔，進而製造越來越多不穩定的邊緣人。

中國的問題要比德國嚴重得多，按照官方的說法，中國靈活就業人口的規模達到2億人，撐起了「零工經濟」新業態。這些人以勞務派遣工、日結工、學生工、外包工、獨立承包商等名目繁多的身份，成為打工人中的二等公民。相比於有「編制」的正式工，這些人的工作顯得很有「彈性」，這包含多種面向，比如企業可以根據用工需求的變化，適時降低工資；可以輕易裁員而無需付出代價；可以在內部調動員工職位，改變工作結構，並將反對力量與成本降到最低；可以輕鬆降低員工的技能需求。

這些彈性來源於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議程，並隨着全球化的發展擴散到世界，它存在的託詞是為了留住投資與工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其本質是系統性地降低勞動者的生活安全，因此追求彈性是推動不穩定勞動者數量增長的直接原因。勞動彈性的特徵之一就是使用更多的臨時勞工，他們的成本具有優勢，工資較低，享有的企業福利較少，因而企業可以快速改變僱傭策略來適應環境。在中國的輿論場上臨時工往往是幹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錢，背最黑的鍋，成為正規部門推諉卸責的替罪羊。

在勞動市場上，每個人都有淪為「臨時工」的風險，這是國家和企業有意為之，把工作不確定性轉移給勞動者承擔，進而製造越來越多不穩定的邊緣人。早在十多年前，國企就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員工，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把職校學生當成重要的勞工來源，這些現象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更多人在失去穩定的工作，開始以不穩定的收入維生，三和大神「幹一天、玩三天」就是勞動市場惡化的真實的寫照。而且，大神現象擴散到全國，不僅在深圳，北京、蘇州、廣州、鄭州、杭州、武漢等主要城市都出現集中的日結工市場，為零工們提供最辛苦和低端的臨時崗位。

不穩定性也開始沿着階級結構向上蔓延，比如互聯網大廠的白領工作使用外包員工和實習生的比重提高，而且35歲到齡「畢業」成為行業默認的「規則」；高校「青椒」的工作狀況同樣在惡化，學術官僚把高學歷研究者綁在績效主義的戰車上衝鋒，模仿國外大學的「非升即走」制度淪為學校收割高級韭菜的鐮刀，每個職稱都設立準聘期，讓不穩定工作的年限從3年延長到6年，最高可達12年，達不到晉升標準只有離開。

穩定工作的稀缺

不穩定性在全社會的蔓延，讓各個階層的勞動者的處境更糟，只能不斷內卷，在彈性中求生存，一旦遭遇失敗，產生的影響對個人和社會都是負面。

長時間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會讓人產生挫折感，這些工作完全無法透過有意義的結構或網絡讓人建立人際信任關係，似乎也無法追求有意義的人生，因為職業生涯難以發展，不能滿足對工作的期待，因而只能開始自我剝削，為了幻想中的向上流動而付出更多的勞動。但實際情況是不穩定性可能會貫穿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讓人無法去追求有意義的人生，持續不斷的疲憊感與相對剝奪感催生了焦慮與絕望的情緒，只要一個小失敗或厄運就能讓人滑落懸崖，失去微薄的尊嚴。

正是因為害怕這樣充滿壓力又沒有安全感的境況，準備進入勞動市場的打工人對穩定的工作越發執着起來，很多大學生把就業目標轉向「鐵飯碗」，考上編制才算解脫，因此參加中國國家公務員考試的人數每年都在攀升，2024年更是首次突破300萬，平均約77人競爭一個崗位。如此激烈的競爭讓人飽受壓力，因為太害怕失去了。即使闖過獨木橋考上編制，也不一定能匹配到跟自己的興趣、能力相一致的崗位，這樣下去只會在枯燥無味但穩定的工作中蹉跎。而且，有編制的穩定工作本身往往是不創造價值的，隨着財政危機的蔓延，這類所謂的好工作往往隨着經濟狀況的惡化而變得雞肋。

不穩定性在全社會的蔓延，讓各個階層的勞動者的處境更糟，只能不斷內卷，在彈性中求生存，一旦遭遇失敗，產生的影響對個人和社會都是負面。一方面很容易讓人失去目標，另一方面也損害社會的團結系統。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就業不穩定、職位無法長期存在、勞動保障極少，這樣的局面已經是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因為在服務業經濟中，企業的勞動力需求波動加大，必然使用臨時工，企業可以要求他們更加努力，勞動強度更大，而且臨時合約更方便註明短工時的需求，比如淡季時工資隨着工時縮短而降低，臨時工業更容易用恐懼來管理。如果他們沒有順利完成要求，就可以直接開除，成本很小，也不會引起什麼麻煩。

隨着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國家和企業逐步放棄提供更多長期穩定工作以及相關配套福利措施。在不穩定的工作狀態下，歸屬感與信任都變得脆弱，導致越來越多大衆陷入異化、失序、焦慮的狀態中，並且容易憤怒，這是危險的徵兆，會衍生出各種社會問題。從理論回歸現實，當下中國勞動市場的狀況正在大規模地製造不穩定性，它所產生的社會後果也在快速顯現。

不穩定勞動的後果

就中國經濟的現狀而言，不穩定勞動僱傭的擴大化在表面上維持低質量就業，但深層次的矛盾會在某個時刻或因某個事件而爆發。

在傳統制造業經濟中，企業逐漸放棄正式的勞動用工，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小時工、學生工成為生產線上的主流，他們作為商品被不同的勞務中介轉手倒賣，最終進入生產車間時並不知道誰是真正的老闆，發生勞動糾紛後難以通過勞動關係來依法維權。在平台經濟中，這樣的情況同樣發生，為了維持較低的人力成本，平台通過成本與風險的轉移設計，讓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成為獨立承包商，而避免建立任何形式的勞動僱傭關係，導致騎手和司機看起來是從事一份自由的工作，但不安全感會如影隨形。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由臨時工提供服務的社會中，瑞幸咖啡師、互聯網大廠外包、外賣騎手、地鐵安檢員、銀行客服、工廠學生工、輔警等等。從理論上說，用人單位把員工作「核心-邊緣」的二元劃分是正常的，兩者的比例要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但在現實中，這樣的比例嚴重失調，核心工人成為極少數人的特權，而邊緣工人成為主流，支撐着業務和服務的運轉，企業從短期利益出發，通過不穩定的勞動僱傭來增加彈性，它所產生的社會後果前文已經在理論上進行闡述。而就中國經濟的現狀而言，不穩定勞動僱傭的擴大化在表面上維持低質量就業，但深層次的矛盾會在某個時刻或因某個事件而爆發，對個人和社會來說都非吉兆。

斯坦丁說中國是史上最資本主義的大型經濟體，秦暉說中國模式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不認為有什麼優越性。但是正是通過這種新自由主義式自我剝削，中國經濟看似創造了奇蹟，最新的案例就是以拼多多和Temu為代表的廉價商品平台，成為中國和世界市場的主要佔領者。但這個事實的背後是商品鏈的各個環節都在將勞動不穩定化，拼多多作為新興大廠是以沒有人性出名的，各種程序員、外包在996、007後猝死的案例，可以說它的競爭力是員工用血和命蓋起來的。而為拼多多提供產品的中小商家，它的生產和物流過程中無不充斥着各種類型的臨時工，日結工。

這種極致的不穩定性讓經濟發展陷入某種成癮狀態，企業變得更想「輕裝前行」，而勞工則揹負更多壓力，安全性降低，更難享受到工作的趣味，反而產生心理抽離。特別是在中國經濟不景氣的時代，拉動增長的房地產和出口製造業都遭遇嚴重的問題，增加彈性成為政府和企業走出困境的救命稻草，處於邊緣地位的臨時工往往成為最早一批被「甩包袱」的群體，這會加劇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企單位雖然效率低，但是它在一定範圍內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了城市居民就業和生活的穩定，但是現在的「國進民退」不但妨礙了新就業崗位的創造，而且擴張中的國企已經無法提供原來的那種穩定性福利，反而會通過勞務派遣和外包制度來轉嫁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考國企的編制就如夢幻泡影，其他類型的編制也是同理，擠破頭去考公考編，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在體制的邊緣成為臨時工，而且當財政危機來臨時，降薪縮編的衝擊會首先落在邊緣人頭上。

勞動就業問題已經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在後新冠疫情時代，經濟復甦並沒有出現，反而出現了資本撤退潮，這加劇了勞動就業問題，失業率屢創新高。自統計局停止發布青年失業數據以來，觀察者彷彿進入一個黑箱，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政策制定者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並不能掩蓋勞動者本身的感知，就業難讓每個人都去追求安全的工作，但事實上現在已經沒有太穩定的工作了，這既是全球性的趨勢，又在中國特別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絕大部分的不穩定勞動者都生活在恐懼與不安全感下，四處流動，無人領導，燃燒着潛在的怒火，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民粹主義者煽動，演化出更深的社會或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