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底一位民进党前党工在社群网站上公开发文，指出自己于民进党工作期间遭到外部合作厂商性骚扰，和主管申诉后却未能受到妥善处置起，MeToo的浪潮似乎终于来到了台湾。
从政治、学术、媒体、文化、演艺到社运界，各个产业几乎都有女性（及部分男性）现身，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害经验。他们多半将这些经历隐藏在心中多年，因为各种担心——无人相信、遭遇报复、影响个人工作发展、破坏所在组织或团体的情谊、自己反倒深陷污名——而不敢、不愿说出来，直到台湾社会终于隐隐打造出了一种氛围，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故事值得、应该被诉说，也可能、可以被倾听、被相信。而随著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鼓励，愿意分享自身经验，我们也才终于得以看见，台湾女性的真实生活样貌。
他们陈述的方式与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选择隐去姓名细节，有些人则采以“直球对决”，有些事件较为近期，有些则可称得上年代久远。这些事件所涉及的伤害样态也不尽相同，有些是语言上的性暗示，间或伴随著威逼和恫吓，有些则是不恰当、违反当事人意愿的肢体接触。两造所处的情境，以及双方关系也都包含了各种异质性。
这些异质性一方面让我们意识到性别暴力之复杂度，尤其是受害者的样貌如此多元。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一些提问，有些和性别暴力的基本概念相关，例如类似于“这没什么吧？这样子也算性骚扰？”的评论，另一些则关乎到体制层面的问题，比方说这些不同样态的性骚扰背后，是否有共同的环境与结构成因？而面对不同样态、程度的行为，我们应该给予同样的反应和惩罚吗？我们又应该如何区分、判定不同事件之间的严重性，例如：摸一把就比强吻不严重吗？
在越来越多受害者发声后，我们也看见两种新的现象。其中之一是除了受害者本人的陈述以外，有些人则以“旁观者”的身份出面，表示自己身处的环境也有类似的权势男性，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地位和权力，对身边的女性进行程度不等的性骚扰、胁迫等。他们或许得知了身边尚未准备好现身的友人的亲身故事，或许是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经常“有所耳闻”，因此在此波MeToo风潮中，决定也做一个揭发者。
另一种现象则更为常见，是担忧这样的网路“控诉”风潮难以被证实，最后却可能造成被控诉者的严重后果，如社会性死亡或是被“取消”等。
因为包括性骚扰与性侵害在内的性别暴力经常发生在隐密、私人的环境中，且现场只有两造双方，在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情没有纪录，也难以被证实，因而产生了所谓“他说／她说”（he said/she said）的情境，也为这类事件的后续司法路径与正义之取得增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