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三个没有维园烛光的年头，而维园球场改被“家乡市集”庆回归使用，社会面气氛淡静。但昨日，警方从下午起已开始严防布阵，并在晚上以“具煽动意图”及“扰乱公众秩序”罪拘捕四名在街头悼念六四人士，包括行为艺术家陈美彤、陈式森、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刘家仪及支联会义工关振邦。端传媒今年制作专题“六四34年”，从学理角度谈公共记忆会否断代、讲述私人记忆，海外悼念，本篇则讨论当下各地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也常觉得追不上崩坏的速度。
“集体记忆”的最早正式提出者、社会学家 Maurice Halbwachs，形容如果个人拥有某种共同的记忆，是因为经过时间和文化制度等的洗炼，深入了某个群体的生活历程，而承认了某个记忆的群体化。它是集体性的结果。Maurice 也提供了一种开放的价值取向，即集体记忆并非一个确定、标准、不变的概念，而是动态的，具备当下性。
当人们提起六四在当代的纪念，几个自然产生的疑问，与Maurice的框架不谋而合：都过去34年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反复提起？这些纪念所服务的个人或集体的情感、政治动机，是什么？这一问题在过去香港维园晚会的参与人数上也有所反映：纪念不是恒定不变的，有人多的年头，也有人少的年头，和当年的社会气氛、社会事件都有关系。
集体记忆的建构也离不开公共论述、呈现，仰赖制度化的纪念条件。而这一切正在近两年迅猛消失。不过，如果我们留意中国社会对六四的记忆，会发现它虽然不完整、简化，但还没有彻底断代。香港公共记忆的空间毫不乐观，但人们依然关注“悼念”何时“有罪”，也寻找私密地方自己纪念。不过，虽然台湾有纪念六四的条件，但六四不在当地主流的政治议程里。
这些问题既提醒我们去了解集体记忆的建构和留存，也提醒我们几个重要的政治现实：中、港、台虽然有过共同的历史，但多年政经变迁下，当代的政治关怀和语境天差地别；这也导致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情感不一样，可能是悲剧性的，知识性的，也有可能是局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