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左右，我在北京大学二教的教室上课，路过乌央乌央的一群人。我问同学，这是有什么活动吗？同学跟我说：“这是戴爷在讲课呢！”（尽管她本人十分不喜欢这个男性化的称呼，但在如今的社交媒体评论中仍然常见这个叫法）。十年前，她的通选课就如此火爆，太难抢，令我直接放弃在系统内选她的课。我凭借着起得早占座，去旁听她的影片赏析。我在那个教室角落，曾有过许多汗毛竖起、被她感染的觉醒时刻。在我早期的学生时代，她是我的启蒙者和偶像。我要是说我没有受益，那绝对是撒谎。
在我的印象里，戴锦华从未离开过人群的拥簇。彼时是学生的前呼后拥，如今，是社交媒体视频中弹幕的围绕。但是当戴老师在立场向来偏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察者网媒体矩阵批评都市青年和中产文化的时候；当她在视频里批评张爱玲龙应台的作品不值一提，是因为她们分别是美国某机构雇佣写手和台湾文化部长的时候；当她在上野千鹤子对谈中称“市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甚至讲述了东北妇女主任的故事以论证“女性整体是社会主义历史受益的群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与昔日的老师告别了。在观点上，与曾经很崇拜的老师分道扬镳，以前总觉得不太有底气，现在则有了一种决绝的急迫。
反思戴锦华并非易事。我的朋友圈就有许多她的门生和粉丝，而我勉强地、一厢情愿地自称学生，却从未与她有过真正的交集。我社交媒体上小范围的批评，让我成为另一些人眼中“不够格的学生”。有人跟我说，她作为体制内学者，有难言之隐。另有人说，能放出来的言论、片段和媒体文章，都是删减、编辑过的，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和完整观点。还有人说，戴老师的动机和本意并非如此，只是怪大环境让她无法真正地、充分地表达。更有人说：如果她说了不该说的，她就永远不能说了。
不能直接批评房间里的大象，也不意味着让猴子李代桃僵。不能直截了当地做反抗性意见的表达，不意味着要大力支持，更不是戴锦华把造成中国社会不公的责任都转嫁给那些她能够批评的对象的理由。尤其是在同时覆盖性别、阶级、民族、国别的话题中，戴锦华一边以女性主义者的姿态抨击父权制，同时大力批评中产、资本、全球化等，前后不一致地矛盾地嫁接着社会不公的根源，错置了议题的批判对象。她言辞上的模糊性虽然往往被解读成一种因言论审查而形成难言之隐，但实际上帮助她跳过了公共辩论中的逻辑推演和实证过程，更为她的保守倾向、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认同，带来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而她因女性主义者获得的支持又放大了她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
本文面对的是作为文本的“戴锦华”，而非其个人。“戴锦华热”是一个客观现象，它对当下中国的女权主义意味着什么，当然也要考虑到舆论环境、言论和学术审查，知识分子在如今社会扮演的角色，网络传播的效果等各方因素。她的著作或许可以更为全面地展示她的看法，但她流行于网络被流量推送的视频，在如今的大众主流文化中，显然更有影响力，更能说明她的哪些只言片语引起公众的兴趣和流量的青睐，为主流舆论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