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当局加大了在国内的镇压力度。
开战后不久，《行政违法法典》（KoAP）和《刑法典》中就写入了“抹黑罪”和“造谣罪”。前者通常用于各种比较“温和”的反战立场表达，如将“特别军事行动”称为“战争”、在街头举白纸、涂乌克兰国旗色指甲油，其通常的处罚方式为罚款（但再犯则需以刑法处置）。后者针对的则是违背俄官方战争叙事的发言，尤其是讲述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各种战争罪行。“造谣罪”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
根据俄维权组织“警局消息”（OVD-Info）的统计，从开战到今年8月，共记录了7683起“抹黑”案例，663起反战相关的刑事立案（除了“造谣罪”和“抹黑罪”再犯外，还包括“为恐怖主义正名”、“故意破坏公物”等罪名），其中2023年8月两者分别增加了149和29例。两者的数量都呈稳步下降趋势。
但是，根据政治观察平台Re:Russia的分析，对反战者判决的严酷程度正在迅速上升——判处实际刑期的判决数量和刑期长度呈增长态势：2022年上半年，被判处实际刑期者的平均刑期为2年，下半年为3年，而到2023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已增长到5年多。这些法律的出台和执行大大压抑了俄罗斯的言论自由空间，剥夺了占据人口相当比例的反战者公开发声的可能。（延伸阅读：《纽带的重建：俄罗斯流亡独立媒体如何在致命打击后生存与复苏》）
然而俄罗斯当局并不满足于此——叛国罪的强化开始把沉默的普通俄罗斯人逐渐推向镇压机器。（延伸阅读：《战争与责任对谈（上）：俄罗斯普通人应该对俄乌战争负有责任吗？》）
俄联邦刑法中的叛国罪直接脱胎于苏俄刑法中令人胆寒的“第58条”反革命罪中关于“背叛祖国”的条款——这是臭名昭著的斯大林“大清洗”的象征。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的统计，自苏联建立到斯大林死亡，近378万人因触犯“第58条”被判刑，其中64万余人被处决。
比起自己的前身，当代俄罗斯的叛国罪显得“温和”得多。它主要惩罚的是将国家机密转交给外国组织或个人的行为。除此之外，它还包括一个战前从未使用过的帮助外国组织获取俄罗斯国安信息的“沉睡条款”。尽管如此，触犯叛国罪面临的刑期仍高达12—20年，在杀人罪平均获刑七年半的俄罗斯，仍属极端严酷。
此外，叛国罪与由内务部（MVD）或刑侦委员会（SK）负责调查的其他反战罪名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差异：其调查由联邦安全局（FSB）进行且调查过程完全保密，仅由安全局定期选择性发布一些片段式的统计数字和案情，这使得媒体监督、维权组织介入变得几乎不可能，因而天然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温床。（延伸阅读：《普京治国：“廷臣”与秘密警察的非正式权力网络》）
2022年，一些叛国罪案件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高度关注。首先是从夏天起，数名新西伯利亚高龄资深物理学家被以叛国罪陆续逮捕，尤其震惊舆论的是罹患终末期胰腺癌的光学专家科尔克（Dmitri Kolker）被从临终关怀医院强行押往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莫斯科列福尔托沃（Lefortovo）看守所，两天后在那里去世。
这些科学家常被控在与中国、伊朗等“友好国家”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泄露“国家机密”。维权人士指出，在这些案件中，所谓被泄露的“机密”通常都是开源信息，但由于俄罗斯的国家机密清单本身属于国家机密，这便给了FSB极大的“弹性”操作空间。
如果说这些案件更像是战前俄罗斯内部镇压加速的延续，而非战争的直接结果，那么2022年6月叛国罪的修订则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修订后，叛国罪中被加入了“投敌”与“资敌”的条款，而刑期上限则从20年调整到终身监禁。更重要的是，此前叛国罪只能由莫斯科的FSB调查员进行，因此立案数量有限，而2022年底，FSB开始允许地方分局独立调查叛国案件。由于调查叛国案被认为是FSB系统内的快速升迁通道，因此可想而知，放权迅速导致这一刑法典中处罚最严重的罪行变成“口袋罪”。
根据8月初俄独立媒体“寒冷”网发布的调查，今年前7个月内俄罗斯的叛国罪立案数就多达82起，而2022年全年仅立案20起。根据专攻叛国案的维权组织“第一局”律师斯米尔诺夫（Evgeni Smirnov）推断，由于叛国罪的保密性质，真实数字很可能是公布数字的两倍。按照这一推测，2023年全年的叛国罪立案数很有可能会达到250起，已远超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镇压水平。
此外，FSB的叛国罪办案速度也迅速提升。过去一起叛国罪通常需要数年的调查时间，而如今只需几个月。一些案件的调查甚至出现了“传送带”特征——材料都一样，只需改写一下被告的姓名即可。
俄罗斯独立媒体近期的报道中已经披露了不少叛国罪的“量产”模式——在国境关口随机拦下出境者查验手机，一旦发现当事人关注了“自由俄罗斯军团”、“俄罗斯志愿军”等为乌克兰而战的俄罗斯军事组织的页面，或发现他发表过支持乌克兰的私信，就可以将其出境目的解释成企图投敌作战。
有时FSB特工甚至会潜伏在聊天群组寻找支持乌克兰的人士，随后假装乌克兰情报人员，以“钓鱼执法”的形式诱骗当事人拍摄军事目标，或前去参加“自由俄罗斯军团”，随后在约定地点将其抓获。
FSB时常会发布一些关于这类案件的含糊其辞的案情通报，但从不会明确表明红线在何处。斯米尔诺夫认为，这是在刻意对社会制造悬念，让人们不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长此以往，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定：为保险起见，还是不接触任何非官方信息来源为好。（延伸阅读：《失去糖的生活、被普京捆绑一切，俄罗斯“为什么还没有发生革命？”》）
2023年以来，叛国罪的受害者通常并非积极活动人士，很少进行公开的反战表达，结果仅仅因为一次“错误的”点赞或关注了“错误的”页面就面临十几年牢狱之灾。在“抹黑罪”和“造谣罪”清除了发声的反战者后，俄当局开始动用叛国罪镇压沉默的反战者。
但也有明知危险仍奋不顾身的勇者。著名反对派政治家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在战争开始后来到多个欧美国家，在议会发表反战演讲，并为各国提供制裁俄罗斯官员的建议。
尽管明知回国后面临的危险，他仍毅然选择回国，不久后即被逮捕。卡拉穆尔扎被控造谣罪、与“不受欢迎组织”合作罪，以及叛国罪——当局为他特别启用了前文提及的从未使用过的“沉睡条款”。2023年4月10日，卡拉穆尔扎被判处25年监禁。
卡拉穆尔扎在庭审的最后陈词中表示：“我知道对我的判决。……这就是如今在俄罗斯不沉默的代价。但我也知道，总有一天，笼罩在我们国家上空的黑暗会消散。到那时，黑将被称为黑，白将被称为白，官方会承认二二得四，战争会被称为战争。这一天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就像春天取代最寒冷的冬天。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将会睁开眼睛，对以其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震惊。……
即使在今天，即使在笼罩我们的黑暗中，即使坐在这个牢笼里，我仍然爱我的国家，我相信我们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