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我透过香港“BNO签证”启程前往伦敦，因为打算长远定居，出门时，个人行装反而尽量清简轻便，因为大部分的身外物都可以重新添置——最大的烦恼反倒是如何处理一屋藏书。我在伦敦首数年的日子，都会修读博士，研究的题目是关于香港独立出版文化，因此家中的书籍不单是消闲读物，也是重要的研究素材。
我为家中藏书整理了一份目录，发现有大概300本书籍和小志，挣扎良久，最终决定一一运往英国。我和一位朋友花了一星期，把书籍分类、入箱，然后搬到附近的邮局，寄往学校宿舍，当时邮费大约8000港元，比Covid-19期间的英航单程机票昂贵得多，但这笔钱还是必须要花。
在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这波浩瀚的移民潮卷走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物件和知识载体——有很多香港人和我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的书本搭乘货柜，越洋到英伦各处。
随货柜漂流到英伦的书本
曝光率较高的例子，有前考试及评核局评核发展部经理杨颖宇，他在2020年卷入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争议，同年辞职，翌年移英。当我“只是”运送300本书时，他藏书数目足足多达300箱，估计数量过万。
杨颖宇作为历史博士，依然活跃于公共写作，藏书是他重要的研究素材，同时也是个人成长轨迹的重要部分。当他提到中四、五到湾仔华风书局买书的往事，以及家中重要珍藏，如中国国际法学家王铁崖主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总是难掩兴奋之情。他回忆，“三联（书店）在1986、87年期间，经常搞特价卖书。当中有很多义和团、历史资料汇编那些，我都买了一大堆。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买一直买 ，越买越多。到现在，我一本都没扔过，都运过来英国。”当决定移民，自然要思考如何处理藏书，他在家人支持下，“基本上我是没有断舍离的，我是全部运过来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