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船遥晃了24小时，即将抵达台湾的夜晚，从海上远望高雄港的15岁少年翁明志，看著霓红灯闪烁的港湾，只觉自己似乎从“黑暗”朝著光明而去，忍不住惊叹：“天啊，这是天堂啊！”
虽与台湾人民拥有相同的国籍，在同个中央政府治下，效忠一样的政权，但1973年翁明志初访台湾的这一年，“宝岛”灯如白昼，他自己的故乡却夜不见光。
翁明志是金门县金宁乡盘山村人。金宁乡旧称古宁头，即1949年共军抢滩攻岸之所，而这场“古宁头战役”指引这座距厦门最近只有1,800公尺，与台湾直线距离却有200公里岛屿的命运，日后金门宛如“中华民国”的盾牌一样，抵挡来自共军的五次砲战攻击，获有“亚洲的西柏林”的反共前哨标记。其中一次长达44天的重大砲击，即是发生于1958年的八二三砲战，翁明志便是生于这一年。
这个在砲弹攻击下存活的婴孩，整个童年就在共军的“单打双不打”下度过——直到中美建交才结束。金门人的生命一直受到外在战争威胁，但砲弹可躲，因为战事而形成的制度却是近身逼人，甚至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形成无所不在的约束与限制。
像是，人们从这个村落到那个村庄，必须申请通行证，而且要喊出通关口令，否则会被视为匪谍，而这通关密语常是问题，例如前《金门日报》总编辑林怡种曾写下这个例子：
“谁？”
“王大明。”
“做什么？”
“捉老鼠。”
“带什么？”
“带花猫！”
金门人生活宛如黑色喜剧，曾有农人的耕牛忘了带回，撤动高梁秆被军方当成“水匪”，直问三次口令又不见回，瞄准开枪，到了日白，才发现来匪是只不知口令的大黄牛。
又或是想要打篮球，或任何可能会浮在海面的浮具（包含乒乓球），也是得登记申请，以免这颗篮球成为匪谍进出的工具。更不用说为了防止共军袭击而实施宵禁：家户灯火都必须用黑布照住，不能透出一点光。
台湾政治杂志《新新闻》曾描述金门、马祖地区，是“一个属于军人的国度”。在这个国度，没有县议会，军人当县长，军方控制媒体，电话不能与台湾相通，无法自由往来，不能拥有收音机与照相机，交通更是备受限制，连民航机都没有，而“台湾与金马往返同意书”则成为同属中华民国领土却如切分国界那般、管制人民进出金马的奇妙存在。
战地政务实验，金门成戒严中的戒严
在学校的思想教育下，金门子弟皆有此认知：生活上受到的限制与牺牲是必要的，都是为了保护国家。
翁明志生来就习惯这一切。在学校的思想教育下，金门子弟皆有此认知：生活上受到的限制与牺牲是必要的，都是为了保护国家，他们接收到的资讯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水深火热”，因此自觉：就算是金门处在“黑暗的世界”，也是比对岸还要“光明”。
缺乏天然资源的金门，物资仰赖台湾的配送，人民也不断被告知：台湾是个宝岛。八二三砲战那年，许多金门人都疏散到“后方”，甫出生的翁明志本也有机会跟母亲的家人一样到台湾生活成长，却因为父亲当时被军方强行带到料罗湾抢滩支援任务，只好留了下来。
直到翁明志15岁时，为了参加全国高中联考，与同学前往台湾赴考，这一去，先是高雄港的灯开了他的眼，再是路边的公共电话被他们这几个金门少年占著不放——原来打电话可以不用先拨通“西康一号”，由它转接？翁明志习惯的、充满限制的世界，因为这些物事而一砖一砖被敲破；在台湾升学的他，又乘上台湾党外运动风潮，思想产生转变，开始感知到金门的“例外状态”，是因为“战地任务”所致。
战地政务的概念，起于清末革命之期，当时孙文提出中国必须经过军政、训政，才能进入宪政，而蒋介石则借此合理化在台湾的威权统治——1949年夏，国共和谈破裂，同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为“确保台湾之安定，俾能有助于戡乱工作的最后成功”，于是布告自5月20日起，全台戒严。所谓的戒严，即是国家处于对外战争、内部叛乱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全与政治稳定的特殊时期所采取之紧急措施。
而隶属福建省的金门、连江（马祖）是唯二不属于台湾省管辖的岛，也是福建省难得未遭“沦陷”的地区，但为了去除共产党的恐怖破坏，蒋介石决定在这金马地区实行比戒严更进一步的特殊体制——即是1956年实施的“战地政务实验”。这个制度，使得金马地区比起台湾所受的“戒严”，更为“戒严”，是对人民行军事治理。