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松，中国社会观察者
在这次“白纸抗议”中，参与者除了高校学生，不难看到在很多城市中，市民也是抗议的主力。他们是谁？一种来自亲体制意见领袖的阴谋论认为，“本地人”都是只想好好过日子的，参加抗议的都是“受境外势力操纵的‘殖人’”（甘愿中国成为殖民地的人），他们不说本地方言而说普通话（甚至还带有“港台口音”）就是一种明证，至少在广州、成都都有类似言论流传。
而在去年5月成都第四十九中学生坠亡事件中，类似的“抓汉奸”话术其实就已经出现。把这种阴谋论放置在中国互联网上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地域刻板印象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侧面。
“后清”的旗人社会
大城市原住民子弟如果愿意，找一个本地的低端“皇粮”工作并不太困难，再加上家里原本就相对充裕的不动产资产，这些人仍然可以过一种与之前差异不大的、寄生于帝国体制之上的生活。
在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流传多年的比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后清”。不同的人使用这个比喻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本文作者倾向于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使用它。
有清一代，旗人依靠祖先“从龙入关”的功业，成为世袭的终身皇粮阶级，他们不仅在血缘上是封闭的，甚至在生活空间（满城）上都是封闭的。这很容易令人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院子弟（干部子弟，尤其是党政系统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子弟，俗称太子党、红二代、红三代），他们同样出生自建立了政权的“功臣”群体，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血缘上相对封闭，有稳固的共同体意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他们能世袭父辈的工作，但实际上他们可以这么做——文化大革命初期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北京的一群大院子弟组建红卫兵来捍卫自己“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特权，他们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红卫兵”，薄熙来就是这个群体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