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由2014年Erwiana被虐事件开始关注在港移工权益，她有感于Kartika在港被虐事件与Erwiana被虐事件同期发生，受虐情况甚至比Erwiana严重，却因领事馆阻挠而未能得到同样高度的关注，一直希望将Kartika的经历以完整的方式呈现。Kartika情绪至今仍深受影响——对于被虐者而言，想从记忆中抹去沉痛回忆，却同时要透过说出事件争取公义，是一种非常无奈的挣扎，Kartika每一次的自述都伴随着哽咽的泪水与零碎的字句，作者在移工组织者的陪伴下作出有限度的访问，并结合陪伴者的见证、判案书的判辞，重新组织事件。
（谢欣然，自治八楼移工共行委员会（misocom）成员。）
“她家乡的房子不是用水泥盖的，外墙是用木还是竹制成，里面没有灯，很黑，看不到清有什么家具……我记得地下没有铺磁砖，那是泥地，要铺上一张席才能坐下。”忆起第一次到访印尼家务工Kartika的家时，香港外劳事工中心的总干事Cynthia Abdon Tellez如此描述道。
2010年至2012年期间，Kartika被雇主虐待长达两年多，最终施暴者被捕入狱，但Kartika却连欠薪也追讨不成。回到乡下，家里仍旧一贫如洗。感同身受的移民家务工们为她感到不忿，当Cynthia与印尼移工工会主席Sringatin打听到Kartika住处，即亲自到访，说服她展开民事索偿。直到2023年2月10日，距离Kartika遭受虐待逾10年之后，法庭作出判决，宣布Kartika应获赔偿121.86万港元，扣除早前保险公司已存入法庭的35万，雇主须支付86.86万赔偿。
恶梦萦绕的10年里，Kartika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没能接受治疗，身体的伤痕与精神的创伤至今仍令她的生活无法重回正轨。这10多年间，她经历了什么？承受了多少旁人难以想像的痛？她遇到了什么困难，结果要花上这么久的时间才追到赔偿？
雇主扬言杀死其家人
Kartika Puspitasari，来自印尼爪哇岛中部一个偏远乡村。由于父亲早逝，家中没有田地可耕作，困顿之下，2003年她只身离开家乡，到马来西亚当家务工，赚钱供养母亲与弟弟。2010年她回乡结婚，生下女儿不久，丈夫猝然去世，她再次踏上出国打工之路，来到香港。
第一个落脚地点是位于大埔昌运中心的屋子，雇主夫妇年约40，比Kartika稍大。男雇主戴志伟在电器公司当销售员，女雇主区玉珊则是公立医院的助理，两夫妇养育3名小孩，最小的只有2岁。
打工首3个月，雇主虽然有支付工资，但由于中介费索价7个月工资，所以Kartika的工资都用来付中介费，没有分文进帐。
移民家务工被滥收中介费，是长久以来的严重问题。2009年，印尼移工反滥收中介费阵线的调查发现，印尼移工普遍被要求支付1500港元至15000港元不等的中介费用。时至今日，在港移工被超收费用的情况仍然严重。根据外劳事工中心2021年工作报告，有3成求助个案面对被超收费用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待过7年，家务劳动是怎样做的，Kartika已是熟手技工。不过，马来西亚跟香港的法例不同，在那边的移民家务工没有法定假期，也没有统一薪金。来到香港打工时，Kartika对于在港打工的权利亦不了解，没有亲友可以求助。
2010年10月下旬，Kartika在戴家工作了3个多月后，他们由昌运中心搬到大埔太湖花园八座的一个单位。搬到新的住处，雇主警告Kartika不可与外界任何人接触，但没有解释原因。
Kartika没有手提电话，雇主的家中也没安装电话，而雇主亦没有向中介和入境处申报新住址。自搬入新屋后，Kartika便与外界隔绝通讯，恶梦由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