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纸抗议”中的地域想象：只有“外地人”才会上街？

杨云松，中国社会观察者

在这次“白纸抗议”中，参与者除了高校学生，不难看到在很多城市中，市民也是抗议的主力。他们是谁？一种来自亲体制意见领袖的阴谋论认为，“本地人”都是只想好好过日子的，参加抗议的都是“受境外势力操纵的‘殖人’”（甘愿中国成为殖民地的人），他们不说本地方言而说普通话（甚至还带有“港台口音”）就是一种明证，至少在广州、成都都有类似言论流传。

而在去年5月成都第四十九中学生坠亡事件中，类似的“抓汉奸”话术其实就已经出现。把这种阴谋论放置在中国互联网上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地域刻板印象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侧面。

“后清”的旗人社会

大城市原住民子弟如果愿意，找一个本地的低端“皇粮”工作并不太困难，再加上家里原本就相对充裕的不动产资产，这些人仍然可以过一种与之前差异不大的、寄生于帝国体制之上的生活。

在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流传多年的比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后清”。不同的人使用这个比喻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本文作者倾向于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使用它。

有清一代，旗人依靠祖先“从龙入关”的功业，成为世袭的终身皇粮阶级，他们不仅在血缘上是封闭的，甚至在生活空间（满城）上都是封闭的。这很容易令人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院子弟（干部子弟，尤其是党政系统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子弟，俗称太子党、红二代、红三代），他们同样出生自建立了政权的“功臣”群体，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血缘上相对封闭，有稳固的共同体意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他们能世袭父辈的工作，但实际上他们可以这么做——文化大革命初期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北京的一群大院子弟组建红卫兵来捍卫自己“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特权，他们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红卫兵”，薄熙来就是这个群体的重要代表。

而实际上他们有点多虑了，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这种特权的确都被保留了下来（甚至一些父辈被打倒的子弟都可以得到荫庇），文革期间大院子弟们普遍可以从军（正如同旗人一样），文革后选择则更加多元化，既可以从军从政进国企，也可以“下海”利用家里的人脉资源成为“红顶商人”。

城市里除了红色“旗人”（大院子弟以及他们的干部父辈）外，也存在一个类似清朝的“包衣”的阶层，那就是各种机关以及官办工厂里的工人/职工。他们的出身相对多元，有些在1949年前已经在城市中工作，有些则是1949年后通过“招工”进入这一队伍的。他们的工作理论上也是终身制的，但工资待遇远远低于干部，而且他们的社会资本也比干部少得多——虽然从名义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工人应当居于领导地位。

改革开放前，红色旗人和包衣都是“有粮本的人”，他们构成了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共同形成了一种与“交皇粮的人”也就是农村公社社员相对应的“城里人认同”。但是，干部子弟和职工子弟的认同又有显著的区别，他们之间不仅很少通婚，而且在语言文化上，职工阶层一般来说更“本地”，干部子弟则“五湖四海”（当然反例总是存在的，例如西部三线建设中的职工阶层往往来自东北和上海，也具有“五湖四海”属性），后者的“本地认同”要弱得多——例如，出身大院的薄熙来显然不可能说大张伟那种北京南城本地人的方言。

但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情况。私营经济被容许，加上一般民众重新获得迁徙权，大城市里的私营经济从业者，不但有从生产队返回城里的“知识青年”，还有不少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的人，广东人所谓的“外来妹”、“打工仔”就被用来代指他们。

这一时期的干部子弟往往已经传到了第三代，他们已经比较本土化。干部子弟、职工子弟，以及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产生的近郊农村拆迁户一起，构成了改革开放后与“外地人”对立的“本地人”。

在大陆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说法中，往往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大）城市本地人一般热爱生活，在工作上野心不大，“北京的互联网公司不招北京人”一度还引起争议。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些刻板印象有一定道理。虽然有了私有制，但公有制下的皇粮工作并未被废除，大城市原住民子弟如果愿意，找一个本地的低端皇粮工作并不太困难，再加上家里原本就相对充裕的不动产资产，这些人仍然可以过一种与之前差异不大的、寄生于帝国体制之上的生活，他们自然也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亲建制的“本地人保守主义”价值观。更进一步地说，由于大陆仍然存在户籍制度，而且越大的城市户籍准入就越难（最极端的就是北京，为了控制人口规模不惜“清理低端人口”），这类“本地人保守主义”还可以实现代际传递，以讲不讲本地方言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判断标准。

“业主”的消亡——外地人的贫困化与散沙化

最近十年，在社会舆论中，具有一定权利意识、乃至组织度的“业主”一词似乎正在退场，白领群体好像正在变得贫困化、散沙化。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城市外地人”对于自己的“他者化”并非无动于衷。外地人如果粗略地分为农民工和白领两个群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总体而言对“成为大城市人”比较没有信心，他们的目标一般是攒够钱回老家村庄或小城镇生活；白领阶层一般会有“留在大城市”的心理预期。

总体而言，进入社会越早的白领面对的是一个房价相对越低的市场，也就越容易在大城市中定居。他们在大城市中构建自身认同的策略，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宏观层面，自称为“新北京/上海/广州人”（深圳本地人社会规模太小，干脆说“来了就是深圳人”），强调文化上的一面；另一种则是在微观层面，在自己买房的小区里构建“业主”认同，更多地关乎具体利益。

中国大城市的扩张之路可以说相当粗犷。很多小区有规模过大、配套设置不足的问题（例如北京的天通苑、广州的“华南八大金刚”），迫使业主不得不自筹经费、自我管理——而这类小区的业主又往往是第一代定居大城市的外地人。2007年的《物权法》更是给了业主的行动以一定的“合法性”，各个城市一度都有业主与地产商、物业公司“斗法”的新闻。

在十几年前的一些城市里，一度被认为温驯的白领业主们屡屡发起“散步”（游行示威的委婉说法，同时也被称作“邻避运动”），对即将建设在小区附近的道路桥梁、大型工厂可能带来的污染问题进行抗议——这种抗议既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财产的市场估值——其中一些案例还成功迫使项目中止。

原本母语和文化认同各异的新移民们，以小区的论坛、聊天软件通讯群组等手段协调行动，一些热心公益、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业主也就成为了小区里的KOL。他们的高光时刻，就是2011年各地出现的一批参加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独立候选人。事实上，文革结束后，几乎每届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都有人试图独立参选——无论是“西单民主墙”还是八六学潮，都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有关系——但即便基层人大的权力极小，这些候选人也通常不会通过资格审查。在过去，独立参选人往往是高校学生、学者、民运人士等，但在2011年，候选人队伍里不乏梁树新这种因为代表居民小区赶走垃圾焚烧厂而出名的“明星业主”，并不令人意外的，他在竞选开始前就没有通过资格审查。

当然了，十八大后，农村里的村委会和城市里的业委会都被体制重新加强了控制力度，与之配套的是互联网上愈发严厉的言论管治，以及各层级大幅强化的维稳力量。更何况，由于房价的日益上升，“外地人业主”这个群体正在逐渐走向青黄不接——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外，能在大城市买房的青年白领往往是依靠本身是次级城市皇粮阶层的父母的财政支援才能承担首付，而这个群体规模正在越来越小，而且本身就受到那种“本地人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只是他们的“本地”未见得投向目前所居住的城市罢了。

在这多个因素的影响之下，最近十年，在社会舆论中，具有一定权利意识、乃至组织度的“业主”一词似乎正在退场，白领群体好像正在变得贫困化、散沙化。

没有什么比共同的苦难记忆更能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了——尤其是对于那种本来就没有本地人际关系网络的外地人而言。

但疫情带来了阴差阳错的后果。过去三年，官办居委会经常指挥物业公司执行过于严苛的隔离政策，带来的业主与居委会干部/物业工作人员的矛盾远远比十几年前的邻避运动时激烈得多（想想看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工作人员声称要以儿子为“软肋”要挟居民激起了多大的愤怒）；但是，也恰好是由于隔离政策的需要，住户们（不一定是业主）被迫按照小区、楼宇、单元组建了通讯群组。群组最初是为了分享政策动态、组织团购生活物资、互相照应解决一些紧急需求等，但随着隔离政策的长期化，群组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住户们发泄对防疫政策不满的公共平台。

没有什么比共同的苦难记忆更能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了——尤其是对于那种本来就没有本地人际关系网络的外地人而言。也许一个租房居住的上海外地人此前从没见过住在隔壁的另一个租户，但他们都会记得2022年4月一起把微信头像换成房间号，彼此调剂食物储备的经历。在那之后，他们不但会在电梯里遇到时打招呼，甚至可能成为持续多年的朋友。大多数城市的封城经验没有上海那么极端，但类似的剧情在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在11月11日国务院公布二十条防疫新政后，住户们更是拿到了“尚方宝剑”，以它为依据反抗封控政策，甚至出现相当多的群体性事件。

这些群体性事件虽然没有像“白纸抗议”那样喊出带有政治性的口号，但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白纸抗议”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的白领阶层（当然也有很多其他阶层人士参与）重建了一种既关乎阶层，也关乎地域的认同感，以及与之对应的组织能力（虽然相当初级），并且为进一步参与到更“激烈”的行动中进行了思想上的铺垫。为什么乌鲁木齐火灾引发的抗议除了在高校之外，在上海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这就是“四月之声”在上海人心中刻下的记忆被“延迟播放”的效果。

“本地人保守主义”与“外地敌对势力”的冲突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大概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为未来的发展形成新的可能性。

本文并无意认为抗议者和反抗议者之间有绝对的“本地/外地”矛盾，但至少有相当多的反抗议者打起了“抗议者是外地人，与境外敌对势力有勾连”的旗号。例如在广州，就有一些流传在民间的视频里有人在围观“白纸抗议”（参与者较多地使用普通话）时用粤语说“广州人怎么会要自由呢？广州人只想喝早茶”；在成都也有本地博主说“成都人如果悼念死者怎么会举蜡烛呢，那肯定要打麻将”，并进一步怀疑“参与者说话有港台口音，大概是香港废青/台湾间谍”。在广州，这甚至演化到了部分民间人士在网上打出“广州人讲广州话，听唔明就返乡下”的口号。

不难看出，这些自称“本地人”的博主，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真正的本地人”喜欢吃喝玩乐，是非政治化的，不可能参与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第二，参与抗议的不仅不是本地人，甚至有可能连大陆人都不是；第三，保护本地语言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反间谍”意义。

我们很难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这些阴谋论，本文作者倾向于相信他们在这种言论中并不“真诚”，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类论点，是因为自己作为本地皇粮/食利阶层，至少在经济层面上较少受到防疫封控政策的冲击，甚至可能得益（例如可以凭借户籍优势从事一些防疫相关的工作）；同时，长期的意识形态教化让他们本能地推测，在本地发生反政府示威，如果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是不体面的；另外，在这些人的“本地人保守主义”中，“无条件排斥外地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防疫政策的骤然转向，至少暂时性地让这种潜在的阶级/地域矛盾变得不再突出，一些官媒和意见领袖也开始借着恢复交通、为基层人员提供一定便利来营造“北京/上海/广州其实一直就是这么开放包容”的舆论氛围。然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大概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为未来的发展形成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