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10年的公义︰被单车链毒打、熨斗烫面，在港被虐移工获赔逾121万元

（谢欣然，自治八楼移工共行委员会（misocom）成员。）

“她家乡的房子不是用水泥盖的，外墙是用木还是竹制成，里面没有灯，很黑，看不到清有什么家具……我记得地下没有铺磁砖，那是泥地，要铺上一张席才能坐下。”忆起第一次到访印尼家务工Kartika的家时，香港外劳事工中心的总干事Cynthia Abdon Tellez如此描述道。

2010年至2012年期间，Kartika被雇主虐待长达两年多，最终施暴者被捕入狱，但Kartika却连欠薪也追讨不成。回到乡下，家里仍旧一贫如洗。感同身受的移民家务工们为她感到不忿，当Cynthia与印尼移工工会主席Sringatin打听到Kartika住处，即亲自到访，说服她展开民事索偿。直到2023年2月10日，距离Kartika遭受虐待逾10年之后，法庭作出判决，宣布Kartika应获赔偿121.86万港元，扣除早前保险公司已存入法庭的35万，雇主须支付86.86万赔偿。

恶梦萦绕的10年里，Kartika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没能接受治疗，身体的伤痕与精神的创伤至今仍令她的生活无法重回正轨。这10多年间，她经历了什么？承受了多少旁人难以想像的痛？她遇到了什么困难，结果要花上这么久的时间才追到赔偿？

雇主扬言杀死其家人

Kartika Puspitasari，来自印尼爪哇岛中部一个偏远乡村。由于父亲早逝，家中没有田地可耕作，困顿之下，2003年她只身离开家乡，到马来西亚当家务工，赚钱供养母亲与弟弟。2010年她回乡结婚，生下女儿不久，丈夫猝然去世，她再次踏上出国打工之路，来到香港。

第一个落脚地点是位于大埔昌运中心的屋子，雇主夫妇年约40，比Kartika稍大。男雇主戴志伟在电器公司当销售员，女雇主区玉珊则是公立医院的助理，两夫妇养育3名小孩，最小的只有2岁。

打工首3个月，雇主虽然有支付工资，但由于中介费索价7个月工资，所以Kartika的工资都用来付中介费，没有分文进帐。

移民家务工被滥收中介费，是长久以来的严重问题。2009年，印尼移工反滥收中介费阵线的调查发现，印尼移工普遍被要求支付1500港元至15000港元不等的中介费用。时至今日，在港移工被超收费用的情况仍然严重。根据外劳事工中心2021年工作报告，有3成求助个案面对被超收费用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待过7年，家务劳动是怎样做的，Kartika已是熟手技工。不过，马来西亚跟香港的法例不同，在那边的移民家务工没有法定假期，也没有统一薪金。来到香港打工时，Kartika对于在港打工的权利亦不了解，没有亲友可以求助。

2010年10月下旬，Kartika在戴家工作了3个多月后，他们由昌运中心搬到大埔太湖花园八座的一个单位。搬到新的住处，雇主警告Kartika不可与外界任何人接触，但没有解释原因。

Kartika没有手提电话，雇主的家中也没安装电话，而雇主亦没有向中介和入境处申报新住址。自搬入新屋后，Kartika便与外界隔绝通讯，恶梦由这里开始。

有一天，Kartika工作出了错，区玉珊忽然暴怒，用衣架大力拍打Kartika的后脑，继而换上平底鞋作武器，打得她后脑红肿流血。到了晚上，雇主睡觉之前，用索带绑住Kartika的手脚，将她绑在坐厕上。

雇主一家不再和她说话，只有在要求她做家务时才会剪开索带，清洁完成后，复又将她绑起，有时会绑在厨房的椅子上。Kartika回忆道，不知何故，区玉珊回家的时候通常都很愤怒，一回来就会打她。初时只有区玉珊施暴，后来，在区的怂恿下，戴志伟也加入虐打。

第一次被打时，Kartika大声喊叫救命，区玉珊立即恐吓道，如果她再叫或尝试逃走，就会杀死她，甚至扬言会杀死她在印尼的家人。

后来，法医的纪录显示，Kartika身上留有45处的新旧疤痕。法庭判决书上详细罗列了伤痕的来源：戴志伟用一条长达两呎半的单车链抽打Kartika的背部，留下长长的疤；区玉珊也用单车链打她的嘴，导致一只门牙崩掉，她的后脑和左后背亦受到伤害；当Kartika用熨斗烫完衣物后，区玉珊用熨斗压在她的右边脸和右手手肘上，令她右边脸挂上一道三角形的疤痕，右手手肘的疤痕则是啡色而阔大的；区玉珊无故将Kartika的头撞向水龙头，令她的鼻梁流血且留下疤痕……法医报告指，Kartika的手臂、手腕、小腿、脚踝，都有平行线状的疤痕，疤痕有新有旧，显示被绑次数之多。

太湖花园八座的保安张先生作供时指出，最后一次见到Kartika时，她的头发很短，衣不称身。Kartika受访时说，雇主将她所有衣服都丢掉，在家只让她穿超级市场的垃圾胶袋，外出时则穿小孩的衣服。有两次，雇主以她有头虱为由，将她的头发剪至极短。对于身为穆斯林的她，剪去头发、衣不蔽体是极受侮辱的对待。

她经常吃不饱，有时两三天才吃一次东西，都是区玉珊由医院拿回来的冻粥。当她提出想喝水时，区有时会将她的头按进坐厕，要她喝厕所水。同屋有3个小孩，父母不让他们跟Kartika说话，小孩自己在一旁玩耍，Kartika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只记得，小孩有时会望着被绑的她露出奇怪的笑意。长时间看着家中有人被绑被虐打，到底在小孩脑海里形成怎样的价值观，无人知晓。事件揭发后，3名小孩交由社会福利署代为照顾。

Kartika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2012年6月雇主一家去泰国旅行。离家前，雇主将Kartika绑在厨房的椅子上，让她穿上纸尿片，没有留下食物和水。屋里的音响开得大声，Kartika直觉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她只能保持沉默，想着如何生存下去。5天过去，雇主一家回来了，第一件事是灌Kartika饮下大樽可乐，让她在短时间内摄取大量的糖份和水份，然后要她清洁地下。不过，她5天没吃没喝，没有力站起来都，但雇主使劲打她，她不得不撑着动起来。

10月9日，雇主带一对子女去上学，仅留下Kartika和年纪最小的女儿，她终于鼓起勇气逃走出来。在路上，她向遇到的同乡求救，同乡教她坐车到领事馆。在领事馆职员陪同下，Kartika到警署报案，翌日，两名雇主被捕。

长达两年的被虐生活终告结束，但是伤口愈合需时。初次访问Kartika，是2015年她来港作身体检查以重新申请法律援助的时间。当时距离受虐事件已有3年，提起被虐待的经历，她眼泪还是流个不停，在旁陪伴和翻译的亚洲移居人士联盟主席Eni Lestari，不断鼓励、安抚Kartika，她才能够慢慢的将经历说出。她说，一开始回想那段经历时，很容易愤怒，后来才慢慢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觉得一定要将经历说出来，为自己争取公义。

雇主入狱 ，追讨欠薪败诉

律政司向雇主戴志伟和区玉珊作出8项控罪，包括袭击他人致造成身体伤害、有意图而伤人、非法禁锢等。两人全数否认所有控罪，不承认曾对Kartika作出袭击或禁锢。区玉珊辩称，Kartika的伤势是自残造成，因担心她伤害自己，才以索带绑着她。然而，法医指出，Kartika的伤痕有的位于自己触碰不到的位置，而形状大小亦不一，伤势由自残造成的机会很低。

2013年9月18日，在湾仔区域法院法庭上，法官苏惠德裁定戴志伟1项有意图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罪，和1项袭击他人致造成身体伤害罪罪名成立，区玉珊两项袭击他人造成身体伤害罪、2项有意图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罪、1项伤人罪和1项有意图而伤人罪罪名成立；两人共同面对的1项非法禁锢罪则罪名不成立。戴志伟被判监3年3个月，区玉珊被判监5年半，两人即时入狱。

对于Kartika指两年期间一直没收到薪金，法官苏惠德并不信纳。他认为，Kartika来港是为了改善家人在印尼的生活，难以理解为何她一直没有收到薪金而默默承受两年多；尽管雇主的供词有值得怀疑之处，但法官对Kartika的说法有所保留。

就着Kartika的口供，劳工处向女雇主区玉珊发出的24张传票，指她由2010年7月至2012年7月间，没有向Kartika支付每月3580元薪金，连同有薪年假、遣遗散费等涉款共85920元。当案件在劳资审裁处审讯时，裁判官何俊尧与区域法院法官苏惠德持相同看法。

2014年5月22日，Kartika追讨欠薪的案件在劳资审裁处判决。裁判官何俊尧认为，Kartika来港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竟能忍受两年无薪工作，是匪夷所思。即使雇主夫妻的证词互相矛盾，尤其是女雇主区玉珊作供不尽不实，但裁判官认为案件有疑点，女雇主最终获判无罪，只须支付假期薪金、机票等约5000元。

为Erwiana争取公义及捍卫外佣权益委员会（J4EMDW）随后在印尼领事馆外发起示威， 要求协助Kartika的领事馆正视案件。发言人Sring批评，裁判官的质疑，是漠视外佣的处境，没有考虑到事件对Kartika造成的创伤，亦不理解一个人为保住工作而被逼忍耐的绝望。

不过，在劳资审裁处的案件结束后，印尼领事馆并没有再为Kartika上诉，很快便安排她离港。一切都令知悉事件的移民家务工团体感到愕然，尤其是，当时（2014年）印尼家务工Erwiana被雇主虐待事件正在社会间引起热烈讨论，移民家务工的权利在香港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后来，当Kartika离开领事馆回乡，她终于觉得和领事馆的关系告一段落，才向前来探访、协助她争取权益的Cynthia和Sring道出在领事馆的经历。

“领事馆叫Kartika不要那么贪心，她说不想做个贪心的人，所以就没有再追讨赔偿了。”Cynthia覆述道。

居领事馆期间被噤声

事情要回到2012年说起。

2012年9月，Kartika被虐事件揭发后，移民家务工组织者纷纷打听她的消息，想为她提供协助。几经转折，组织者取得Kartika的联络方法，但却很难见上一面。自从离开雇主家中，Kartika便一直待在印尼领事馆里，馆方对她严加看管，每天只有午饭时间可以外出。Kartika很少与外界接触，鲜有接受媒体采访。

领事馆试图大事化小，阻止移工发声的操作，后来也发生在另一位遭受雇主虐待的印尼移工Erwiana身上。2014年Erwiana由印尼来港作证时，一直协助她的移工团体本已为她安排好住宿和行程，领事馆却要求Erwiana必须住进领事馆，即使Erwiana拒绝，警方仍以安全为理由要求她听从领事馆安排。幸好，Erwiana坚持到移工团体的住处，警方才不得不放行。

而对Kartika，领事馆更特别要求她不要和移工组织的人联系，不要向外面的人求助，这点令她感到很困扰。由于住在领事馆里，Kartika不敢反抗，害怕反抗会惹来恶意对待。

2014年初，在Cynthia、Eni、Sring这些组织者的牵线下，Erwiana与Kartika在电话联络上，她鼓励Kartika站出来，为自己争取权益。到了2月，Kartika终于愿意与组织者见面。

趁着午饭的时间，Kartika前往外劳事工中心位于中环的办公室。Eni向Kartika解释她作为移民家务工的权益，鼓励她申请法律援助追讨赔偿，Kartika思考了一段时间才接受。由位于铜锣湾的印尼领事馆到中环，来回的交通花了不少时间，她们每次见面大概只有20分钟左右，而填写法援申请表颇为费时，他们要多见几次才完成。有一次，正当他们在外劳事工中心填表，领事馆人员见Kartika不在附近，竟致电查问她的位置，Kartika只好说自己去了远一点的公园。Cynthia说起填申请表的过程时，仍然记得那时有多紧张。

在这场与时间的竞赛里，移工组织者们常常占下风。

尽管法援申请表已经填好，但递交申请表时，须附上身份证、医生纸等文件，这些文件通通都不在Kartika手上，而是被领事馆保留着。Cynthia最记得一个场面，她们到法律援助署会面时，Kartika只拿得出一张身份证的副本，奇怪的是，那身份证上写的是中文姓名。细看才发现，那竟是女雇主的身份证副本。直到2015年领事馆换了人，移工组织者才可以从领事馆手上取回两大箱文件。可是，早在2014年劳资审裁处的案件结束后，Kartika就被安排回了印尼，法援的申请也失败了。

回到印尼，Kartika与众组织者失去了联络，然而组织者们并未放弃。

2014年初春，Cynthia与Sring到访印尼探望Erwiana，与她讨论来港追讨的事。一名曾在香港打工的印尼移工协会（ATKI）成员告诉他们，自己与Kartika是邻居，知道她的住处。于是，与Erwiana见面后，一行人便联络Kartika相约见面。

Kartika的家位于偏远的乡村，Cynthia说，带路的人一开始说车程大概两小时，但是3小时之后她们仍未到达，7小时过后，她们才见到接应的人，然后还再走多一段路，才到Kartika的家。

当时Erwiana也有同行，组织者们为了训练她处理个案的能力，便着她为Kartika填写法援申请表。Kartika不无困惑地问道，“你们真的可以帮我吗？”Erwiana安慰她说，“是的，我们会帮你，但你要有耐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到有同样遭遇的人都选择了站出来，又想到，现在自己与领事馆的关系已完结，Kartika才终于下定决心展开民事索偿，取回自己应得的赔偿。

获判赔逾百万元，惟雇主失踪

由于远离大城市，到医院看精神科医生动辄花上12小时，加上家境贫困，Kartika回乡后一直没接受精神科、心理科治疗，情绪问题、身上的伤痕都成了无法痊愈的后遗症。 后遗症不但影响她的身体，也影响她与家人的关系。

回乡后，她结识了一位同情她遭遇的男子，二人期后结婚，并移居到苏门答腊岛，生下两个小孩。丈夫对Kartika非常体谅，她在睡梦中吓醒时，丈夫会温柔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安慰她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用担心。但是，小孩和婆婆却未能如丈夫般体谅她。有时，婆媳关系会因Kartika的情绪问题变得紧张，小孩看到她不开心时，也不敢接近她。充满创伤的回忆令她失去自信，无法像常人一样在外找工作。幸好有丈夫的介绍，她才到了丈夫所在的公司担任接待员。

在多方协助下，Kartika再次申请法律援助并终于成功，代表Kartika的律师于2016年正式入禀法庭，追讨人身伤害赔偿。申索的过程遇上重重困难，法庭原本安排Kartika于2020年来港作供，因疫情关系，Kartika无法入境，聆讯一再押后。直到2022年，香港入境政策放宽，Kartika才得以来港。然而，机票、住宿等费用对她而言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当时，她的月薪兑作港币仅800多元。为了申请来港签证，她须由苏门答腊远走到雅加达，公司无法接受她长时间离开岗位，惟有将她解雇。幸而在香港有不少人支持她，人们集腋成裘，才为她筹到足够的旅费。

就后遗症带来的痛苦、影响工作能力与及将来的医疗费用等6个范畴，Kartika提出约128万元索偿。经协商下，保险公司同意先赔偿35万元并将钱存入法庭，Kartika续向两名雇主申索约93万元。

2022年10月6日，Kartika到湾仔区域法院出庭作供，让聆案官亲自听取她的口供，检视她的伤势。距离那段被虐待的日子已有10年，她还是会经常发恶梦，被虐打的回忆不时闪现，令她情绪不稳。她身上的疤痕并没有完全消失，左耳、左手和肚皮的伤口仍会感到痕痒痛楚，左耳的疤痕变得更大了。精神科医生判断她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巨大的创伤导致的精神问题不可能痊愈，将来的生活将会持续受影响。

Kartika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不幸，Cynthia指出，移民家务工的制度问题令他们处于非常脆弱的处境。长久以来，移工团体提出要废除强制同住条例，让移工与雇主有协商的空间，以决定移工是在雇主家中居住还是在外自行租屋住。现时的强制同住安排，令移工处于孤立的状态，即使面对剥削，也很难向外求助。

而由Kartika的经历亦可见，移工遇上困难时缺乏支援，本应负责照顾他们安全的领事馆、中介提供的协助远不足够，在Kartika寻求公义的路上，很大部份是靠民间团体、同乡和公众的支援。

等待本身就是一件很难挨的事，Cynthia所在的外劳事工中心经常接到移工求助的个案，当移工有劳审处或刑事个案进行中，入境处往往不会批发工作签证，没有收入和容身之所，长时间的等待令不少移工都选择放弃追讨。在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受害者远不止于Kartika和Erwiana，但是，可以挨过重重难关成功追讨赔偿的，却寥寥可数。

2023年2月10日下午，法庭宣布判决结果后，组织者Eni第一时间致电身处印尼苏门答腊的Kartika。在视像通话的画面里，Kartika神情紧张，一边听Eni读出各项申索获得的判决，一边点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时紧抿嘴唇。直到Eni读完了，问Kartika有什么感受，她终于露出笑容，眼泪一下子直流，只来得及用手拭擦。

Kartika说，她开心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很多谢朋友们、律师们的支持，希望收到赔偿后可能尽快接受治疗。她亦希望改善一家的生活，现时一家五口居住在丈夫公司提供的宿舍，环境并不理想，她想为孩子们盖一间屋，自己也会尝试做些小生意帮补家计。组织者Sring补充道，Kartika等这判决已经等了很久，现在她的心终于可以安定下来。

在区域法院外，一直协助Kartika的亚洲移居人士联盟、外劳事工中心的代表举行记者发布会，Eni宣布Kartika获判总共121.86万港元的赔偿，扣除早前保险公司已存入给法庭的35万港元，两名雇主须支付86.86万港元。这是Kartika的胜利，也是所有移民家务工的胜利。不过雇主在后期的聆讯一直缺席，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赔偿，这方面会继续为Kartika寻求律师协助。

外劳事工中心的代表Esther指出，他们欢迎法庭的判决，“但是10年真的太久了”，希望香港政府可以为移民家务工提供更快更有效的协助，令他们有可能寻求公义。如果制度一直不改变，当移工被解除雇佣关系后两星期找不到新的雇主便须离开香港，那么大部分移工都将无法应付旷日持久的申索过程。Eni补充说，追讨的困难如此高，变相是鼓励雇主，让他们接收到错误的讯息，以为即使虐待移工也不必负责。

Kartika获判赔偿100多万港元，大概是香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移工索偿金额，当被记者问到这金额是否能够反映政府对移工的态度，Sring回应道，Kartika的伤害已造成，多少的金额都无法完全弥补她的伤痕，香港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移工的工作待遇，杜绝这类悲剧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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