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Kyrie请假，没能陪同患有脑性麻痺的李珮亭上课。李珮亭在另一名个人助理协助下，却不慎在便利商店的下坡处摔倒；尿布也没包妥，她只能憋尿，回到家，因为憋尿导致发烧到39度。她曾多次向该个人助理反应，却无法得到妥适的协助，“我不敢怪她，只能怪自己，就是我没有能力才会这样；但脑麻协会的老师告诉我，不是我的错，我已经很努力了。”
23岁的李珮亭遭遇到的情况并非特例，身心障碍者因身体的障碍，无法靠一己之力完成生活日常琐事。而在12年前，台湾将障碍者的“自立生活”列入法规中，鼓励障碍者，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并透过个人助理让障碍者完成他们身为公民的社会角色。
不过，十多年下来，障碍者认为制度仍有窒碍难行之处。李珮亭说自己有时候感觉活得不像一个人，“活著，却又好像死了”。她认为，政府设有自立生活的制度，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在自立生活规划中要维持公民角色，去上课、参加活动，但政府却规定个人助理不能协助完成我生理必须的事情。她问：“一个人在没办法满足生理之前，谈何公民角色？”
个人助理
在谈论自立生活时，仍可见到障碍者被社会重重障碍。障碍者需先提交一份自立生活计划书，这份计划书被障碍者戏称为“圆梦计划”，障碍者需要在计划中赋予生活目标与意义。
同时，障碍者也要厘清自身符合哪些条件，透过哪个部会局处来申请个人助理（编按：目前个人助理服务，分别有归属于卫福部的个人助理服务，教育部的身心障碍学生助理，及劳动部的职场人力协助。要视障碍者符合三项中的哪一项才能申请个人助理）。当障碍者克服前面的难关后，又将面临与个人助理的磨合，像是双方对于自立生活认知不同，个人助理服务内容的规范跨县市又不一样，这些将导致双方在合作时产生认知落差。
2022年下半年，立法院审查《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欲调整照护机构的办法，却缺乏部分障碍者最迫切期待修法的内容——个人助理有关的立法——这也引起民间团体、学者质疑修法违反《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CRPD）的审查建议“将资源从机构转移到社区与个人协助”。在本会期持续修法同时，端传媒采访了三对障碍者与他们的协助者，从他们的日常，看见他们的需求。
自立生活：障碍者掌握、决定自己想过的生活
在许多国家，按照传统，家庭必须“照顾”障碍成员。这种照顾经验，将障碍者描绘成一种负担；一旦被视为负担，生命就不会被认为值得，不认为个人协助是值得提供的。
先试著回想生活中那些平凡的日常：吃饭、上厕所、沐浴、睡觉等日常琐事，却是身心障碍者日日上演的挑战。“自立生活”便是使身心障碍者得以掌握、决定自己想过的生活。
1960年代，障碍者自立生活运动崛起，从美国的柏克莱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肢体障碍学生发起，倡议自立生活运动：“如同一般公民权益和妇女运动诉求的哲学观，我们要自主自我的旅程。”从运动过程中，障碍者也将过去被动的“照顾”转变成赋权的“支持”，并开展“个人协助”。障碍者可以决定谁是他的个人助理，亦可决定协助的内容有哪些。
“个人协助”目前在许多国家已被法制化，并成为自立生活服务的主流，目前有个人协助服务的国家有美国、瑞典、挪威、芬兰、日本等；台湾则是在2006年通过CRPD后，2011年在身障法及《身心障碍者个人照顾服务办法》中纳入自立生活支持服务，各县市政府开始提供个人助理服务。
端传媒采访台北、新北市政府社会局身心障碍福利科，目前台北市共有11万7千名身心障碍者，有120人登记使用个人助理，约有100人活跃使用，个人助理人数则约为120，聘雇方式类似“承揽制”；新北市则有17万名身障者，90人登记在案，但仅有60人活跃使用，个人助理人数仅有27人，聘雇方式为“约聘制”。
根据CRPD的第二次国家报告统计指出，从2012年国家正式将自立生活支持服务纳入社会福利预算中，从2016年的2,468万到2020年的6,190万，增长了150%。2015年至2019年，投入服务的个人助理人数自250人增加至372人，成长49%、使用个人助理服务人数自286人增加至592人，成长107%；使用个人助理服务总时数自6万2,585小时增加至13万9,780小时，平均每月每人的使用时数则是从18.2增加到19.7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