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天，战争冲突、族群撕裂、剥削压制和流离失所在如今资本全球化、父权制度和威权国家的共同裁制的世界中被不断制造出来。“历史终结”后全球一体化的愿景仅持续了三十年，我们重又见证二十世纪冷战的复归；比起旧日的阵营，今天不再有主义之争，政治光谱的参照系被击溃，政党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渐失效，随之而来的是仅受地缘政治逻辑驱动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和“比烂主义”（WhatAboutism）。
“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是端传媒的一个系列报导，受到提倡另类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这句口号的启发——“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废墟之中，我们会纪录那些试图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尝试。这个系列将持续关注从全球化矩阵上不同的边缘位置中诞生，自下而上对抗新自由主义、威权国家与父权制的社会运动、替代性实践，以及其中的抵抗技术与愿景。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今年春夏之交在不可抗力下关闭，它是全国唯一一家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工艺博物馆，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开放，这15年来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两代农民工的历史。它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也一度成为“新工人文化”的诞生地，在最繁荣的时期，那里有著多种多样瞩目的“赋权”实践和“社区营造”活动，高校老师与学者向工人授课的“工人文学小组”、为流动儿童开设的“同心实验学校”、合作社性质的“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春晚、新工人乐团⋯⋯然而，在多重政治压力下，强调“新工人文化”而“劳工权利”的实践方向，也为其带来了很多困境。本期“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我们邀请了曾经的皮村打工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述他在那里的历练与纠葛。
接下来我想讲讲我在皮村认识的几位朋友。他们当中有的是需要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外打工的女性打工者，有的是遭遇欠薪需要获得协助的工友，还有的是和我年纪相仿、从小随父母在城边村长大的年轻工人。我希望通过分享这些朋友的故事，可以帮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时城边村打工者的生存境遇。
我的老乡：食堂女工J
直到今天，我还时常和身边的朋友说起，贫困的工作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职里”，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当然，这些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工时长、工资低，仍然与工作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有关。但是，单一地强调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对于贫困的女性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她们原本就没有留在家中的资格。
首先要讲的这位是来自机构食堂的姐姐J。尽管皮村拥有号称汇聚了五湖四海平价美食的餐饮一条街，但机构仍然为员工和志愿者提供了三餐。而三餐就是由J来负责的。从采购、加工、烹饪到清洁，十几二十人的伙食全由J一人承担，也不是一个轻松活儿。而由于预算有限，我们吃到的大多数时候也是土豆、茄子、豆角、西红柿一类的常见北方蔬菜，荤是很少的。若是哪天食堂桌上有一锅猪肉炖粉条，或是土豆鸡块，那便是开了荤了。至于口味，常是咸辣口。不过由于机构里大多还是北方人，也吃不得太辣，因而J不会按照老家的做法放大把辣子。我那时由于周中偶尔埋头工作，到了周末则起太晚，容易错过饭点，因而常有赶不上好菜的时候。J出于好心，会提醒我哪天开荤，早点去吃。现在想起来，我那会儿也确实忒刻苦了。不过也正因为常常迟到，我有机会和J在食堂扯闲天。有时大家都吃干抹净了，闷热的食堂里就剩我和J还在聊家乡，聊家人，聊未来的打算。
J是一个爽朗干练的女性，三十岁出头，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头染成棕黄的长发常是扎着马尾辫，说话有挺重的南方口音，又保持着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可以说很有特点。平日里逢人常是喜笑颜开，但同我这个老乡说话时却偶尔透露出一点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她是跟着农村的老公一起到北京来打工的，老公和姐夫都在皮村北边的厂子里干活。老公好像是木工，姐夫则是电工。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每到暑假便过来陪着爸妈。上学时候则要回老家去。姐姐很活泼开朗，应该是随J的性子。弟弟反而文静。每当聊起老家，孩子们都会挺激动。听姐姐的描述，老家在大湖的边上，视野开阔，一年种两季水稻，每到雨季的时候，水汽氤氲。村子里还有许多树，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每每问起孩子是愿意呆在老家还是北京，他们还是答要待在北京。毕竟是父母待着的地方。而他们一年也只有寒暑假的时间可以和父母待在一起，其它时候则是奶奶照看着。至于为什么选择来北京，我自然也问过J。J说，并不是说老家附近的城市就没有工作。但在老家工厂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只能拿一千多。而丈夫也只能拿三四千。但是在北京，收入是老家的两倍以上。对于他们这样出身农村的家庭来说，是找不到更好的赚钱机会的。“现在什么都要花钱，两个孩子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J常常这么说。随着第二年皮村房租的上涨，J明显变得焦虑起来。那时，皮村由于周边村子的拆迁，更多打工者涌入，房东似乎集体涨了房租。一个十五平米的单间也要从八九百块涨到一千五。这让J感叹真正能存下来的钱越来越少了。
J的担忧应该也是许多皮村打工者女性的担忧。那时，由于和在博物馆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交情深，我熟识了一些家长。其中一位姐姐，兴许是日夜操劳，三十来岁的年纪，头发已显得有些稀疏，黑眼圈总是很浓重。他的小儿子常跟着我上街去发传单，因而我能和她多说上几句话。只是，她的闲工夫并不多。相比于J，她的丈夫并不能拿每月八九千的工资。为了补贴开支，她不得不同时打两份工。白天在一家药厂做包装，夜里则到另一家服装小作坊去车线。小儿子一个人上学放学，晚餐经常是自己煮的方便面。即便是节假日，他也很难得到父母的陪伴。这样同时打几份工的女性在皮村也并不少。直到今天，我还时常和身边的朋友说起，贫困的工作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职里”，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当然，这些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工时长、工资低，仍然与工作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有关。但是，单一地强调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对于贫困的女性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她们原本就没有留在家中的资格。受到阶级出身、教育背景的影响，许多贫困女性也很难有机会去参与所谓的“就业培训”，转行做更有职业前景的工作。为了改善这些女性的境遇，不是应该尝试改变这些工作本身的恶劣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